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史話：群體、階級與買辦性

今年以來，隨著貿易戰的不斷升級，網路上「買辦」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國內某知名電腦產商深陷輿論危機，遭到群起圍攻，可謂大快人心了。趁此機（re）會（dian），本文簡單梳理一下近代史上的「買辦」的演變過程，以饗讀者。

01

從事務到職務

買辦一詞最初就是字面上的採買置辦之意。《明實錄》中多有這樣的記載：

萬曆六年奉旨每季加銀五萬兩作買辦應用

這裡的買辦是一項事務，而非一種職務，萬曆年間的戶部尚書趙世卿曾上疏稱：

祖宗以來以軍國之計責司農，不聞以買辦為職

這一顧慮大抵是為了防範濫加採買勞民傷財，不過富戶人家就沒這麼多講究了。《紅樓夢》中鴛鴦的哥哥金文翔就是在賈母處擔任「買辦」，在這裡買辦基本上就成為一個職務了。

清代實行「公行制度」，在廣州特許開設「十三行」，其中就有由政府指派的「通事」和「買辦」二職，通事負責傳遞法令、通關報稅、登記出入、發放牌照等事宜，而買辦和《紅樓夢》中金文翔類似，只是一個後勤管家或者雜役頭子，地位並不高，所採買的大抵是日用雜物，並負責招募苦力，而無權參與交易。

02

從管家到經理

鴉片戰爭之後，公行制度瓦解，《南京條約》就明確規定：

凡有英商等赴各該口貿易者，勿論與何商交易，均聽其便。其隨意雇覓跟隨、買辦、通事均屬合法。中國地方官毋庸經理。

在這種情況下，買辦逐漸取代了通事，成為洋商與國人之間溝通的橋樑，集代理人、翻譯、掮客、顧問、信用保證人於一身，地位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是因為洋商的根本需求是擴大貿易，而通事更多的是一個政治性的職務，甚至帶有監督意味，並不能滿足洋商對商業能力的要求。

這一時期的買辦，依附對象從官府變成了洋商洋行，其收入來源也從固定的薪金變成以高額傭金和回扣為主。當然很多買辦原本就是大商人，洋人看重的是他們的信譽和經營網路，不過也有一些買辦是洋行學徒出身，受賞識而得到提拔並發家致富，如後來的「赤腳財神」虞洽卿。

其後隨著中西方經濟交往的深化，買辦制度也日益走向成熟，買辦逐漸成為類似高級經理的職務，下屬副買辦、收銀人、寫賬人、對秤人、看銀人等一系列僱員，並更多的由是受過新式教育乃至海歸的青年擔任。到民國初年，很多洋行的買辦已經改稱「華經理」，其中固然有內部制度改革的因素，更多的則是因為「買辦」一詞在當時已經被視為「漢奸」「洋人走狗」了。

03

從「群體」到「階級」

在那個連遭外侮的時代，為洋人服務的買辦被視為「漢奸」並不奇怪，更何況早期的買辦群體中不乏戰時通敵、挾洋自重等行為，更有「兩頭吃」這種哪怕只談職業道德也說不過去的現象，甚至洋人對此都不乏抱怨。

不過這只是暫時的，隨著交流的深入，買辦作為中間人的壟斷性迅速下降，實際上已經逐漸成為一個普通的職業了。而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矛頭從「反滿」轉向「反帝」，在這種情況下，對「買辦」的敵視和否定，某種程度上從「買辦群體」這一實體中抽離，而集中於一個抽象出來的「買辦階級」。最早使用這一辭彙的，就是早期領導人瞿秋白。

在這一敘事語境下，「買辦階級」指的並不是擔任或曾經擔任買辦這一職務的人，而是指除政治賣國（如簽訂不平等條約）之外的「經濟賣國」者，具體體現為「幫帝國主義在中國構建商品推銷網、原料收買網和金融控制網」和「為中國反動政府向帝國主義借債擔任中介」。實際上「買辦階級」準確的來說應該是「買辦性大資產階級」，而與之相對立的則是「民族資產階級」，是否同情乃至支持革命，是區分二者的標準。

中國第一位留美幼童容閎，擔任過寶順洋行買辦，但是官方稱他為「買辦階級」，不只是因為他當時就表達了對買辦的反感，更多的是基於他此後為救亡圖存所作出的諸多努力。

民國「火柴大王」劉鴻生，擔任過開平礦務局（其時已被英商吞併）買辦，但是官方對他的定位是「民族資本家」，據說劉鴻生為此問過周恩來，周回答說：政府需要這樣的範疇來劃分敵友，你是朋友，所以你就是民族資本家。

相反，盛宣懷一出老家就進了李鴻章的幕府，從未擔任過洋行買辦，但是由於他的一些行為被認為是賣國和中飽私囊，所以到後來仍然被稱為「大買辦」。

甚至連政治家都會享受這樣的「榮譽稱號」，如范文瀾說李鴻章「身兼官僚軍閥買辦三種性質」，官方話語也會說「洋務運動具有買辦性」，還有「慈禧買辦政權」「蔣介石買辦政權」之類的稱呼。

當然把經濟事務中的辭彙用到政治人物身上總歸是有點違和，所以才會有「官僚買辦」這個詞，用來指代官僚和買辦的結合體，而不是指服務於官僚的官商。官商與買辦雖然都有「中介」的性質，但是這種類比未免太過寬泛，並無必要。以胡雪岩為例，改開以來更多的是把他稱為「民族資本家」，各種傳奇故事中也將他形容為被洋商、買辦和官場政敵聯合絞殺的悲情英雄。倒是范文瀾也把胡雪岩稱為大買辦，但並不是由於他和左宗棠的關係，而是因為他「以重利向英商借款五百萬兩」，可見買辦身份的認定是與政治定性高度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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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辦群體的貢獻

區分了「買辦群體」和「買辦階級」之後，我們就可以來相對公平的評價近現代歷史上的買辦們了。

今天對「買辦賣國」的質疑並不少見，相關論文和著作主要從三個方面對「買辦」進行積極評價：

一是強調從買辦到民族資本家的轉變。

如前所述，買辦稱得上是一個暴利行業，可以迅速積累大量的財富，而且這一群體在與西方商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較多的接觸到了先進的經濟、管理理念，後來的買辦更是不乏留學歸國者，這使得上述轉變成為可能。前面提到的劉鴻生就是一個例子。此外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人，放棄洋行買辦的職位而投身於洋務事業，雖然洋務運動本身也被認為擺脫不了買辦性，不過這種行為終究是值得肯定的。

然鵝，這裡是有一個「倖存者偏差」的。在官方話語體系中，「買辦階級」的反動性，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依賴性」的：買辦商人依賴外商的資金技術，買辦政權依賴外國統治者的武力和軍備（來鎮壓國內反抗），但是另一方面，買辦自身資本越雄厚，其對外商的依賴性就越小。所以我們所讚許的這些「轉型者」，不過是數以萬計的買辦中的極少數罷了。當然，並不是說大買辦就一定更「進步」，只不過是他們有選擇的餘地罷了。他們的買辦性，更多的體現為政治上的，比如1927年的虞洽卿，事實上此時的他已經是貨真價實的金融資本巨頭了，只有從政治角度稱他為買辦才是有意義的。而買辦群體本身的依賴性或者說「買辦性」，實際上是主要體現在那些「求生存」的中小買辦身上的。

美國學者郝延平在其《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第六章中論述了買辦在工業投資、管理中發揮的重大作用，數據翔實，給出了買辦資本在中國近代輪船業、礦業、棉紡業、機器製造業等行業的投資比例（54.50%，62.7%，23.23%，27.68%），但是仔細觀察就可以看出，這只是針對幾筆大的投資的統計，總額不過都是幾百萬兩，相比同時期中國買辦群體所積累的財富——據估算約有5.3億兩——真的能算得上是「主流」嗎？

二是推崇買辦群體的「民族精英」屬性。

拋開感情色彩，從受教育程度，商業本領、對西方文明的了解與學習等方面來看，買辦群體當然稱得上是「精英」，但是正因為如此，反倒應該對他們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前述投資比例，從財富總量上來說，買辦群體當時仍然是比不上地主群體的，但是從投資便利性來說則遠勝於後者，所以他們的投資比例佔大部分是理所應當，而如果只和地主群體相當，恐怕並不是什麼光榮的事情。

而從價值觀念角度來看的話，我們可以不把「民族性」和「愛國」當做評價歷史人物的唯一標準，但是總不能把不愛國的人稱為「民族精英」吧？而且當時的民族主義並不像今天這樣飽受批評，反而可以說是西方先進思想的一部分。鄭觀應的著作《盛世危言》，其建議雖未盡可行，至少稱得上「憂國憂民」，如此方不負「民族精英」之稱。

三是宣揚買辦經濟的合理性。

前兩點都是在「民族」的價值體系下對買辦進行肯定，而第三種辯護方式則完全相反，認為買辦作為洋商代理人，加速所謂「自然經濟解體」，將廣大農村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是一種毫無疑問的「貢獻」而非「罪行」。

金普森《買辦與中國近代社會階層的變遷》一文，極力強調鴉片戰爭之後的中西貿易是「符合經濟規律」的正常貿易，「外商不能強迫中國人買東西」，「中國人不需要的東西，再強大的武力也無濟於事」，似乎在作者眼中，只要不像日本鬼子那樣拿著槍強買強賣，就一定是「正常貿易」了。至於強行打開市場引起的經濟動蕩，超低的進口關稅，清政府恐慌之下的對內瘋狂加稅，這些都和「循規蹈矩的外商」沒有任何關係？

為此文章甚至引用了馬克思《對華貿易》中「《南京條約》在促進對華貿易方面沒有起到絲毫作用」的結論，但是馬克思原文恰恰是認為這是由於帝國主義一味盲信武力的作用、違反經濟規律導致的結果，到了這裡反而成為作者論證雙方貿易「符合經濟規律」的依據，堪稱無恥之尤。

該文還引用了上面提到的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中的數據並解讀為「買辦投資近代民族工業」，實際上看原文就可以發現，作為一個美國人，郝延平其實既不關心「民族」也不關心「實業」，無論是投資外國企業，還是投資銀行業保險業——大概除了把錢埋在地窖里這種愚蠢行為之外——只要是「現代」的，「資本主義」的，在他這裡都是得到了正面的、有意義的評價。按照這一標準，大買辦們真的是很難做到不去支持「工業」發展的。

資本主義的發展當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是如果否認「經濟侵略」的存在，那就只能說是立場問題，多說無益了。

05

總結

將「買辦階級」作為反面對象，並不應該意味著對買辦的全面否定。比如按照1st共時期對「家庭出身」的認定，鄧世昌（其父鄧端甫曾擔任同孚洋行買辦）、徐宗漢（徐潤之女，黃興夫人）恐怕就要成為「黑五類」了，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即便是買辦自身，也應該承認，他們可以有家國情懷、圖強之志，可以與外商據理力爭，可以投資實業，支持革命。但不可否認的是買辦這一身份天然就存在依賴性和妥協性，在這種情況下，用「買辦性」一詞來概括這種依賴性和妥協性，甚至進一步應用到政治評價上，是精準而恰當的。

以此觀之，買辦這一角色，並未成為歷史。今天我們雖然無需面對不平等條約，但不意味著經濟貿易一定是平等的，不然怎麼會有貿易戰呢？當然，對普通人來說，買洋貨並不意味著不愛國，那麼在外企打工、推銷洋貨也稱不上什麼「買辦」了。今天的買辦性，更多的體現為某些學者宣揚「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經濟規律」，某些企業推崇「貿-工-技」的發展路線，至於是不是有更高層面的買辦，就非本文所得置喙了。

殷鑒其未遠，吾輩當自勉。

參考文獻

吳桂龍《論上海開埠初期的通事和買辦》

金普森《買辦與中國近代社會階層的變遷》

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

馬學強《二十世紀前期買辦及其社會生活狀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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