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人，用的都是笨辦法
文 | 度公子 · 主播 | 雅萱
1958年，嚴歌苓出生在一個文藝而浪漫的家庭。父親嚴敦勛，既是作家，也是編劇，母親是一名話劇演員。嚴歌苓還在蹣跚學步之時，仰起小臉，便能看到父親在窗前畫畫，在燈下拉小提琴，母親則拿著《莎士比亞》的劇本，一句一頓地念台詞。
小小年紀，她就看過了《唐璜》《戰爭與和平》《西廂記》，專挑喜歡的段落，等去了學校講給小朋友聽。看漏的部分，自己想辦法編一段接上去。她的創作才華，那時便埋下了種子。
對人性的洞察，也是從那時開始的。
嚴歌苓天生有一種敏銳，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細節，美好或邪惡的，明媚或黑暗的，她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嚴歌苓擅長將它們儲存起來，等待時間發酵，最終變成一個個故事。
但一開始，她並不清楚自己有這樣的魔力。
12歲那年，嚴歌苓報考部隊文工團，成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藝兵。那是她人生中最鮮活的一個階段，跳舞成為了她的靈魂。
在一個倉庫里，嚴歌苓偶然發現了好多發霉的書，她就偷偷將書綁在綁腿里，帶回宿舍，特意將書封撕掉，套上毛選的殼子。在這些書里，有影響了她一生的《拜倫傳》。
拜倫天生跛足，少年時代還是個很胖的瘸子，為了改變自己，此後短暫一生中，對自己的飲食十分克制，只為維持瘦削的身材。拜倫的內在力，令嚴歌苓無比欽佩和激動：原來一個人天生的條件，並不能決定她最終的高度。只有用強大的自律和內在驅動，才能把人帶到更好的地方。
在部隊里，她不是形體最好的，但永遠是練功最勤奮的一個。每天早上4點，她就爬起來，將腿拉成一條直線，腳高高地架在窗欞上，甚至連給人寫信都會保持這種姿勢，從不懈怠。
看上去被綁在一個無形的刑具上。
——嚴歌苓《灰舞鞋》
8年間，嚴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給了她全部的青春幻想。於她而言，要麼不做，要麼就要做到竭盡所能的最好。因為她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歡的事做到極致，才對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
20歲時，嚴歌苓所在部隊參加了自衛反擊戰。當時記者很少，抱著英雄主義的態度，嚴歌苓毫不猶豫都對上級說：「我想去！」
沒想到，這成為了她一生的轉折。
身為女兵，嚴歌苓沒有去前線打仗，留在了後方當護士。在採訪、照顧了3個月的傷員後，嚴歌苓一夜之間意識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須找到一種新的形式來表達自己，那就是寫作。
隨後，她被調到鐵道兵政治部擔任創作員，成為一名軍旅作家，一連寫出了長篇小說《綠血》《一個女兵的悄悄話》，獲10年優秀軍事長篇小說獎、解放軍報最佳軍版圖書獎等，在文壇嶄露頭角。25歲退伍時，她已經是專職作家了。
但她在寫作上的「野心」，並不止於此。
1988年，美國新聞總署向嚴歌苓發出邀請，讓她有機會了解了美國青年作家和藝術基金會，還訪問了七個城市。從美國回來後，嚴歌苓帶了一本《美國600所大學》，當即萌生了一個念頭：去美國，考一所專門的藝術院校。
為了出國，她真是拼了。當時已經30歲的她，買了三本新概念英語和幾本字典，每天抱著書死記硬背。
有一次，家裡來了客人，父親說：「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順便買一隻魚回來，我們燒著吃。」嚴歌苓抱著字典就出門了，一路背單詞，一路來到菜市場，買了魚，又一路背著單詞回家。結果一進門，父親望著她：「魚呢？」嚴歌苓早不知道把魚放哪兒去了。
到了美國後，她報考了英語強化學習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錢快花光了，她聽說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試，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時間，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錢我全部拿來買機票，這樣我就還有三次機會。
嚴歌苓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死磕到底，居然從一個英語白痴，成為了考上兩個藝術院校寫作系的留學生。最後，她選擇了哥倫比亞藝術學院，開始在那裡接受系統的寫作訓練。
她的英語文學基礎，比起同班同學差了老遠。別人一個小時讀50頁，她一個小時才讀十頁，別人一節課就能寫一篇小說，她半天才磕出一段白描。與此同時，她窮得半死，還要去打工賺錢。但似乎越是困難，越能激發嚴歌苓的鬥志和潛能。她拚命補課，到了期末，成了班上唯一一個拿滿A的學生。
後來，在一次訪談節目中，一個香港大學文學系研究生問：「您是怎麼做到的？像我們這種基礎來說相對較好的學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國去，還一下子拿到那麼好的成績。」
嚴歌苓答：「聰明人，用的都是笨辦法。」
確實，越是聰明的人，越是知道這世間的努力，沒有任何捷徑可走。唯有不斷地穿山越嶺，涉險過河，一步一個腳印，花更大的力氣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別人遠遠甩在身後。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報，但不努力，是絕對不會有回報的。
在中國，嚴歌苓已是小有名氣的作家。
在美國，她卻要為了生計給別人打工。
克服語言障礙後，嚴歌苓打了各式各樣的工來維持生計。有一次在餐廳打工，因為忘了關咖啡機，玻璃壺「砰」的一聲炸了，她當即就被掃地出門。一個30多歲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
那是我一生唯一一段干實際工作的時期，除此之外都是不務實的工作，比如早年跳舞，後來寫作。而這段時期，我就像任何一個中國留學生、中國新移民那樣，討生活，掙飯錢。好像多出一條命來，是脫胎換骨的一種。
——嚴歌苓
生命的酸楚、慌張，生之維艱，尊嚴的可貴，種種情緒，嚴歌苓都在那時期得到了體驗。她開始將那些情緒調動起來，著手寫作。
在大街上，一個少年搶了她的項鏈。嚇是嚇壞了，但心靜下來後，她伏案寫出了《搶劫犯查理和我》。
一個陽光和霧氣交織的早上，鄰居陽台上晾出一條透明的帶蕾絲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墜落下來，嚴歌苓痴痴地望了一會兒，回屋就寫出了《女房東》，把一個旅美華人老柴對女房東的曖昧臆想，寫得入木三分，一舉摘下台灣「中央日報文學獎」的一等獎。
在學校里，同學給她講了個華人移民的故事，她回去一琢磨，寫出了《少女小漁》。作品不但拿下台灣文學獎，還收穫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個導演專門打電話找她，說：「我想拿下這篇小說的版權。」
那時，嚴歌苓對電影和導演都還不熟悉，名字和作品對不上號，問：「請問你叫什麼？」
對方回答說：「我叫李安。」嚴歌苓又問：「你拍過什麼啊？」
「拍過一個《喜宴》，你看過嗎？」
「天吶！那是我最喜歡的電影！」
最後，嚴歌苓拿到了一筆錢，一個非常巨大的數目，足以讓她在好長好長一段時間裡，不再去打工，能夠坐下來專心寫作。而且從那之後，她又得到了一個新的身份：編劇。
後來有人問：「從一個名作家，到去美國給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會有什麼落差嗎？」嚴歌苓說：「這有什麼落差，我覺得完全OK 啊。」
嚴歌苓經常開玩笑，說自己是個「寫稿佬」，很少自稱什麼作家。一提作家，好像就把自己身份吊起來了。人生在世，其實最忌諱的，就是這種枷鎖一般的身份感。
越是生命力飽滿、專註於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會拘泥於身份。
《少女小漁》給嚴歌苓打開了一扇門，讓她的故事和影視作品生出了血親。那一年，有三個導演來找她要版權，還有人請她去寫劇本。此後她的作品，就頻頻被搬上大銀幕。
除開電影，在影視劇領域，嚴歌苓的每部作品，都要掀起收視狂潮：《一個女人的史詩》《鐵梨花》《小姨多鶴》《第九個寡婦》…
1995年2月，嚴歌苓接到一個電話，是自己的好友，在柏林影展當評委的陳冲打來的：「我決定自己導片子，就拍你的《天浴》。」
嚴歌苓問：「為什麼非要拍這個？」
陳冲說：「看了好多影片，都是些現代人猥瑣、變態，精神委靡的生活，沒有一部使人感到心靈升華，連點詩意、浪漫都找不到。我就要弄一部《天浴》這樣的東西，提醒一下自己，我們曾有過一個神聖時期，哪怕自認為神聖。」
對這部電影，陳冲極為重視，激動得睡不著覺。從柏林回到舊金山時，她已經寫完了劇本初稿。為了《天浴》，她推掉了一切角色，甚至連大導演伍迪·艾倫的邀請都給拒絕了。
最終，這部電影不負眾望，拿下35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在第48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獲金熊獎提名，最後還被《時代周刊》選入年度全球十大佳片。而那時，年僅17歲的李小璐，直接摘得第35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真正讓嚴歌苓在大陸被人熟知的，當然還是跟陳凱歌和張藝謀的幾次合作。
《無極》失敗後，陳凱歌急著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藝電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時間想到了嚴歌苓。其實，當時嚴歌苓的電影編劇經驗並不豐富。陳凱歌說：「沒事兒，你先看看這幾部。」隨即給了嚴歌苓一頁紙，上面寫著：《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勞倫斯》…
《梅蘭芳》，最後打破了文藝片的票房紀錄。
不久後，張藝謀又找到嚴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釵》拍成電影。當時嚴歌苓已經把版權賣出去了，但張藝謀又花了重金把版權買到自己手上，可見嚴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動人。
但跟導演合作了幾次後，嚴歌苓覺得，自己寫起劇本來，並沒有寫小說時那麼有激情。劇本是為導演服務的，不能摻雜太多的自由意志。
再次下筆時，她就想寫一個「抗拍性」特強的題材，於是寫了一本《陸犯焉識》。小說里有不適宜的內容，嚴歌苓心說，這下你們拍不了了吧？
哪想到，張藝謀還是拿去拍，只拍了後半部分。《歸來》上映首日，便拿下了3000萬票房，創下中國文藝電影的最高首日票房紀錄。
嚴歌苓能用自己的故事，收割一大片導演的芳心，離不開兩個字，一個是狠，一個是真。
在寫作這件事上，就像當初練跳舞一樣，嚴歌苓是個對自己嚴苛到冷酷的人。
讀寫作班時，老師要求學生寫3頁內容，她就一定要寫到6頁，一個接一個學生退課，她卻能頂住壓力。成為專業作家後，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3點，她雷打不動地坐在桌前寫作，一天都不曾荒廢。這種高度的自律和內驅力，是做成一切事情的關鍵。
有時寫到忘我了，早上丈夫出門她什麼樣，回到家，丈夫一看，還那樣。丈夫就開玩笑問：「我今天是不是沒去上班啊？」
有一段時間，因為寫作，嚴歌苓嚴重失眠，斷斷續續有30來天睡不著覺。跟人聊天時，別人問：「你最近到底怎麼了？」嚴歌苓一聽，眼淚「嘩」就下來了…
最痛苦的時候，她患上了躁鬱症，覺得整個世界拋棄了自己。最後幫她撐過來的，還是小說。寫作之於她，就是生命。她說：「要是不寫作的話，那我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死了。」
除了上面的狠，再有就是真。
嚴歌苓是個體驗派的作家，每次下筆寫一部作品之前，她都會不考慮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花大量的精力去考據和體驗：
為了《寄居者》，要寫上世紀40年代猶太人在上海的生存場景，她翻遍了資料，連當時的香水牌子、裁縫店構造、舞廳情況都一一記下。
為了《老師好美》，她跑過全國5所中學，跟學生一起聽課，用最現代的語言跟老師、學生交流，看高中生怎麼說話，孩子們如何生活。
為了《媽閣是座城》，她往澳門賭場中跑了4次，只為感受一下賭徒的心理，輸了幾萬塊錢。還攢下了無數富翁自殘戒賭的故事。
為了《第九個寡婦》，她直接去鄉下體驗生活，跟河南農村老太太同吃、同住、種番薯。後來，將父親曾經的劇本《鐵梨花》改成小說時，用的居然是河南的方言。
為了《小姨多鶴》，因為早年沒錢支持調查，她醞釀了20多年。前前後後，她去了三趟日本，光翻譯就150美金一天，時間成本更是難以估量，最後賺來的錢，一多半與調查費用相當。
嚴歌苓之所以堅持調查，是想找出人物的魂。
嚴歌苓是個特別能寫的作家，幾乎每年都出一本書。之所以寫得多，寫得好，離不開她高度的自律。她很早就懂了內驅力對一個生命成長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內驅力，擁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開花結果。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出版人張立憲就說：「嚴歌苓每次回國，空運來的都是耳光，響亮地告訴這群生活在北京的朋友，看啊，你們又虛度了多少光陰！」
有人問嚴歌苓最喜歡什麼樣的女人，她說：「像王葡萄那樣的，敢愛敢恨，勇敢、大氣。」
還有人問嚴歌苓最欣賞一個人擁有什麼樣的品質，她說：「聰明，但是肯下笨功夫。」
在一次採訪中，嚴歌苓感嘆道：「這個時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曇花一現，出現的很快，成熟的很快，盛開的很快，怒放的很快，最後凋謝也會很快。我不恨它，只是覺得太缺少詩意。」
從外表的優雅，到內里的堅韌，嚴歌苓都有。但最為幸運的是，她用自己的筆，構築了一個只屬於自己的精神世界。
王小波說，人僅僅擁有此生此世是不夠的，還應該擁有一個詩意的世界。在那個世界裡，嚴歌苓可以獲得心靈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畫人性的暗，體驗更多的生老病死。因為有它在，她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將生生不息地燃燒，甚至照亮更多的人。
在這樣一個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時代，或許每個人，都該以獨特的方式，為自己構築這樣一個內心世界，在那裡藏儲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熱望。
哪怕它無法為你帶來物質回饋，無法讓你變得堅不可摧。但那裡射出的光芒，可以幫你撥開厚重的雲霧，看清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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