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磊：網路、信息和數字技術對金融業構成了系統性衝擊
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不可否認的是，網路、信息和數字技術對金融業構成了系統性衝擊。」5月19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陸磊在2018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表示。
陸磊稱，在過去15年間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基金的「四梁八柱」已經搭建起來，傳統金融產品的風險基本可控，但是技術、網路平台和數據分析都已經滲透到了金融業的各個層面。陸磊認為，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任何監管都無力拒絕新技術在被監管領域的運用，其實是技術使金融中介特別是信用中介的存在性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這體現在銀行的表外化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銀行化，如目前有超過100萬億的資管產品，其中銀行理財是22.2萬億；二是大量的非金融企業可以從事低層級的金融業務，從P2P平台到ICO，從非金融機構控股金融機構，再到互聯網平台控股各類金融產品，儘管監管依然存在，但是金融中介和信息中介之間由於金融衝擊變得日益模糊，金融消費者保護等政策執行變得成本極高。
除了技術對金融行業的衝擊，還有金融要素供給對整體實體經濟的衝擊。陸磊指出，效率與穩定之間的權衡，決定了三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假如技術變革是不可逆轉的，信息和數據技術對金融行業的技術衝擊和金融演變對實體經濟社會的衝擊也具有不可逆轉性。這兩類衝擊提高了融資效率，實現了範圍經濟。但也形成了對傳統融資模式的創造性解構，從而形成了金融市場上的不穩定因素。最後導致在交易層面，傳統金融表外化和金融業態都導致了金融保障機制的不穩定，因為歷史數據信息不能排除經濟環境和市場主體的不確定性。原本應該由機構承擔的表內業務風險也被擴展至公眾，例如股市、匯市和債市的波動。
面對行業的重大變化，在今後的變革上，陸磊認為要做到以下幾點：新的金融行業標準的一致性是首當其衝的，資管新規就是一種嘗試，把銀行、信託、券商、基金和保險子公司從事同類業務的基礎性的行業標準實施規範；行為監管工具箱的創新是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略，金融管理體制改革的技術演變方向在於要以更為權威的資料庫及時校正和對沖虛假信息，也是要統籌建設金融業綜合統計和金融業基礎設施的原因所在；要建立雙峰監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勢或被誤導的事中消費者保護和追索機制；要在法規上借鑒涉眾欺詐處理中的集體訴訟中的合理內核，全面提高欺詐的社會成本。
以下為演講實錄：
非常榮幸能夠第三次參加「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也非常高興有機會能再次跟各位交流，恰逢改革開放40周年這樣一個偉大時刻，我看了今天會議主題是由三個關鍵詞構成的，即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和穩定。儘管在最近幾年主要從事金融穩定和外匯管理的實踐工作，但是在本能上還是試圖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理論層面上做一些不一定成熟的思考，供各位參考，不當之處還要請大家批評指正。
我今天講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我們必須要認識新時代我們面臨的衝擊和金融業的新演變。
2018年是改革開放的40周年，也是亞洲金融危機過去的第21個年頭，全球金融危機的第10個年頭，在金融領域的若干典型事實我們可以觀察得到，一是中國經濟的崛起和貨幣金融資產的更加高速的擴張；二是金融創新帶來了更高的資源配置效率和更廣的資源配置範圍；三是儘管全球經濟學界和監管者做了大量努力，但是內生性的金融不穩定仍然威脅著我們的體系安全；四是金融機構、產品、市場、監管和貨幣政策規則，儘管在局部領域都取得了較大的理論和實踐進展，但在全球層次上仍然缺乏一致性或公認性的安排。上述現象的出現，固然有其金融業的自身特徵，但是我試圖從以下兩個方面來做一點點分析，也就是我們要問為什麼在此時此刻出現了上述標準化實施？
第一，我們不容否認的是網路、信息和數字技術對金融業構成了系統性衝擊。去年我們開金融工作會議之前我跟小川行長有過分析，就是我們的風險到底在哪裡？仔細看在過去15年間，經過改革我們的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基金實際上「四梁八柱」性已經搭建起來，而且在存款、貸款、回款、債券市場、外匯市場的風險基本可控，那麼我們就要問了，風險到底在哪裡？出現了什麼發現？事實我們發現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事實技術、網路平台和數據分析都已經滲透到了金融業的各個層面，比如說數據技術用於KYC，人工智慧用於遠程開戶和產品組合，區塊鏈用於交易流程，流程自動化用於降低操作風險，因此問題不在於技術本身，任何監管都無力拒絕新技術在被監管領域的運用，只要其具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始動因和現實可能。但是我們不得不回顧1949年熊彼特在其第三版《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提到的創造性結構的概念，技術使金融中介特別是信用中介的存在性目前看起來存疑了，因為既然數據可以通過畫像讓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變得成本極高，那麼信息不對稱這一金融中介存在的基礎理論之一就逐漸變得不那麼重要。
這似乎可以解釋兩點，一是銀行的表外化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銀行化，目前有超過100萬億的資管產品，其中銀行理財是22.2萬億，4月21日出台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的行業背景也許就是如此。二是大量的非金融企業可以從事低層級的金融業務，從P2P平台到ICO，從非金融機構控股金融機構，再到互聯網平台控股各類金融產品，儘管監管依然存在，但是金融中介和信息中介之間由於金融衝擊變得日益模糊，使實質重於形式，金融消費者保護等基本理念和邏輯的正確執行變得成本極高。
第二個層面，我們可以看得到的第二種衝擊，就是技術可能對金融業造成的衝擊，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金融要素新業態對整體的金融供給造成的衝擊，由此形成了對經濟行為的一系列的供給衝擊。一方面，根據推演，實體經濟與金融的關係從上一輪創新當中的直接融資發展所導致的金融脫媒逐漸演變為收益更薄但勢必要求壟斷性更強的數據集中性中介，就是我們是不是可以看到數據的集中變得越來越明顯。一些貨幣市場基金的快速發展並迅速在總規模上超過了以零售業務為代表的大中型銀行的現象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另一方面，普惠金融在很大程度上正被市場所重新定義，基於客戶畫像和低成本性，一人一種價格、一人一種額度正在成為可能，原本被正確金融機構排斥的客戶獲得金融服務，實際上是微觀用於教科書在宏觀當中特定的完全價格歧視，及指導的消費者對任何產品所需要支付的所喜歡支付的最大貨幣量，並因此決定其價格，從而獲得每個消費者的全部消費者剩餘，這個做法是極易為人忽視的，這存在極易為人忽視的風險，因為這是金融行業，與一般商品和服務的一次性買賣不同，一旦我們把價格打足之後我們將必然面臨重定價風險，假定基準利率是波動的，對於整個行業是致命的，因為這將使金融體系缺乏韌性，這是我所講的第一個層面。我們面臨的兩大衝擊，技術對金融行業的衝擊和金融要素供給對整體實體經濟的衝擊。效率與穩定之間的權衡，決定了三層次的金融體制改革，假如技術變革是不可逆轉的，那麼信息和數據技術對金融行業的技術衝擊和金融演變對實體經濟社會的衝擊也具有不可逆轉性。這兩類衝擊無疑提高了融資效率，實現了範圍經濟。但也形成了對傳統融資模式的創造性解構也自然形成了金融市場上我們觀察到的一系列的不穩定因素。一是在交易層面，傳統金融表外化和金融業績業態都導致了金融保障機制的不穩定性。即由於歷史數據信息不能排除經濟環境和市場主體的不確定性，因而不能完全推斷未來，但原本應該由機構承擔的表內業務風險應交易的法律關係被擴展至公眾，比如股市、匯市和債市的波動。
第二在市場層面，數據的集中是基本趨勢，這將導致原本存在防火牆的股權、債權和貨幣匯兌等不同市場被信息中介打通而綜合化經營的風險是盡人皆知的。
第三是在清算層面。我們知道在網路社會很容易形成一致性預期，而一致性預期如果在價格上反應，也就是假設效率市場是存在的，那麼就可以解釋更為劇烈的和高頻的市場波動和市場風險，極端情形下一致看漲和一致看跌是會導致一致性的順勢浩劫的。據此在技術提升效率與衝擊造成不穩定之間實施權衡取捨決定了包括中國在內全球經濟體系的變革的基本方向。
我認為應該有以下三個變革的基本方向：第一，標準的一致性是市場主體和市場本身變革的基本趨勢。由於信息技術是不同機構和市場日趨趨同。新的金融行業標準的一致性是首當其衝的，資管新規就是一種嘗試，試圖把銀行、信託、券商、基金和保險子公司從事同類業務的基礎性的行業標準實施規範，這僅僅是一種邊際調整，體現了實事重於形式的原則，也應該是面向下一步技術供給和衝擊的首要方法論依據。
第二，行為監管工具箱的創新是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略，可以預見我們未來面臨的主要風險是信息的準確性及其濫用。在既往案例看，比如說昆明泛亞的有色金屬交易所，都存在依託虛假甚至是意想出來的數據構造預期，並形成涉眾交易的可能。而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在這種衝擊面前毫無疑問體現出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據此金融管理體制改革的技術演變方向在於一要以更為權威的資料庫及時校正和是對沖虛假信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統籌建設金融業綜合統計和金融業基礎設施。
第二是要建立雙峰監管的模式，健全具有信息劣勢或被誤導的事中消費者保護和追索機制。
第三是要在法規上借鑒涉眾欺詐處理中的集體訴訟中的合理內核，全面提高欺詐的社會成本。這是在監管的層面。
第三個建議在中央銀行方面，我們發現越是技術進步，越需要中央對手方清算機制，也就越需要最後的流動性供給方，而不是很多研究所所說的去中心化，糾其原因就在於預期的不穩定性和極易形成的單變性和流動性浩劫。實際上這與通貨膨脹目標和貨幣政策規則無本質區別，也符合2008年以後全球中央銀行普遍把穩定金融市場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作為新增目標選項的基本趨勢，只是我們需要認真研究併科學界定在新技術時代的金融市場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類型，也許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業態。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大方面，在衝擊面前我們是不是可以在三個方面做思考和重構。
最後一點，金融業對外開放要注重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完全同意朱民院長的觀點，改革和創新源自開放。實際上我們今天討論的技術和供給衝擊立足金融穩定發展的應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IMF、FSB金融穩定理事會等國際平台上的共同話題，面向新時代在世界範圍內在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的進程中，我們面臨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引進來走出去那麼簡單。隨著我們國家的對外貿易、投資和金融服務的穩定發展。內資金融業態的迅速成長，流動性的充裕，推動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全球性金融穩定，並提升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才是我們對外開放的重要命題。
在這我簡單說兩個子觀點：第一個是儲備功能。近期我們觀察到一些新興市場出現了利率飆漲和匯率極貶。而貨幣毛成為重要而稀缺的公眾產品。從人民幣的角度來看，人民幣跨境使用雖然取得了長足的進展，成為了SDR的籃子貨幣，但是據IFM統計在2017年的官方儲備中，人民幣儲備規模為1128億美元，佔比是1.23%，還遠不足以肩負穩定全球貨幣市場的功能。
二是支付功能。據（Sweet）統計，截止2018年1月末，人民幣在全球支付中的比重為1.66%。所以為了進一步提升人民幣支付的便利性，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已於今年5月2日全面上線，目前已有31家直接參与著，695家間接參與者，覆蓋各時區，便利境外主體持有和支付人民幣。
最後是個總結，面向新時代的金融發展，與時俱進的改進金融體系，保障金融穩定，需要市場主體、監管機構貨幣當局和研究人士的共同努力，以建設具有創新力和穩健性的中國和全球金融市場，謝謝大家！（實錄為現場速記，未經演講者審訂）
轉載自: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