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上的刻工名字，可不僅僅是提名這麼簡單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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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2018

雕版印刷術，世人把這門技術的發明權歸屬我國古代勞動人民，這是公道合理的。

在中國古代，一部書稿殺青付梓而成雕版印本，需要經過多道工序：書工依設計好的版式將文字繕寫於紙而成版樣；刻工將版樣扣於木板，持刀刻字而成印版（陽文反字）；印工在印板上均勻刷墨，然後將紙覆於印板上刷印而成書頁；裝訂工將書頁合而訂之是為雕版印本。

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術因簡便易於掌握，自隋唐發明以降，綿亘千載，久盛不衰，為世人留下了浩若煙海的圖籍。

雕版中的刻工名字中我們能知道什麼

What can I get from the name

歷代刊印的古籍在公庫及私家藏書樓中得以保存、流傳和利用。然而這些曾經為雕版印刷業的發展，為傳播社會傳統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工匠們卻名不見典冊，其蹤跡也就難覓了。

幸好有些雕版刻工在鐫版時隨手把自己的姓名也刻在了書的中縫上，這就成為我們現在賴以掌握的有關刻工情況的第一手資料。

刻工在印本書中有意或無意留下的姓名我們稱之為刻工題名資料。匠戶出身的刻工社會地位低下，時人未予注意，其事迹不見載籍，偶有記述，大都是隻言片語，未道其詳。歷代文人墨客對印本中的刻工題名資料更是不屑一顧，視而不見，結果在古籍版本鑒別上出了問題。

厲鶚這位康乾時期著名文人，家富藏書。曾收得一部《史記》殘本，存卷九十二至一百一十六，凡二十五卷。甚是喜愛，賞鑒玩味，於得書之日，在是書《西南夷列傳》五十八末信筆寫下題識二行，文曰：『南宋羅紋紙《史記》殘本，得於揚州故家中，可寶也。乾隆二年四月望後一日，攀榭山民厲鶚識。』下鈐『厲鶚私印』白文方印。這部殘帙無序跋，更無刊刻牌記，可供鑒別的依據是下書口所載的刻工題名。

厲鶚

細檢下書口，見題李潮、陸先、六（陸）宗華、張敖和周永日等刻工姓名。經過查檢，發現這幾位刻工並見明嘉靖六年震澤王延喆恩褒四世之堂翻刻宋本《史記》。王刻《史記》『工始嘉靖乙酉（四年）臘月，迄工於丁亥（六年）之三月。』經比較，這兩個本子的行款、字體、版框高廣俱合無異。為了進一步確定這幾位刻工的活動年代，經查檢得知，刻工李潮和張敖在明嘉靖三年時曾為徐氏刊刻《唐文粹》（此書今北京圖書館藏），李潮、陸宗華和周永日在明嘉靖九年時曾為南京國子監刊刻《史記》（此書今藏天津圖書館）。

《史記》

厲鶚收藏的這個《史記》殘本與明嘉靖六年王氏翻刻宋本《史記》是同版印本。明版書在清初時猶如今天見到清版書一樣，舉手可得，無足輕重。倘若厲鶚作為一名文人和藏書家有一點點古籍刻工方面的知識，也不至於搞成這個樣子。然而，厲鶚視書中所載刻工而無睹，將普通一部明版殘本定為南宋本而寶之，注成大誤，可謂智者一失是也。

古籍上刻工題名資料的實用價值

The practical value of title

有鑒於此，民國以來學人開始認識到刻工題名資料的實用價值，並利用刻工對古書版本進行鑒定，糾正了前人在古書版本鑒定方面存在的錯誤，取得了不小成績。

實踐證明，利用刻工題名資料鑒別古書版本是一種行之有效且比較科學的方法，這個觀點逐漸被同仁接受，並形成了一股風氣。

利用刻工鑒別版本，主要採取甲本與乙本互證之法，即把有版刻年代的甲本所載刻工作為依據，取與無版刻年代的乙本所載刻工比較，如果甲乙兩本有幾位刻工題名相同，那麼一般便可判定乙本的版刻年代略等同於甲本的版刻年代。同時對甲乙兩本的其它方面，諸如行款、字體、諱字、印紙及所截內容等進行比較。

利用刻工鑒別版本時還應當注意刻工同姓同名、流動外遷、印版補修及影刻印本等問題。經過綜合考察，搞清一部古書的版本是可以的。

利用刻工題名來鑒別版本，最重要的是選擇一個能夠充當甲本的版本。甲本的版本應當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與待定版本的乙本有相同的刻工，二是有明確的版刻年代。如果刻工題名前冠加籍貫，那麼還可以作為判定一書版刻地點的參考依據。

吳湖帆繪製《梅花喜神譜》冊尾畫

從現在所知宋元刻工題名資料來看，最有充當甲本價值的是宋元雕造的《大藏經》。一部《大藏經》的雕印，往往集一個地區雕版良工於一帙，人數一般在五、六百位，題名時多冠籍貫，而且單經之後附載刊版年代。筆者曾將宋元刊《磧砂藏經》（影印本）所載刻工及書工逐一搞錄下來，共得刻工及書工六百六十餘位，經稍加排比後，利用起來甚感方便。

《大藏經》

現存原版宋刊《大藏經》借閱不便，倘若典守者有志於此，分別將所藏《大藏經》（或零本）所載刻工摘錄下來，通力合作，編成一個單經刊載刻式，刻工刊刻單經的《刻工表》，無疑將具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和史料價值。

刻工乃一介匠氏，以雕版書業謀生，從業時間一般在二三十年。個別長壽刻工在耄耋之年仍在執刀刻字，清代雕版良工穆大展是一位代表人物。他七十三歲時刊刻成《兩漢策要》一書，題署『玩松山人穆大展時年七十有三刻』及『玩松子穆大展時年七十有三鉤刻』，此書刊於清乾隆六十年。在此以前，曾於乾隆四十一年刊刻《金剛經》，三十二年刻《昭代詞選》，又於嘉慶七年刻《關聖帝君聖跡圖》，筆者見到的這幾種刻本俱刊印精工，書中題名『金陵穆大展刻字』、『玩松子穆大展刻』及『玩松穆氏局刻』等。

《兩漢策要》

毛氏汲古閣雇刻工刊書，自己並不執刀刻字，而穆氏躬自剞厥，設肆經營，這是兩者不同之處。在清代嘉慶以後的刻本中，刻本題名出現了某某『局』刻款式，上舉穆氏題名外，諸如刻工湯晉苑於咸豐二年刻《儀禮正義》時署『蘇州湯晉苑局刻』，刻工毛上珍在光緒間刻《風世韻語》時題『吳郡毛上珍局刻印』等。蓋『局』與『肆』相類，設肆刻書，自任刊工，此又一類刻工是也。

《儀禮正義》

刻工從事雕版業的組織形式是多樣的。宋元時期，書版文字崇尚顏歐柳，精雕細鏤，費時費工，需眾工合作為之，反映在宋元傳本中，在書口中縫下處可見一書多載數位刻工。

到了明清時，社會對圖書的需要量增大，為了適應這個形勢，刻刀得以改進，技藝更加純熟，並出現了一種橫輕直重易於刊刻的仿宋體字，這樣往往一人就能承擔一部書版的刊刻工作。反映在明清印本中，有時在卷一首頁下口處，在卷首目錄之後，在卷尾跋文之後可以檢到一位刻工題名。

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刻工代表

Representative of engraver

刻工刻書除異姓合作外，同姓同族合作也是較為常見的一種組織形式。其中尤以徽州歙邑仇村黃姓刻工名氣最大，成就最高。黃姓刻工與其它刻工不同之處還在於他們的生卒名號、長輩子嗣及事迹等資料被完整地保存在一部《虯川黃氏重修宗譜》中，這是目前所知記載雕刻工情況的最為翔實的史籍。

徽州虯村黃氏雕刻

黃姓刻工從業時活動範圍較小，一般不出周圍地區。與黃姓刻工相反，一些散戶刻工身懷技藝，受雇於人，遠走他鄉，到外地刻書，甚至更有到國外刻書者。

徽州歙邑仇村黃姓刻工作品

據日人義堂《空華日工集》『應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條』記載：『唐人刮字工陳孟千、陳伯壽二人來，福州南台橋人也。丁未年（日本貞治六年，一三六七年，元代至正二十七年）七月到岸。大元失國，今皇帝改國為大明。』文中所稱『唐人刮字工』，即指中國雕版刻工。

中國雕版刻師

其中刻本傳最多、影響最大、成就最著者，當首推俞良甫。這位俞姓刻工家住福建莆田縣仁德里，身懷雕版技藝，攜帶部分藏書，來到日本刻書，與清代穆大展相類，經營雕版業，並躬任剞劂。

俞氏傳統木刻雕版

據傳考知，他刻的最早的一部書是與刻工彥明合刻的《月江和尚語錄》，時在應安三年（一三七年，明代洪武三年），他刻的最後一部書是在應永二年（一三九五年，明代洪武二十八年）刊刻的《般若心經疏》。據此推算，良甫抵達日本的時間其下限是洪武三年，在日本從事刻書時間不少於二十六年。其刊刻之書今有傳本者凡十三部。良甫刻書以精審名世，在日本書志學上被譽為『俞良甫版』。

俞良甫刻書《刊記》

中國雕版刻工於元亡明興之際，無論出於什麼動機，促進交往抑或逃避戰亂，東渡扶桑，在日本繼續從事刻書業，為中華文化在日本的傳播，為日本刻書業的發展做出了貢獻。從中國各級圖書館裡庋藏的三千種日本翻刻漢籍—和刻本來看，除於正文某些字詞施以日文訓點外，絕大多數和刻本與中國古籍版式字體、刊書風格並無兩樣，由此觀之，這與中國刻工直接參与日本刻書活動不無關係，中國雕版刻工在古代中日民間效史上寫下了有價值的一頁。

俞良甫曾經雕刻的百家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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