非虛構先驅沃爾夫去世，那麼到底什麼是非虛構？
美國當地時間5月14日，湯姆·沃爾夫（Tom Wolfe）在曼哈頓去世，享年88歲。這個名字也許在國內，即便是對於新聞傳播學科來說，依然有點陌生。作為新新聞主義的代表，沃爾夫鮮明的個人特色，開創性的表達方式，以及對於中外新聞實踐中「非虛構寫作」的重要影響，都具有開拓性的意義。「非虛構寫作」屬於文學新聞，而文學新聞是一個包括報告文學、敘事新聞、新新聞主義、非虛構在內的龐雜文本門類。它比常規新聞更強調文學性，且更易於通過具體經驗的傳遞與主流文化形成張力。在國內，《南方周末》特稿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化媒體文本創新的一個有價值案例。當下新技術和可視化帶來了文學新聞的數字化復興。
湯姆·沃爾夫（Tom Wolfe）
文學新聞與常規新聞之別
長期以來，文學新聞（literary journalism）是一個含混不清的龐雜領域。按照國際文學新聞研究會（IALJS）的定義，文學新聞或報告文學，不是「關於文學的新聞」而是「作為文學的新聞」（journalism that is literature，或者journalism as literature）。這一門類在世界範圍內包括報告文學（literary reportage）、敘事新聞（narrative journalism）、創意非虛構（creative non-fiction）、新新聞主義（the New Journalism）、文學非虛構（literary non-fiction）和敘事非虛構（narrative non-fiction）——IALJS甚至專門列出了文學新聞的葡萄牙語（Jornalismo Literário）和西班牙語（el periodismo literario），以及報告文學的漢語拼音（Bao Gao Wen Xue）。
由此可見，文學新聞指的並不是通常意義上新聞報道的文采，而是一種以文學的方式駕馭現實題材的特殊文本，這背後是一系列關於如何呈現有關現實的事實性信息的理念和原則。可以說，「『文學』是一個描述符號、一個強大的形容詞，表達的是作家可以從場景、角色發展、情節、對話、象徵等多方面使用變化多端的元素，這些元素往往超出了一般新聞的慣例」；「『新聞』則是這個概念同樣重要的第二個術語，這兩個術語共同構成了一個強烈的特殊定義：文學新聞是一種非常規的寫作形式，它遵循常規新聞報道和表達真相的所有慣例，同時採用更常見的與修辭有關的敘事技巧。總之，新聞就像文學一樣」。
儘管不同國家的文學新聞有著不同的文化歷史源流，但也共享一些基本的價值取向。與虛構寫作不同，文學新聞首先是其新聞性或曰事實性，是「以記者自身的實際經驗為基礎親身講述的故事」，「記者應當進行一手觀察」、「記者應當在場」。文學新聞是用文學武器來講述真相的「現實的戲劇」， 當然其價值不止於此，而「在於公民生活核心的道德和政治追求」，「人文興趣則是其不變的持久吸引力的來源」。 移情和同理心是文學新聞的基本特徵，但並不是以煽情主義來故意模糊事實性、激起讀者的情緒。
被視為澳大利亞文學新聞最早代表人物的約翰·斯坦利·詹姆斯對1870年代墨爾本的醫院、慈善庇護所、瘋人院等城市下層社會的精確觀察，不僅在價值取向上體現了對反覆的經濟危機和日趨顯著的社會不平等驅動的貧富緊張關係的洞察和人道主義關懷，而且他以筆名「流浪漢」進行了大量的暗訪，「從大多數人看不到的角度來考察墨爾本的社會生活和公共機構」。他的描寫「生動、詳細、準確」，「作為敘述者，通常以第一人稱寫作，為被邊緣化和被壓迫的人提供支持」，「用沉浸式的新聞技巧代表了墨爾本社會中那些底層階層，而非來自上層社會對窮人的恐懼、憐憫或蔑視」，「總是以同情和幽默的方式來描述邊緣生活」。除了記者身份，詹姆斯同時也是一名詩人和劇作家，他的新聞文本充滿顯而易見的文學技巧——場景描寫，使用對話和描述，創造強烈的個人風格以活躍他的寫作並帶入觀點，「表現了講故事的精湛技藝」。挪威現代文學新聞先驅阿斯蒙德 ?奧維森 ?文傑、克里斯蒂安 ?克羅格、克努特 ?漢姆森在1880年代進行了大量旅行報告文學寫作，強調報告文學必須是真實的，不能是內心的和幻想的，「報道必須由目擊者撰寫」，「予真實事件以文學結構」，是「文學新聞的早期例子，以獨特的第一人稱敘述者展開的幽默、觀察和敘事」，「在複雜的基於觀察的報道中使用文學技巧，與上世紀60年代新新聞傳統的作者完全一樣」。美國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的創意寫作課程也被認為對文學新聞影響深遠，著有《越過一山又是一山》、《歲月如歌》的普利策獎和美國國家圖書獎獲得者特雷西 ?基德爾是1970年代進入該工作坊的第一位非虛構作家，他「將真實事件塑造成小說敘事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該課程主導性審美取向之一的文學現實主義，一直延續至今。
那麼，文學新聞和一般意義上的傳統新聞或常規新聞有何不同？以非虛構作品《雨季：小杜瓦利埃之後的海地》（1989）和《再見Fred Voodoo：海地來信》（2013）著稱的作家、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教授艾米 ?威倫茨曾在2014年IALJS年會主題演講中坦陳，她從來就只想成為一名「文學記者（literary journalist）」而非記者。因為她並不熱衷在一般意義上報道新聞：常規新聞報道隨事件實時展開，「新聞被寫下了，但不是被寫作的，因而不是文學」，而她感興趣的是「記憶和寫作、敘事和角色、對現實之粗糲和細膩之美進行恰如其分的觀察」。當然，正是那些新聞的基本元素使文學新聞有別於虛構作品，然而記憶和時間為故事添加層次——「如果你為《時代》周刊或《紐約時報》工作，你必須知道1986年2月小杜瓦利埃是乘坐哪架美國運輸機逃離海地的，必須知道海地軍隊指向示威民眾槍支的型號口徑，必須估算示威規模、統計屍體數量，而作為文學新聞界的一名業餘作家，我留意到某位總統候選人起居室咖啡桌上的藍色塑料玫瑰，也有時間和興趣去檢查一把用於殺死小杜瓦利埃手下秘密警察成員的砍刀刀口……文學新聞不屬於真正意義上的新聞業，後者的意義在於日常的持續產出」。
即便都將新聞理解為一個富有想像力的、講故事的專業，常規新聞往往被認為對更為敏感複雜的敘事文本貢獻不足。哪怕同樣面對新聞寫作的五個W一個H，文學新聞的理解也與常規新聞不盡相同。比如時間，文學新聞並不刻意追求時效；比如地點，這個業內重視程度最低的W，在常規新聞中只是事件發生的地理定位，而對於文學新聞來說，「通過描寫和對話，不僅定位於地理位置，而且定位於文化、經濟、歷史和行動的心理地點，這樣的敘述能使讀者產生『我在那裡』的感覺」，「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地理位置，where不僅僅是地形或物理空間，文學新聞以多角度理解地理位置，以便更好地向讀者傳達真正的『地點』的意義」。
然而無論個人從業經歷還是文本，文學新聞和常規新聞之間很難划出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有研究者認為，無論文學新聞記者還是「常規記者」（conventional journalists）都需要在文本中更著眼於用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常用的方式進行描述，「一個社會領域，其中個人並不是整個焦點，而是在一個更大的社會過程中的時刻」。威倫茨也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那些認真的日常記者和文學新聞記者之間有諸多相似之處。她提到的文學新聞領域那些偉大的名字，馬克 ?吐溫有過新聞記者經歷，瓊 ?狄迪恩（她寫過加州的毒品文化、邁阿密的古巴流民）擔任過八年《時尚》雜誌特稿編輯，雷沙德 ?卡普欽斯基那些著名的非虛構作品——《生命中的另一天》、《皇帝》、《伊朗王中王》、《帝國》、《太陽的影子》、《與希羅多德一起旅行》，無不得益於他超過四十年的駐外記者生涯。
即便在威倫茨看來與文學新聞格格不入的日常持續產出的傳統報業，也從未被完全排除在文學新聞的領地之外。其中一個重要例證是《華盛頓郵報》。研究者認為《華盛頓郵報》是將新新聞主義的文學手法引入日常報紙新聞生產的先驅。儘管新新聞主義主要是在雜誌寫作上發展起來的，但《華盛頓郵報》的「風格版」確立了新聞特稿的獨特形式並首次將文學新聞嵌入新聞常規和實踐中。可以說，郵報特稿形塑了編輯部文化和新聞生產中新的組織化實踐，創造了新聞敘事的新邏輯，為美國報業「敘事新聞（narrative journalism）」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風格版」創立於1969年，是時任《華盛頓郵報》執行總編本傑明·布拉德利在他年輕時代做過的最膽大妄為的實驗，從最初來自出版人和讀者兩方的唱衰，到被公認為布拉德利「最顯著的個人紀念碑」，這中間走過了七年。「風格版」有意識地系統地將敘事寫作引入日報新聞生產，推動了美國新聞業的詮釋轉向，將新新聞主義的敘事技巧帶給主流讀者，改變了新聞實踐和新聞價值觀，推動了編輯部文化多樣化，從而在1960年代美國新新聞主義的復興中為文學新聞實踐創造了一個與雜誌和書籍全然不同的新環境。郵報「風格版」成為原型，為其他報紙新聞編輯部的新聞文本創新鋪平了道路。
文學新聞的文化價值
文學新聞的一項重要文化價值是與主流的對抗。在1950年代的南非，文學新聞被認為是作家和記者自覺闡釋自己公共文化身份的關鍵場所，也是媒體和公眾共同建構集體身份認同的關鍵場所。約翰內斯堡一份以黑人為讀者對象的雜誌《鼓》，正是因其文學新聞實踐成為南非當時發行量最大的雜誌，從1951年的2萬份快速增加到1955年的7萬份。儘管早期為《鼓》撰稿的記者或作家們更多地從暢銷小說而非報告文學中汲取寫作養分，但在他們的短小文本中，可以看到那種一個場景接一個場景的描寫、第一人稱視角、對方言俚語的使用、個人化表達以及所謂「身份-生活細節」，使得城鎮生活及其背後強烈的社會政治語境被刻畫得栩栩如生，文學新聞因此成為種族隔離之下，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新興的南非城市黑人階層身份的即興表達——「記錄和創造了黑人都市文化的聲音、形象和價值」，「在詳述日常經驗的時候，強有力地表現了種族隔離制度對南非黑人的暴力衝擊」，「呈現了一個可以用來描述他們的世界的語言，一種身份的佔有」。在1980-1990年代的古巴，文學新聞以細節對宏大社會制度和觀念進行微妙的抵制，實踐對特定、獨特、不確定現實的承諾，通過文本之間的關係，傳遞出對社會文化意義結構的批判。當今新一代記者仍試圖撰寫有關古巴一些最棘手問題的文學新聞，相當一些內容以個人博客的形式在網上發表。近年的一個熱門議題是白俄羅斯作家斯韋特蘭娜 ?阿列克謝維奇，第一位以文學新聞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她的新聞作品有著明確的文學意圖，是俄羅斯文學傳統的一部分、也是冷戰時期前蘇聯新聞報道傳統的一部分，其作品的顛覆性來自豐富的生活細節與國家制度之間的張力。作家為應對內容審查，使用了極為豐富的細節描寫，以隱匿背後的普世價值，這樣的文本實踐恰是文學新聞之所長。
除了與制度的對抗，文學新聞也與主流文化甚至主流新新聞主義本身形成張力。作家阿爾伯特 ?李 ?默里認為，儘管美國的文學新聞關注被忽視、被遺忘的百姓故事，這其中當然包括主流常規新聞通常避而不談的非洲裔美國人的故事，但往往仍局限於傳統的美國黑人新聞的取向和風格。與此不同的是非裔美國文學新聞——那些由黑人作家、記者寫下的故事，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直到今天，無論其文學技巧還是其之於當代文化的意義，都在美國主流文學新聞之外拓展出更具複雜性的獨特軌跡。如波士頓大學教授伊莎貝爾 ?維爾克森2012年出版的非虛構作品《他鄉暖陽：美國大遷徙史詩》，故事背景是1916年至1970年間，六百多萬非洲裔美國人在兩個歷史時期離開落後封閉的南方，前往經濟更發達、環境更自由的北部、西部和中西部地區。維爾克森選擇了三個典型人物，描寫他們在1930、1940和1950年代的遷徙經歷和幾十年後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的生活現狀。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記者，維爾克森曾任職《紐約時報》並獲得過1994年普利策獎，她不僅進行了大量的檔案研究，也投入大量時間與故事的主人公們生活在一起。她的文本令讀者見之所見、感之所感，在個人層面集中呈現了美國黑人歷史上重要的大遷徙時代，以便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都能充分理解造就黑人社區的社會環境，並為三位非裔美國人重建個人生活的悲傷和歡樂所深深打動——在默里看來，非裔美國人的文學新聞是獨特的，但這樣的認同應該是所有偉大的文學新聞的共同目標。
文學新聞也是女性打破性別框架的重要文本。法國作家弗朗索瓦絲 ?吉魯便是一例。吉魯擔任過時尚雜誌《ELLE》總編輯，創立了新聞周刊《快報》，她曾任法國第一任婦女事務部長，還擔任過文化部長，退出政界後為《新觀察家》撰寫了十年專欄。她的文學新聞實踐被認為繼承和發展了法國女性新聞從業者的傳統，那些用以規避性別框架制約、從立場到寫作形態的一整套實踐策略，在吉魯這裡成為「新聞轉品」（journalistic enallage），包括主觀敘事視角、反諷、對話寫作、個人化寫作。
文學新聞在中國
文學新聞於中國並不陌生。始於1930年代的左翼革命報告文學傳統，使得以報告文學和長篇通訊為主要體裁的文學新聞往往以批判舊時代、謳歌頌揚新時代作為其「事實演繹」的主要價值取向。由於文學新聞「最引人入勝之處恰恰在於它能夠滿足不同期待的能力……尤其是，它可以通過對具體經驗的傳遞，來抵抗宣傳機器的同化……比其他形式（如小說和詩歌）具有更多的社會批判潛力」。改革開放以來，報告文學一度因其社會批判引發轟動，之後經歷了不同時期，完成了從宏大敘事向多元的日常生活政治的轉變，但也因市場化報紙的崛起而式微。在《華爾街日報》、《紐約客》這些以新聞的故事化和寫作的文學性見長的報道文體影響下的特稿寫作，開始成為市場化報紙的文本選擇。《南方周末》的文體創新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作為中國新聞改革三十餘年間曾深具社會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南方周末》「以輿論監督報道和重大新聞揚名，但從2003年起，《南方周末》的特稿，已經成為與之並駕齊驅的拳頭產品之一」。一方面，以美國普利策新聞獎的獲獎特稿為藍本的特稿寫作，始終置於該報整體的辦報理念框架之內——這一框架強調的是「對新聞專業主義的堅持」，並因此認為「專業操作和職業規範上的自省和積累」是必需的；另一方面，其特稿採用文學新聞的主觀化報道傾向，包括為了行文流暢不交代消息來源的直接敘述，夾敘夾議等背離傳統新聞報道原則的做法，也同時成為同行爭議的焦點——比如，第三人視點往往超出記者目力所及而變成全知全能式的「上帝敘事」，直接影響到新聞真實性。
《南方周末》特稿文體是1996年該報從一份娛樂報紙向嚴肅大報轉型的產物，在放棄小報庸俗化寫作風格的同時，也力圖「對傳統的新聞報道模式進行創新」，不僅「選材及觀察角度獨特、強調新聞事件的故事性」，而且「在尊重人性及新聞真實性的基礎上刻畫細節、文筆優美、文學色彩濃厚」。《南方周末》的特稿文體在其記者看來，本身就具有打破框架的啟蒙意義：「新聞報道只有一個核心，那就是真實」，使用各種寫作技巧的目的都是為了「達到新聞的真實」；而現實困境是「我們生活在無窮無盡的虛假信息當中」，除了那些「製造的新聞」、「被誇大的新聞」、「未經核實的新聞」，還有許多「陳詞濫調式的虛假信息」。比如基於新聞報道的寫作範式「報道一個好人，就寫如何令人感動；報道一個老學者，就寫恬淡的境界如何令人敬仰」，等等。而「最常見的虛假的或錯誤的信息，往往來自新聞報道的簡單粗糙」，因為「真實遠遠沒有它第一眼看過去那麼簡單」，「事實如同月亮，它幽暗一面的存在往往是難以想像的」。因此，《南方周末》特稿的文學新聞寫作，尋求的是以記者的「判斷性的敘述」來表達「文明世界的共識」——「如果事件的特徵足以被人察覺，或背後蘊藏著文明世界的共識，那麼就直接寫出來。如果事實的特徵並不明顯，或涉及含混的、有爭議的領域，則維持新聞的純客觀面貌。比如說，對民族主義、某些醫學問題、倫理問題、人性的矛盾等等的報道，就肯定不能進行帶有判斷性的敘述」，在這裡，文學新聞被認為是新聞從「某些僵化的原則」中解放出來，既保持記者「純正的品格和獨立的精神」又「永遠站在文明這一邊」的理念的實踐方式，因為「新聞的真與新聞的美都會促進民智」。
以文學新聞見長的《南方周末》特稿文體，在某些時候也是記者與宣傳管理之間形成張力。該報的新聞主管就曾表示，「在當前的新聞環境下，我們要學如何把自己的新聞理想呈現在紙面上，呈現給讀者」。尤其是一些敏感選題，「選擇合適的角度報道就成了考驗記者基本素質及應變能力的一個課題」。比如1998年四川省瀘定縣的槍殺案，由於涉案人的警察身份以及巨大的社會關注，「如果直接報道案件本身的來龍去脈，稿件就不能發表」，因此記者以特稿文體轉而「主要觀察敘述了『生者』的生活狀態及心理上受到的嚴重傷害」。直接涉及案件過程的部分，除了編輯在正文之前按照時間順序簡要羅列了案件過程和死傷者名錄交待背景外，文中用約五分之一的篇幅引述了兩個二手消息源：一是受害人向法庭提交的事實材料，詳盡交待了事件過程；二是當地一份法制類報紙有關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時涉案人交待的作案動機及經過。通過這種方式，與受害者家屬的狀況「既形成了鮮明對比，又沒有任何記者有關案件本身的採訪內容及意見，在材料的處理上基本作到了平衡，而且最重要的是，並沒有違反相關規定」。文學新聞因此成為替代調查報道的一種軟性、迂迴的實踐。
文學新聞之技術驅動的未來
在當下新技術環境中討論文學新聞，移動互聯網和可視化是值得高度重視的影響因素。2012年《紐約時報》的多媒體融合報道《雪崩》（Snow Fall）不僅獲得一周350萬次點擊，而且因斬獲當年度普利策新聞特稿獎引發業內爭議。這篇報道的緣起是記者對滑雪場高死亡率的關注，最終選擇了16名滑雪愛好者遭遇雪崩的經歷，分為六個主題，以文字、圖片、音頻、視頻、動漫、數字化建模、衛星地圖等多媒體交互呈現，形成無縫的敘事流，首發於網路。《雪崩》不再是以往那種特稿寫作完成之後再進行互聯網化的傳統報道模式，而是專為移動互聯網度身定做的全新的可視化融合媒體產品。
在文學新聞領域，一些觀點認為，儘管互聯網有助於將多方主體的聲音引入文本對話而令文學新聞的呈現更真誠，但對於長篇文本的敘事來說也更苛求了，因為「點擊」和「眼球」會將受眾吸引到文本中「最電影化的部分，吸引到超鏈接和插圖，吸引到嵌入文學新聞文本的視頻和圖片附件」。就像《雪崩》，敘事文本中「超負荷的超鏈接和附件除了視覺的快速移動，並沒有推進人物發展、描寫、內省、有意義的背景甚至真正的懸念。互聯網呈現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雖然可能會豐富故事的外在形式，但也會輕易地玷污文學品質並降低文學質量」。然而《雪崩》依然為文學新聞的未來發展帶來新的思考。既然在文化藝術領域多媒體講故事的形式已經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音樂家瓦格納在十九世紀預期的「將藝術的每一個分支聯合成共同藝術作品」的目標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易於達成。同樣，新聞報道可以被設想為「文學、音樂、視覺和表演」的總和，那麼在互聯網這個沉浸式社交平台上，新技術能否激發文學新聞的創新成就？
從文學新聞實踐上看，《雪崩》之後，融合媒體特稿領域已有了更多可視化操作。2016年10月，《華盛頓郵報》推出關於邊境壁壘的長篇特稿《牆時代》（The New Age of the Walls），以三集不同的主題「探究為何世界各國開始在邊境地區建立物理屏障」，「一是通過介紹邊境的物理屏障，探索國際趨勢；二是呈現美國墨西哥邊境人們的生活現狀，以及在這裡建立邊境牆的社會影響」。《牆時代》「用不同於以往的方式來報道，在範圍、技術和可視化途徑方面有所突破」，打造了一個「真正的綜合敘述」模式，根據受眾選擇從手機端還是從電腦端訪問，每一集的視頻、文章、圖表會有差別地呈現。Longreads.com旗下數字文學新聞聚合網站Longform.org則將2016年度最佳作品授予卧底融合報道《我擔任私人監獄看守的四個月》，這篇3.5萬字的特稿來自一家進行獨立調查性報道、有四十年歷史的非營利新聞機構《母親瓊斯》（Mother Jones），最初這只是一本雙月刊，現在還有月訪問量超過一千萬的網站，這家機構剛剛獲得了美國雜誌編輯協會的2017年度雜誌獎。在國內，基於可視化的特稿文本也多有探索。2016年騰訊新聞推出的《遠洋夢魘：中國船員被海盜劫持的1671天》，是為手機端打造的以文字、圖片、圖表、漫畫、音頻、視頻組成的關於中國船員在索馬利亞被劫持的可視化融合報道，內容詳實，視覺呈現豐富。
數字時代的媒介技術能使記者同時履行「傳播者和解說者的雙重角色，並以印刷媒介做不到的方式塑造信息」。在研究者看來，像《牆時代》這樣數字長篇特稿的可視化實踐，可被視為「文學新聞的數字化復興」，包含了形式更加廣泛的電影敘事技巧對文學新聞的拓展。數字文學新聞對受眾的吸引力和在業界的地位都不斷提升，「作為人類傳播全景的一部分，從長遠來看，互聯網上的文學新聞將成為講故事的魅力選擇」——新的可視化數字美學正在將文學新聞帶到下一個「炫酷時刻」，「數字敘事的美學已經逐漸演變為一種沉浸式的體驗，它具有將電影迷人的視聽奇妙感與基於文字書寫的文學化相結合的『應用程序感』（in-app feel）」。至於移動交互性和可視化究竟對文學新聞的品質是利是弊，恐怕無法一概而論，而是取決於具體的實踐。尤其，新的技術驅動敘事創新，新的敘事召喚新的受眾，既然其他領域像《紙牌屋》、《權力的遊戲》、《黑鏡》這些高度複雜敘事的電視劇近幾年皆大獲成功，對於新聞業來說，沒有理由不看好演算法推送、標題優先的高點擊量簡要新聞報道之外的長篇文學新聞的可視化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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