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國與亡國：從丁韙良等的教育方案深思晚清中日的不同命運

原標題：興國與亡國：從丁韙良等的教育方案深思晚清中日的不同命運

作者：王文鋒

轉自：天人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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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園鳴謝

前言

一、丁韙良的「嘆息」

二、李提摩太的「敲詐」

結論

前言

很長一段時間，筆者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或許大多數中國人也同樣想過。那便是領先長達數千年的中國為何僅僅於晚清的數十年間竟突然被日本超越，其具體事件便是中國於1894年甲午戰爭中完敗於日本。令人詫異的不僅是在文化、制度、教育、軍事處於全面領先的一直以老師自詡的中國為何會慘敗於始終以學生自稱的日本，更驚訝的是二個有眾多類似文化及宗教習俗的一衣帶水、近在咫尺的國家為何在同樣面臨西方列強時竟形成完全不同的社會轉型，並且自此開始，日本便在眾多領域始終領先於中國。

因此，核心的議題便是晚清的那幾十年中日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其時彼此之間究竟都在做些什麼？更令人深思的便是，作為幾乎同時向世界開放的彼此為何迅速拉開了距離。當時究竟有沒有戰略性的方案來力挽狂瀾，並促使中國像日本一樣能迅速跟上世界文明的步伐和節奏，並於時代的變遷中立於不敗之地。

不難發現不論是朝野上下，還是中外官商，晚清都有不少富有遠見的戰略方案提供參照，如官方的洋務運動、野方的《資政新篇》、學界的「師夷制夷」及商界的實業救國。但很遺憾，這些方案或因認識不到位、落實不到位，也或因執行不到位最終都沒有挽救晚清免於覆滅。始自今日，留待今人的只能是漫漫長夜的反思、深思乃至沉思。

鑒於晚清另一撥人士即西國在華傳教士的建言獻策曾長期受到忽視，因此以下筆者嘗試以丁韙良和李提摩太二位傳教士的教育方案為切入點來剖析西方傳教士試圖力挽晚清頹勢的努力，以作為我們反思晚清社會的一個視角。教育是立國之本乃至強國之基，作為曾在晚清執掌中央新式教育的「最高行政長官」（京師同文館總教習）及最早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的「中華良友」（洋務派尊稱），丁韙良與李提摩太的教育方案無疑值得後人深思。

當然，歷史是無法假設的，即是說後人已永遠無法得知如果這些傳教士的教育方案得以實施，晚清將如何走勢，乃至近代中國史是否可以改寫。但合理的假設仍然不可或缺，因為其一方面會讓後人更公正地審視和反思過去的是非曲直、榮辱得失，同時也會讓我們更明智地審視當下乃至選擇未來。因此，本文將就此視角做一番梳理，筆者的看法是，丁韙良和李提摩太的教育方案或許是晚清可以避免甲午戰敗的關鍵方案，即是說如果晚清政府能審時度勢採納這二位晚清「洋官」的建議，晚清或許可以避免經受被譽為近代中國最恥辱、最致命的甲午戰敗。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也是日本明治維新150周年。近代中國風霜雨雪，國人理當擦亮眼睛，以明察秋毫之眼審視歷史過失，以策定乾坤之勢投身社稷建設。

一、丁韙良的「嘆息」

在晚清，丁韙良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在華外國人（傳教士），甚至可以說其數度改變了中國近代史的進展。比如其於1864翻譯的國際法（《萬國公法》）標誌著中國從傳統的「天下觀」向現代國家之「國際觀」的重要轉變，其意義是由此打破中國數千年以來所形成的天朝意識和由此萌生了具有平等交往的國際理念；又比如其在京師同文館任職長達25年總教習的經歷事實上奠定了中國近代教育的基礎，實為近代中國教育的奠基者；而於1898年出任京師大學堂西學總教習（因中學總教習許景澄未到任，事實上丁韙良就是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則為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早期實踐者。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在丁韙良就任晚清近代教育中央機構京師同文館總教習期間（1869——1894），正是中日之間發生歷史巨變的時期，就是說中日長達數千年之師生關係的轉換就是在丁韙良就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期間發生的。這不得不引起後人對丁氏的急切關注，即丁氏在職期間究竟想了什麼、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丁韙良於1896年出版了自傳《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在這本記錄在華45年經歷的自傳體傳記中（其在華共計62年，截止1896年為45年），丁氏不時對晚清政府的教育觀、教育理念表現出嘆息之聲，尤其是當其把教育狀況置於中日對比處境下時惋惜之聲更是溢於言表。

事實上，丁韙良一直就比較關注中日之間在知識接納、教育改革、制度創新等領域的發展狀況。比如當其於1864年翻譯完《萬國公法》後，就獲悉自己的譯作很快在日本得以翻譯出版並一版再版，並得知該書還成為日本維新派的重要參考書。儘管晚清總理衙門也重視此書，但卻遠沒有日本那樣積極和踴躍，如他在回憶錄里這樣說道：

「這本書出版後很快在日本重印，巴夏禮閣下時任江戶的英國駐日公使，他送給我此書的日文第一版，並對我介紹此項科學的努力予以讚賞。同樣，中國人也有對此書存在彼此不同的感覺，一些人懷疑此書，就好像特洛伊人對待希臘人的禮物一般。」[1]事實上，洋務運動（1861年）要比明治維新（1868年）早7年，而近代教育的開啟也是比日本早8年，如晚清洋務運動的京師同文館成立於1861年，日本明治維新的大學校成立於1869年。因此在明治維新早期時京師同文館的部分譯著還積極影響過明治維新，丁韙良曾描述日本人不僅重印了同文館出版的早期科學書籍而且還附加了注釋：

「因此我把力量和時間都集中在科學教育和格物學教科書的編寫上。這花了我兩年時間……這套書也在日本得以重印，並被加了注釋。」[2]

不過，鑒於中日在教育改革方面存在理念和目的上的不同，二者便在改革道路上逐漸體現出程度和深度上的差異，即晚清洋務學堂一直只是作為晚清政府開展外交或輔助軍工發展的輔助性機構，而日本則逐漸把教育改革作為國家發展的基礎性事業。比如像京師同文館就一直只是作為總理衙門屬下一個以培養翻譯人才為主的教育機構（1861年成立英文館、1863年成立法文館和俄文館、1866年成立天文算學館、1872年成立德文館、1896年成立東文館），而日本一開始的大學校也只是屬於「太政官」下屬的一個教育學堂，但於明治維新後的第三年（1871年）便成立文部省專門負責全國的教育事務，就是說同文館這一洋務學堂於晚清而言仍舊只是一所官方學堂，而日本則於1971年開始已把近代教育重視到戰略高度而成立專門的中央教育部門來統籌運作。這二者的區別是，一方是戰術安排，另一方是戰略統籌；一方是修修補補，另一方則是頂層設計。自此之後，雙方的差距便越拉越大，當晚清還在為是否應該引進科學科目以及讓科學科目進入科舉制而猶豫不決乃至爭論不休時，日本已相繼於1872年頒布《學制》、1879年頒布《教育令》、1885年頒布《學校令》而使得近代教育逐漸步上正規。到1894年甲午戰爭前夕，中國各地成立的洋務學堂為外國語學堂7所、科學技術學堂13所、軍事學堂10所。日本已成立幼兒園197所、小學校24046所、中學校82所、實業學校33所、師範學校47所、高等學校7所、專門學校35所的規模。有關洋務運動或明治維新時期中日二國新式學堂的整體狀況，可見如下幾個表格：

楊益茂依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和《中國近代教育大事記》提供的材料並參考《洋務運動新論》、《從閉關到開放》二書將洋務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匯總為30所。[3]筆者以表格方式羅列如下：

洋務運動時期的新式學堂匯總

明治維新期間（1873年—1894）年日本各類學校數量統計表（單位：所） [4]

（來源：文部省調查局：《日本的經濟發展和教育》，吉林師範大學日本教育研究室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

1873年—1894年日本各類教育在校生人數統計表（單位：人）

很明顯，自1870年代後，日本的現代教育便逐漸地把中國摔在後頭，其不僅意味著數量上的多寡，而是整個教育體系的先進與落後，丁韙良曾這樣嘆息到：

「同文館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果，是其與冥頑不靈的守舊派長期鬥爭的緣故。日本採用西方教育制度，從幼兒園到大學，所有的學校都是一脈相承的；中國則不然，它對於舊式的教育制度沾沾自喜，從未夢想過要對其進行改革和做大規模的補充。同文館的建立是針對新形勢要求的一種讓步——目的只是為了提供少數訓練有素的官吏，並非要革新整個帝國的官僚制度。它必定會帶來深刻而久遠的影響，但倘若能使這成為一個新曆程的起點，那它的命運將會有何等的輝煌！恭親王及其同僚們在創立同文館時曾經承認是受了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現在日本這位教師穿上士兵的制服征服了清國，但總理衙門還會繼續擴展這個教育體制，並將大清帝國的整個教育體系置於一個新的基礎之上。中國未來將有賴於他們所作出的決定。」[5]

就京師同文館在推進教育發展所遇到的阻力情況，丁韙良曾例舉了醫學班的例子。在1871年，丁氏就在同文館開設了醫學班，並邀請當時最富盛名的倫敦會德貞（Dr.Dudgeon）博士來授課，鑒於醫學教育必須要涉及醫院實習，因此丁氏便倡導學生實習課程，但總理衙門卻不批准該項措施，這一拖延便是十年光陰。而十年後當丁韙良主張將醫學班擴充為醫學館時，一些清廷大臣則因為擔心會侵犯太醫院的利益而又被迫放棄。事實上，其更深的問題還在於某些晚清重臣根本就不信任西醫，而甲午戰敗後，當丁韙良重新回憶這件事時心裡更是充滿了無限的感傷，在他看來，僅僅醫學上的落後就是中日甲午戰敗的一個因素之一：

「多年以前（按：1871年），我們開設過一個醫學班，由倫敦會的德貞博士（Dr.Dudgeon）來執教。德貞博士過去是如今仍然是北京最著名的開業醫生……在我的推薦下，總理衙門聘請他擔任教習，並在同文館授課，但不準學生去教會醫院實習。就這樣花費了十年的光陰，授課只不過成了像文科教育那樣的思想交流而已。當總理衙門更換大臣時，我又提出學生應該到醫院去實習，新的大臣們同意了這個請求，但拒絕將醫學班擴充為醫學館，怕這樣會侵犯了太醫院的領域。後者是一個日趨衰亡的醫學機構，專門照顧皇帝的健康，並被認為在醫學領域具有壟斷地位。總理衙門的一位主要大臣曾經說過：『實際上我根本就不相信西醫。』結果造成在甲午戰爭中清軍傷病員缺醫少葯，這與清軍的潰敗恥辱是不無關係的……直隸總督李鴻章是相信西醫的，他兩年（按：1893年）前開設了一所陸軍軍醫學堂（按：近代中國第一所官辦西醫學堂）——然而這對於甲午戰爭來說顯然是太遲了。中醫對於所有的傷口都是用膏藥塗抹；他們從不截肢，也許是出於對聖人格言的敬畏，後者要求士兵們回家時要四肢俱全。出於同樣的理由，他們從不解剖人體，根本就不知道內髒的位置所在。然而在治療某些疾病時，他們會毫無猶豫地將銀針刺進人體，這樣針尖很容易觸及那些性命攸關的重要器官。即使病人死去，亦可因全屍而亡聊以自慰。」[6]

至於對待基督教之傳教士群體的態度，中日之間也逐漸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就洋務派對基督教的看法而言（所謂洋務派的「洋教觀」），大體來看，儘管他們在外在的禮節上是持尊重態度的，但就他們內在的想法而言則無疑是持消極態度的；儘管他們較朝內的頑固守舊派來說已算開明，但總體而言對基督教並沒有多大興趣，而他們之所以利用一些傳教士出任新式學堂的教習或教員，這是因為自身還不具備現代教育的知識結構，因此只能暫時聘用傳教士。事實上，這是一種極其消極的、被動的措施，在民間士紳眼裡，基督教更是被當作西方侵華的工具和先鋒。而日本的態度則不同，隨著明治維新政策的推進，其便逐漸體現出更大寬容的力度，他們不僅積極看待傳教士團體的教育意義，而且逐漸建立起宗教信仰自由的願望，誠如丁韙良所言：

「中國經常發生群眾暴亂和殺戮，有人辯護說其他國家也有類似事件發生。但請注意，日本沒有。幾乎自維新時代起，日本雖然沒有明文規定，可一直把基督傳教團作為教育機構來加以支持；最近，新憲法甚至規定保證宗教自由。中國連篇累牘，再三承諾，然而卻日益顯露出異教迫害者的形象。其後果不難預見。」[7]

二、李提摩太的「敲詐」

就李提摩太在華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而言，其事業使命包括福音佈道、賑災救濟、報刊出版、教育建設等。這其中無疑報刊和出版是最為後人所銘記的，如果說丁韙良對洋務派影響最大的是教育事業，那李提摩太無疑是在新聞報刊和書籍出版方面。自其於1891年接管廣學會後，便寫作及翻譯大量西學書籍和通過《萬國公報》來傳遞先進思想，[8]李氏的工作引起了洋務派人士的極大興趣，許多中國高官紛紛寄來贊助，其中還包括張之洞、曾國藩女婿聶道台等重要人士。[9]其所寫的《泰西新史概要》更是風靡朝野，很多官員因為這本書而改變對世界的看法，包括李鴻章在內的幾乎所有洋務派重要代表都讀過，其中李鴻章不僅親自反覆讀過，而且還要求幕僚們必須要讀，[10]甚至當面建議李提摩太把書推薦給總理大臣恭親王閱讀（恭親王日後親口告訴俄國公使自己讀過該書），[11]張之洞閱讀後為了推動該書的更廣泛傳播還捐助白銀一千兩。[1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孫家鼐還連續二個月每天在光緒皇帝面前朗讀該書。[13]藉由其對晚清西學東漸的巨大影響，康有為一度還曾引薦其為光緒皇帝的國際顧問（另一位是日本的伊藤博文）。

可以這麼說，李提摩太乃是晚清在華與中國高層互動最深入的西方傳教士。不過，有一件事情卻令其終生遺憾。此事便是自1885年開始提出的在中國每個省府建立一所高等學校的大戰略構思。為了推動該計劃，其曾遠赴故國向母會（浸信會）申請百萬巨款的請求，母會因為資金不足而否決議案，於是李氏又於1886年登門拜訪李鴻章請求朝廷以戰略眼光來思考該方案，在遭到李鴻章拒絕後，李提摩太只能把這個心愿暫時收回，但一直沒有放棄這個構思，並伺機尋找機會來推動，這一晃就是十年，1895年甲午戰敗後，憂心如焚的李提摩太竟以「妙法」（解救中國脫離日本賠款的妙計）名義向張之洞和李鴻章提出百萬白銀酬勞的想法，其目的就是希望藉此危難時刻獲取朝廷巨款以推動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戰略發展。但遺憾的是，鑒於中日賠款談判的局面已無法避免，使得這一「敲詐」行為終究無法實施。至此，該教育計劃的落空也成為李提摩太生命中的終生遺憾。

1、1885年向浸信會申請百萬巨款的經過

1885年，在華傳教15年的李提摩太首次回到英國，此程回英是要向其母會浸信會協會陳述新的工作計劃。這個計劃便是要在中國每個省府建立一所高級教會學校（日後調整為大學），以便藉此方式「影響帝國的領導階層」，並進而推動他們「接受基督教」。為此，李氏在到達英國不久便印刷了一本小冊子《在中國傳教十五年》，以希望方案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後為了遞交給浸禮會委員會又經過了一些修改。

但浸禮會委員會中國分委會在第一次討論後便否決了這個草案，理由是「他們的基金承擔不了這樣一個花費高昂的項目」。後由於總委員會一位委員建議把草案留待第二次會議討論，因此使得「眼看被槍斃的方案得以緩期執行」。但令李提摩太遺憾的是在第二次會議上，該方案又被否決，理由也類似，就是計划過於龐大，基金會承擔不了。

李提摩太似乎仍然不死心，於是便在留英期間又寫了一本小冊子《中國急需：善良的薩瑪利亞人》，在這篇文章中李氏強調了三點：「第一，對每個新到的傳教士來說，除了學習語言外，還應當致力於研究當地人的宗教，研究傳教手段，這是基本的、必需的，因為能擴大他們的工作效果。第二，大量僱用當地人（按：當地中國人）從事傳教工作是十分必要的……我的第三個建議是強調了在每個省的首府建立一所大學，以培訓受過教育的當地傳教士的重要性。除了神學外，這些學校的學生也學習西方大學所教授的各門分支學科的課程。」[14]

由李氏的論述可以得知，其所主張的高級教會學校已逐漸清晰起來，那便是現代大學，即「西方大學所教授的各門分支學科的課程」。如果該方案能在當時成行的話，那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推進作用不言而喻。如果以同時期日本的高等教育為例，1885年日本的大學和高等學校都是剛起步（各一所），因此李提摩太於1885年提出中國每個省府建立一所大學或高等學校的思路是遠遠走在時代前列的，如果這一方案得以實施的話，無疑將大大推進中國社會的發展。也許是意識到了這點，在方案遭到浸禮會否決後，李提摩太便開始起意要自己單幹，並開始著手學習科學知識，李提摩太的想法是希望藉由自身知識結構的提升來引起中國高層的重視，進而伺機提出方案，事實上李氏的想法是希望藉由中國當局來推動該方案，就是說把方案的支持方由英國浸禮會轉向中國當局。他在回憶錄里這樣說到：「這件事以後（按：方案遭否決），我開始意識到上帝打算讓我單獨承擔十字架的重量，為此我必須進一步充實自己，以便對中國的領導階層施加影響。於是我決定學習科學知識，在南坎信墩博物館師從埃爾頓（Ayrton）和西爾維納斯.湯姆遜（Sylvanus Thomson）研究電機工程學。」[15]

此外，基於為日後對中國教育的投入做戰略準備，李氏在歐洲期間還拜訪了德國教育部長和法國教育部長，希望能得到戰略性的指導。儘管拜訪並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但由李氏這次的高端拜訪可以得知他已把致力於中國高等教育的思路提高到戰略高度，即試圖打造與歐洲高等教育相媲美的高度。

2、1886年向李鴻章說明百萬巨款的價值

1885年李提摩太從英國回到中國後，其工作便面臨一次重大調整，這便是由於同事對其傳教理念的批評而迫使其離開山西，這次境遇也使得李氏把工作重心由福音佈道傳教轉向文化教育傳教，這可以說是其傳教事業最重大的轉折。1885年10月李提摩太在天津期間拜訪了直隸總督李鴻章，並把剛寫好的《現代教育》小冊子遞交給對方閱讀，其目的很明確，就是希望說服對方以推進每個省府創建大學的宏偉計劃。李鴻章得知要每年花費一百萬兩白銀，當場就覺得政府承受不了這筆費用。李提摩太則馬上提示這筆開銷是「種子錢」，必將會帶來百倍的收益，並回復二十年後將會見效。李提摩太的意思很明確，那便是這項教育改革大計劃將在二十年後使整個中國得到巨大的效益。而當李鴻章聽到二十年的期限時立馬回復政府等不了這麼長的時間。很顯然，李鴻章根本無法理解李提摩太之教育方案於中國的戰略意義。結果的確很遺憾，因為晚清的中國又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戰略投資。為了能銘記這段具有歷史性的對話，筆者把李提摩太回憶錄里的全文載錄如下：

「在小冊子中，我建議中國政府進行教育改革，並為此每年投入一百萬兩白銀。對這個建議，李鴻章的答覆是，中國政府承擔不了這麼大一筆開銷。我說，那是『種子錢』，必將帶來百倍的收益。他問什麼時候能見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實施現代教育帶來的好處。』我回答道。『噢！』李鴻章回答說，『我們等不了那麼長的時間。』」[16]

就這樣，李提摩太又失去了一次實施龐大教育改革計劃的機會，而對於中國來說，則無疑是失去了一次全面振興教育、強化國力的機會。此後李提摩太也繼續嘗試在中國官員中推動這個方案，但卻始終得不到積極的回應，但也又部分官員則一直在踐行李提摩太在小冊子里的教育理念。[17]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向曾國藩兒子曾紀澤建議的經歷，當1888年李氏拜訪曾氏提出現代教育改革方案時，曾氏一度極其熱情地表示讚許，並督促李提摩太在高級官員中積極散發《現代教育》小冊子，曾氏還一度認為中國的唯一希望在於教育。不過，鑒於曾氏當時官職並不大且職務敏感，因此就不敢獨立張羅此事。而更令李提摩太遺憾的是不久之後，曾紀澤便英年早逝。

3、1895年向張之洞「敲詐」百萬巨款的用意

李提摩太於1895年2月初開始分別向張之洞、李鴻章提出的能救中國脫離「甲午戰敗」之難的具有頂層設計的「妙法」，當時局面正值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節節敗退」幾乎面臨「全軍覆沒」乃至整個國家處於內外交困的時期。[18]據《張之洞檔案》透露，[19]張之洞與李提摩太就如何挽救中國脫離甲午戰敗之難共有過三次面對面商談。這次會面緣起於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七日（1895年2月1日）李提摩太在上海發給張之洞的電文：「華有新難，知者一二，獨公能救之。電復。面稟。上海李提摩太。」當日張之洞就回複電報：「致上海李提摩太：來電未甚解，請即來江面談。兩江。初七。」[20]李提摩太獲悉電文後便於正月十一日（2月5日）前往南京與張之洞進行了會面。期間張之洞數次邀請李提摩太「商討使中國擺脫困境、安定秩序的最好辦法」。張之洞之所以在乎李提摩太的想法，因為在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1895年1月28日）山東巡撫李秉衡來電闡明甲午戰爭的局面是：「惟賊勢太眾，我軍太單，恐難支持半月，有負憲台統籌全局之心。如何如何！」[21]面對中國敗於日本所陷入的外交困境，李提摩太也直言不諱，儘管他的建議難免帶有自己主觀想法，但於當時中日關係萬分危急的處境而言，其實也是「肺腑之言」，如他建議：

「除非立即達成和談，任何改革都無從談起；徹底的改革以教育為基礎（對此，總督毫無遲疑地表示贊同，打斷我的話發表他的看法）；對任何政府來說，它的功效之高低的最好證明，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並擺脫貧困和苦難的能力（對此，總督表現得很嚴肅，彷彿對他來說，這是一種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國變法維新，倘若中國對此無所用心，上帝將讓其他民族改革中國，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國所發生的那樣。」[22]

對於李氏的建議，張之洞也做了回應，在回應中張氏一開始便責怪日本對於朝鮮的非理性行為，並聲明日本如果再這樣下去將會如拿破崙的法國一樣耗盡國力。不過，隨後張氏就帶著「似乎已無計可施的表情」問李提摩太該如何讓中日實現和平，無疑張氏的無奈表態體現了當時的危急局面。作為回應，李氏首先高度肯定張之洞身份對於大清國政局的重要性，並希望他應該像其在南方八省所做的事業一樣也能得到其他省份的支持，最後的話題就是希望他能倡導和談以為中國下一輪的改革步伐而開闢道路。張之洞基本上給予了積極的回應，李提摩太這樣回憶：

「他對我為中國做的工作表示感謝，並說，如果可能的話，應當通過我的書，在五十個左右的高級官員中間達成一致意見，然後其他各級官員會跟上來的。他承認，任何國家要繁榮昌盛都必須進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說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則，不容改變。即將告辭的時候，他問我為什麼急著回上海，什麼時候再來看他。」[23]

很顯然李提摩太在此次會談中給張之洞留下了不錯的印象，因為張氏道別時希望李氏能再來南京商談。而李氏也鑒於此次張氏對其的信任態度，於是便在離別的凌晨（沒睡好）構思了一個解救中國的具體方案，該方案共有五條：

「（1）、在一定年限之內，給予某一外國處理中國對外關係的絕對權力；

（2）、這個外國政府必須在中國實施各種形式的改革；

（3）、由該國的代表控制中國的鐵路、礦山、工業等各個部門；

（4）、中國皇帝應同過去一樣，授予外國代表各種官職爵位；

（5）、期限結束之時，外國政府把屬於中國的一切資產和負債轉交中國政府。[24]」

由於這是李氏在中國處於「萬分危急」乃至「無計可施」之際臨時想出的一個解救方案，[25]因此他也沒有馬上告知張之洞，而是先回到了上海。就李提摩太這個方案而言，今日看來似乎有「殖民主義」嫌疑，事實上於當時處境而言實不算冒犯之言，乃為由衷之言，因為在當時處境下一般國家都不願輕易在中日之間實施偏袒政策，以免得罪一方，因此如希望某國能及時出面幫助中國制約日本，除非有實際的授權空間和互惠條件作為保障。再者李氏的這個想法並不是受某國政府的授意，而是從現實角度望救中國脫困。[26]事實上李提摩太這個策略比數月後張之洞主動提出要以割讓新疆、西藏換來俄、英支持以抗擊日本「企圖吞噬中國」的策略要溫和得多。[27]

兩天後的2月7日（光緒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李氏再次電函張之洞：「電。今日得妙法，救近救遠。法成，賞一百萬兩；不用，分文不費。可否奏上。李提摩太。」[28]根據此後李氏所言「銀仍為華而用，非入己也」，可以推測此處李氏希望在「妙法」獲得朝廷採納後能得白銀百萬獎賞的構思是基於他的教育改革理想，即李提摩太於1885年向李鴻章提及的龐大教育計劃——就是希望在中國每個省府設立一所現代高等學校。儘管該計劃十年來因無人理解而無法實施，但李提摩太卻仍然沒有放棄，而此時的甲午戰敗則讓李氏似乎覺得是個絕佳時刻。張之洞獲悉電文後馬上吩咐幕僚梁敦彥於次日回複電文：「上海李提摩太。奉帥諭：事急，誠有妙法，不惜重賞，望明日函告。但須切實能辦，空談無補。特轉達，祈速復。梁敦彥。十四。」[29]李提摩太收到電文後當日就回復了電文：「所言妙法，救目前，亦救將來。所請酬銀百萬，但發一確電允給，即詳細告知。非空談，不成不取。李提摩太。」[30]

為了使此次方案能得以落實，以一方面解救中國脫離甲午困局，另一方面也順時獲取百萬賞銀以推進中國現代教育建設。此次，李提摩太真算是「豁出去了」，因為在其與張之洞積極溝通的同時，又將該文電報以同樣的內容發送一份給李鴻章，並特此委託李鴻章奏請光緒帝批複：「上海英國教士李提摩太，素識，其人忠於為華。來電有妙法救目前亦救將來，請酬金銀百萬，但發一確電允給，即詳細告知，不成不取雲。應否姑允，所請不成不取，似無妨礙，候電示。鴻。」[31]當時光緒帝正因甲午戰敗而困於無計可施也將信將疑地做了批複：「又諭，電寄李鴻章。據電稱上海英教士有妙法，可救目前等語。此等術士，恐又如晏汝德之流。但既雲不成不取酬銀，不妨姑試。即由該督酌辦。電寄」[32]李鴻章就李提摩太的妙法得到光緒帝「不妨姑試」的諭旨後便於正月十八日（2月12日）給張之洞發了電文，其意也是希望張帥不妨聽聽李提摩太的具體方案：「密。英教士李提摩太頗忠於為華，電稱有妙策，可救目前急，並救將來，索酬銀百萬，不成不取雲。鴻已電署，旨飭：不妨一試。李又電稱，函難盡述，封凍不便來北，已由滬赴寧密稟，乞試詢之，酌度見示。……鴻。嘯。」就這樣，李提摩太帶著光緒帝的諭旨和李鴻章的批示於2月16日再次赴南京拜訪了張之洞。有關此次的會談，據李提摩太回憶，當天張之洞由於事務繁忙因此心情不是很好，而在自己談了「妙法」的三個要點後，張之洞也做了回復，李提摩太這樣記載：

「在答覆我的建議時，總督聲明，他不主張將中國變成某個國家的暫時的保護國，但贊成在不超過十年的某個時期內，與某個國家結成互惠互利的盟友關係，為此可以給予某些商業上的優惠條件，如增開商口岸、修築鐵路、開採礦山和引進工業的收益權等，但必須採取措施避免其他國家的嫉妒。」[33]

事實上，有關張之洞對李提摩太之「妙法」的描述及回應，其於1895年2月28日在電報給總理衙門及李鴻章的長篇電文可以得到必將整全的展現。[34]

不過，鑒於當時甲午戰局兵敗如山倒的形勢，晚清擔心日本有「直搗京城」的作戰計劃，同時由於1895年1月14日全權大使張蔭桓、邵友濂在日本和談期間被驅逐的情形，因此清廷高層便在慌忙中派遣李鴻章於1895年3約13日赴日促成《馬關條約》的簽訂（1895年4約17日簽訂）。由此，李提摩太寄希望以「妙法」領賞百萬白銀以推動中國高等教育的宏大計劃也再次以失敗告終。儘管這一宏大教育計劃因條件不成熟而無法得以實施，但李氏對於中國教育改革的期待卻始終沒有放棄，如在1895年9月拜訪李鴻章時又提了如下教育建議：（1）、派遣一百名翰林、十名皇室親貴去國外考察學習；（2）、對所有秀才實施外國式教育；（3）、定期在北京舉辦講座，講解當今世界的主題和重大事件；（4）、由於反戰派的錯誤，中國被迫賠付日本兩億兩白銀；而我規划了一個方案，可以使總理大臣每年有四億兩白銀入賬。[35]李鴻章聆聽後表示很讚賞，並提議能多給朝內官員講解這些建議。李提摩太此後儘管再也沒有機會促使清廷實施全面推動高等教育改革方案，但卻始終沒有停止勸說朝野重視教育事業的步伐。

結論

大體從1868年開始，中日開始拉開距離，就是說師生之間的關係開始轉換。而恰恰是從1869年開始丁韙良開始任教晚清時期最重要的官方教育機構京師同文館（京師同文館代表中國近代教育的開始，期間丁韙良出任總教習長達26年），直至1898年京師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後還出任第一任西學總教習。在丁韙良主政晚清同文館的數十年時光里，無疑其對晚清朝廷的教育理念、教育啟蒙、教育實踐發揮了無法替代的作用，乃至可以說其是晚清近代教育最重要的實踐者。在此期間丁氏多次向清廷建議擴大京師同文館學科建設的方案，並積極呼籲把科學知識體系帶入科舉體系里，但鑒於清廷洋務派尤其是頑固派的認識不足而屢屢「胎死腹中」。而期間李提摩太更是分別向李鴻章、張之洞提出了驚世駭俗的教育大計劃，即於1886年向李鴻章提出每個省府創建大學堂的戰略性教育改革方案，之後又於1895年寄希望藉由甲午戰敗形勢向張之洞索取百萬白銀以推進教育改革。就是說假如丁韙良和李提摩太的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得以實施的話，那晚清的中日關係乃至整個社會發展就有可能會體現完全不同的時代風貌。

因為，在日本進行明治維新改革直至甲午戰爭爆發的近25年里，中國近代教育的最主要實踐者乃是以丁韙良和李提摩太為首的西國傳教士，因此可以這麼說，西國傳教士之教育理念的優劣以及實施程度的深淺決定了晚清朝野知識結構乃至時代視野的整體走勢。也由此而言，自洋務運動（中方）或明治維新（日方）開始到甲午戰爭爆發，直至晚清覆滅，中國最高層教育政策究竟如何落實大體可以從丁韙良、李提摩太與晚清朝廷高層的互動情況而窺見一斑。只是歷史是無法假設，因此我們只能藉由回憶、追溯、反思來透視晚清傳教士之教育改革理念的來龍去脈，以此來更真實或更公正地了解歷史，期盼能由此而更健康地、更整全地建構未來的家園。

最後以丁韙良在回憶錄里（1896年）一段評價中日關係的話作為結束：

「鴉片戰爭時期，兩個帝國對外面的世界態度一致。從那時起，確切地說，從1854年我們首次與日本簽訂條約時起，兩國的政策便分化了。中國被迫放棄一貫的排外政策，但儘可能地不讓步；日本則不待武力逼迫，自動放棄閉關政策。中國拋了錨，無望地固守老地盤，雖冒著在下風岸上撞得粉身碎骨的危險亦在所不惜。日本起了錨，勇敢地駛向海洋。主動地奮發向上遠遠優於被動地保守傳統，這一點從最近戰爭的結果可以看得一目了然：勝者躋身世界列強，敗者開始分崩離析。」[36]

[1]［美］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頁160。

[2]同上，頁161。

[3]楊益茂：《洋務運動時期的新式教育》，《北京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頁111。

[4]楊勇：《洋務運動教育改革與明治維新教育改革比較》，河北大學教育學博士論文，2011年，頁111-112。

[5]［美］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頁221。

[6]［美］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頁217。

[7]同上，頁274。

[8]自1889年開始李提摩太的文章及專著如下：［英］李提摩太：《新學》，載《萬國公報》第2冊，1889年3月。［英］李提摩太：《富晉新規》，載《萬國公報》第11冊，1889年12月。［英］李提摩太：《論說》，載《時報》（天津）1890年8月～1890年12月。［英］李提摩太：《外洋新聞》，載《時報》（天津）1890年8月～1891年5月。［英］李提摩太：《新政策》，上海：廣學會，1893年版。［英］李提摩太：《華英讞案定章考》，上海：廣學會，1893年版。［英］李提摩太：《養民有法說》，上海：廣學會，1893年版。［英］李提摩太：《大國次第考》，上海：廣學會，1893年版。［英］李提摩太：《三十一國志要》，上海：廣學會，1893年版。［英］李提摩太：《大國次第考》，載《萬國公報》第54冊，1893年7月。［英］李提摩太：《世界女族進化小史》，上海：廣學會，1894年版。［英］李提摩太：《列國變通興盛記》，上海：廣學會，1894年版。［英］李提摩太：《醒華博議》，上海：廣學會，1897年版。［英］李提摩太：《八星之一總論》，上海：廣學會，1897年版。［英］李提摩太：《時事新論》，載《新學彙編》，上海：廣學會，1898年版。［英］李提摩太：《救世教益》，載《新學彙編》，上海：廣學會，1898年版。［英］李提摩太：《論分利生利之別》，載《新學彙編》，上海：廣學會，1898年版。［英］李提摩太：《新字述略》，載《萬國公報》第114冊，1898年7月。［英］李提摩太：《格致書院振興西學記》，載《萬國公報》第116冊，1898年9月。［英］李提摩太：《新政決》，載《萬國公報》第117冊，1898年10月。［英］李提摩太：《說錮》，載《萬國公報》第117冊，1898年10月。［英］李提摩太：《行政三和說》，載《萬國公報》第118冊，1898年11月。［英］李提摩太：《大同學》，上海：廣學會，1899年版。［英］李提摩太：《歐洲八大帝王傳》，上海：廣學會，1899年版。［英］李提摩太：《西鐸》，上海：廣學會，1899年版。［英］李提摩太：《英國議事章程》，上海：廣學會，1899年版。［英］李提摩太：《歐洲八大帝王傳》，上海：廣學會，1899年版。［英］李提摩太：《中國安危視掌說》，載《萬國公報》，第121冊，1899年2月 。［英］李提摩太：《性理學列傳》，載《萬國公報》第128冊，1899年9月。［英］李提摩太：《救華上策》，載《萬國公報》第146冊，1901年3月。［英］李提摩太：《辦理山西耶穌教案章程》，載《萬國公報》第149冊，1901年6月。［英］李提摩太：《仇教會即仇中國論》，載《萬國公報》，第215冊，1906年12月 。［英］李提摩太：《預籌中國十二年新政策》，載《中西教會報》1908年6月刊。［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此外李提摩太的中英文譯本作品如下：［英］貝德禮著，李提摩太、蔡爾康譯：《農學新法》，上海：廣學會，1894年版。［美］貝拉米著，李提摩太、蔡爾康譯：《百年一覺》，上海：廣學會，1894年版。［英］麥肯齊著，李提摩太、蔡爾康譯：《泰西新史攬要》，上海：廣學會，1895年版。

[9]［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03。

[10]［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24。

[11]［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29。

[12]［英］麥肯齊：《泰西新史攬要》，李提摩太等譯，馬軍點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頁2。

[13]［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39。

[14]［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178-179。

[15]［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179。

[16]［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188。

[17]李提摩太回憶多年後一位擔任省學校長的翰林一直在踐行他在小冊子里所說明的教育理念。［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188。

[18]1895年2月1日李提摩太向張之洞提出解決中國脫離「甲午戰敗」的前一天，李鴻章向光緒帝上了一道「彙報前敵緊要軍情折」，在奏摺里，李鴻章附錄了前線將領發來的軍情彙報，其中丁汝昌在來電中已透露出形勢的萬分危急：「水師各艦靠劉公島，與張文宣陸軍四營相依護，尚能竭力堵擊，但慮倭兵水陸夾攻，形勢孤危，終難久支。（初五日酉刻）」參見顧廷龍、戴逸編：《李鴻章全集》第16卷（奏議十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7。同時，當日清廷已派張蔭桓、邵友濂親赴日本廣島與日方商談媾和條約，這表明清廷在中日甲午之戰中正出於極其被動之時，即竭力尋求停戰（此後因日本認為張、邵不具有「全權」代表資格而迫使清廷派遣李鴻章前往）。光緒皇帝給予張、邵的勒書全文如下：「皇帝特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出使日本議和全權大臣，即著前赴日本與日本所派議和全權大臣妥商一切事件，電達總理衙門轉奏裁決。所有隨往人員，均歸節制。此去務宜保全國體、輯睦邦交，竭力盡心速成和局，無負朕之委任。欽此。」［清］王炳耀等：《中日戰輯選錄》，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文獻館，1969，頁2。

[19]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頁454。

[20]同上，頁454。

[21]苑書義等：《張之洞全集》第三冊（奏議、電奏），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2028。

[22]［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15-217。

[23]［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17。

[24]同上，頁217-218。

[25]據茅海建考證，李提摩太的這個方案跟其母國英國政府沒有任何關聯，因為據現有資料可以認定，當時英國政府並沒有託管中國的計劃。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454。就是說這個方案純粹是李氏基於甲午戰敗處境下「反覆思考拯救可憐的千千萬萬中國人」而設想的一個方案。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17。

[26]日後張之洞曾這樣評價李提摩太：「英教士李提摩太屢致樞電，其意憂中國之貧弱，力勸步武泰西，講求富強，具見遠人忠告。且聞其于山西教案頗持公論，可望和平了結，並欲將賠款留充晉省書院、善堂之用，尤見顧全大局，識解不凡，深堪嘉尚。該教士在滬創立廣學會，譯緝泰西史學、政治諸書，望即選購，呈送政務處，以備採擇。並希轉達該教士獎慰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467。茅海建也這樣評價李提摩太：「需要說明的是，李提摩太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分子，也不為英、美、日本政府服務。」 參見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465。

[27]在《馬關條約》簽訂十天後的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張之洞致總理衙門的電奏中這樣說道：「倭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割讓數地而已……惟有懇請敕總署及出使大臣急與俄國商訂立密約，如肯助我攻倭，脅倭盡廢全約，即酌量劃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數城，或北路數城以酬之，並許以推廣商務。如英肯助我，則酌量劃分西藏之後藏一帶地，讓與若干以酬之，亦許以推廣商務。外洋通例，若此兩國有聯盟密約，有戰事即可相助，不在局外之例。俄現有兵艦三十餘艘在中國海面，英有兵艦二十餘艘在中國海面，俄、英兩國只須有一國允助，其兵船已足制倭而有餘。」苑書義等：《張之洞全集》第三冊（奏議、電奏），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2060-2061。

[28]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454。

[29]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455。

[30]茅海建：《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頁455。

[31]顧廷龍、戴逸等編：《李鴻章全集》第二十六卷，電報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頁43。

[32]王彥威纂，王亮編，王敬立校：《清季外交史料》第一百零五卷，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頁1792。

[33]［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19。

[34]電報全文如下：「總署、天津李中堂：急。前接北洋電云：英教士李提摩太，自言有救急之法，已電總署奏明，奉旨不妨一試等因。查該教士屢向洞言，亦與致北洋電同。既奉旨一試，當即再約該教士來寧詳問。語多閃爍，除最謬之語駁斥不論外，大意言此時只惟有設法懇英助中國，方能支持。問如何方肯助，李雲鬚多與英國商務利益，如准英商在中國開鐵路、開礦，興各項化學工作、製造等事。此皆中國大有利益可致富強之事，無如中國拘於積習舊法，憚於變法大舉。工商拙鈍貧窘，不解興利，又無貲本，官亦無大力籌此巨款，以致坐棄大利。若與英國約定，准其在中國辦二十年，每年所出之利，酌量分與中國，二十年限滿後，仍交還中國自辦。風氣已開，始基已立，中國官民工商皆曉其作法，知其好處，自能擴充接辦，從此中華為強國矣。當詰以二十年太久，答雲或十數年。又詰以英以何法助中國，答雲極力勸和，不使倭人妄為。詰以能助水師、陸軍幫我攻倭乎？答雲不能助兵，只能脅和。並雲此系該教士為好之意，自出己見。至如何辦法，如何立約，英廷所重者何事，究願如何幫助，須總署與英公使、中國星使與外部自行商辦等語。稅務司穆和德來言，大意相似，惟增入添口岸一條。詰以許英利益，設各國欲均沾將如何？答雲英商務最大，不患他國分其利等語。查兩人所言，皆系懸揣之詞，總歸於以利益與英，則英可助中國脅和。以洞管見論之，無論英、俄、法、德、美何國，此時能助我水師攻戰，則我必勝，倭必蹙，中國自可重許以該國利益，亦無不可。若僅空言勸和，則何必徒以利益與他國乎。惟幫助脅和，必須及早，趁此時和局尚未開議之時，方易為力。若待大局糜爛，倭欲愈奢，又加各國乘機要求，則雖助亦無益矣。應否令總署與英使、外部商辦之處，恭候聖裁。遵旨詢問復陳，請代奏。之洞肅。豪一。」苑書義等：《張之洞全集》第三冊（奏議、電奏），頁2039-2040。

[35]［英］李提摩太：《親歷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華回憶錄》，頁226。

[36]［美］丁韙良：《花甲憶記——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頁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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