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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問中國經濟

【五問中國經濟】

五問中國經濟欄目文章來自本公眾號於今年五月對五位中國年度經濟學者的約稿,從五個方面對中國的發展進行探討,約稿選題來自於五位學者在5月3日至5月5日論壇的討論。

【五問中國經濟】(之一)

問題:您認為決定一個社會長期經濟發展績效的根本因素是生產要素、產業結構、技術、制度還是其他?

社會長期經濟發展的根本因素探討

李長驄

社會長期的經濟發展績效的影響因素中,要討論出一個最「根本」的因素或許就會倒向決定論的片面中去,從而難以解釋大量現存的經濟社會現象。我傾向於認為因素之間始終是相互影響的而不能割裂看待和評價,雖然有重要性的不同,但所謂因素的「根本」在衡量人類尺度經濟發展績效時或許並不能完全體現。

但這並不是說不存在對於根本因素的討論,因為這與「長期」時間尺度的概念相關,在不同的時間尺度下,不同因素的體現往往重要性也會發生變化,而在不同的研究方向和條件下,這些要素是不同的方面而相互補充的。

如果從人類社會歷史時期的長期尺度來看,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是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最長跨度的時間尺度上,決定經濟發展績效的根本因素(影響最大)是技術水平。

如果我們認為長期尺度是百年、數百年範圍的話,那麼制度又成為了影響最為顯著的因素。

技術創新與其他增長因素的關係

社會組織形式的不斷進化其實質是新技術的出現為新的生產關係奠定基礎的過程,就如同鐵器牛耕促進奴隸制的瓦解,解放了農民的生產力一樣,新技術的出現推動著社會深刻的變革。新技術的出現,可以說是社會長期經濟發展績效的決定因素。

技術的發展決定製度的形成,從歷史上看,封建時代的技術決定了封建的制度、奴隸時代的技術決定了奴隸時代的、工業時代的技術決定了工業時代的社會制度。我們不能想像在缺少鐵器的時代擺脫奴隸制制度,我們也不能想像在缺乏工業機器的技術條件下結束封建制度。這是因為,社會制度必須適應經濟基礎的存在,經濟基礎決定於時代的技術水平。可以看到,現代民主制度的形成是依託於交通技術、電力技術和信息技術的存在而存在的,在封建時代的技術條件之下,面對全體公民的民主制度將無法應對支撐其存在所面臨的成本的增加。

技術的出現,是制度改進、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根本原因。同時,技術的發展也往往具有不確定性,即是說我們不能確定未來技術發展的方向,就像現在我們不能確定時光旅行技術是會在一百年內出現還是在一萬年後出現一樣,千百年前的人們也不能確信馬車、火炮和指南針還是別的技術會首先出現。馬車使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成為可能,為中世紀的宗教控制提供了條件。

技術的創新促進結構的變遷,從產業結構的變化就可以看出,機械和高效的農業生產釋放了大量的勞動力進入了共廠,發展了第二產業,第二產業的增長推動了第三產業的發展,而這其中的關鍵因素仍然是技術,因為技術的變化和升級,工業生產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技術使得生產的高度自動化,那麼就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在這之中始終貫穿的就是技術的發展和變化,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一系列因素的改變就自然發生了。

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績效的重要影響

可是,如果我們認為技術是制度的決定因素,因而是經濟發展績效的決定因素的話,那麼為什麼有些技術率先出現在某些地方,有些地方技術進步很快而有些地方技術進步得很慢?歐洲中世紀之後爆發了宗教革命和工業革命,技術的進步十分迅速,反觀中國,在統一的封建帝國通知下一直以來的生產力始終高於西方國家,卻在近代的歐洲崛起中逐漸落後、一落千丈,大不如前?

從制度角度講,這是因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在維持統一帝國的同時對科技創新發生了抑制作用,不僅抑制人們去進行發明創造,而且抑制發明創造的使用和傳播。那麼,從這個角度看,是不是說明了制度對技術的決定作用呢?

在某一個時間段內,不可忽視制度對技術的作用,但是否是「決定」作用則需要仔細分析。通過技術可能曲線,我們了解到制度也許可以抑制技術進步的速度,但不可能完全阻止技術的進步,這樣看來,制度對技術的作用是影響而不是「決定」,可是,當技術進步到某一階段時,社會制度的變化就成為必然了,因此,關於制度和技術的關係,正確的表述應該為技術決定製度、制度對技術有重要的反作用。

雖然制度對技術僅僅是影響,但卻在較長期的時間尺度內有巨大的影響。從歐洲對中國的超越就可以看出,當歐洲通過工業革命發展了資本主義,中國卻因為制度的原因把資本主義的萌芽牢牢握住、不允許其長大生根。把時間尺度縮小的百年的時間裡,這種影響限制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的商品經濟始終被遏制而不得自由生長,因而技術受制於這種制度和社會環境,難以發生快速更新和進步,終於在鴉片戰爭中讓我們意識到了中國的落後遠非數日的差距,而是我們早已落後於工業時代的潮流了。

如果回到中國建國以來的建設史,那麼就更加可以看到制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了。每一種制度的出台和頒布,都直接影響著經濟發展的質量和速度。農業合作化本來是為了提高農村農業勞作的規模經濟,但因為政治把控的原因,當高級合作社不分條件地設立時,可怕嚴重的後果就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反右擴大化造成的經濟損失讓所有人痛心。改革開放的整體格局解放了生產力,取得的進步也是有目共睹的。

英國的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極大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英國率先成為了工業革命的發生國、並為日不落帝國的強生奠定了基礎。海洋強國西班牙的衰落和英國的崛起也與其政治制度有直接的關係。

總結

生產要素根據具體的條件不同而不同,亞非拉國家廉價勞動力是低端製造業的基礎,也是產業結構形成的基礎,國家的能源儲藏、歷史條件等都會影響一國的生產要素和產業結構。一國選擇什麼樣的制度、什麼樣的發展戰略對產業結構和生產要素都有重大的影響。

但對以某一具體的國家和具體的條件,或許追求經濟發展績效的措施只能是充分利用已有的條件和資源,制定最適合本國的戰略,實事求是地制定合理的制度,才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最有利保障。當然如果政策和制度設計符合實際情況,那麼就會促進技術發展、產業結構逐漸變化和生產要素的有益變化,從而促進國家最大可能的經濟發展。

在短期內,宏觀經濟和政治制度不會為技術的更替而徹底改變,因為技術對制度的作用只有放在歷史尺度中才能顯現出來,要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就要促進技術進步,鼓勵創新或者技術吸收和轉移,從而促進生產和消費,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增長。

我國的未來發展的潛力,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一樣,要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優化制度,促進技術創新和技術引進,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掃除障礙。

綜上所述,社會長期經濟發展的績效與多種因素都是相關的,具體時期和具體條件所著重分析的內容是不固定的,對於我國或某一具體國家,只有根據國情和實際情況確定適合的制度,分析經濟發展的情況而採取不同的措施,才能促進一國的經濟的長期增長。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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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經專第一次作業,版權所有,違法必究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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