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延安府志》考
明代《延安府志》國內已缺藏，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一部。北京、上海等地圖書館所藏為從國外複製的膠捲。1962年陝西省圖書館、西安古舊書店用膠捲影印出版了該志。使廣大讀者有幸讀到此志。
最近因整理舊志，細讀這部志書，有諸多疑點，並試作一探討。
一、關於修纂者。
該志前有賜進士第嘉議大夫、欽差巡撫湖廣等處、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清澗郝志義作於弘治甲子（弘治17年 1504年）的序。後有曾任延安知府，後升四川布政司右參政崔陞作於弘治九年（1496年）的跋。但蹊蹺的是序跋寫作時間竟相差九年，且跋比序早，這似乎有點不合常理。再就是序跋的內容相異。郝志義的序文只盛讚知府王彥奇治理有方，政績卓異，增修志有功，而崔陞的跋卻說郡志雖由自己受命草創，惜未果而抱憾，有賴後任知府李宗仁「而克有成也」，使郡志完帙。
那麼這部志書修纂者是誰？因目前見到的明代《延安府志》無完整的纂修者姓氏，只好查閱相關書籍資料，發現竟有兩種說法：一是李宗仁修、楊懷纂；二是王彥奇修。
先說李宗仁、楊懷。這是當代人公認的且通行的觀點：該志為明弘治《延安府志》，主修李宗仁（李延壽），楊懷輯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刻印。
在當代出版的方誌書目中，如陳光貽《稀見地方志提要》（齊魯書社）、金恩輝、胡述兆《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漢美圖書有限公司）、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編《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中華書局）、高峰《陝西方誌考》（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等，均持此說。1962年陝西省圖書館、西安古舊書店用膠捲影印出版該志時，修纂者標的就是李宗仁、楊懷。
我認為，持此觀點當來源於崔陞的跋。崔陞的跋文，交代了弘治年間《延安府志》創修的前因後果。崔陞，弘治戊申（弘治元年，1488年）春出守延安，弘治八年（1495年）六月，升四川布政司右參政（《明孝宗實錄》卷一百一），也就在他升遷的當年夏天，巡按侍御李瀚（字淑淵）駐節延安，「首命修志以觀」，崔陞即組織修志班子，「因舉屬邑儒官理其事」，延長教諭楊懷、甘泉教諭李健就應是崔陞選定的修志人選。可惜是檯子搭起來了，戲才唱了個開頭，崔陞就勿勿離任履新。
繼任延安知府的是李延壽（字宗仁）。上任後繼續修志，崔陞雖遠在四川還關心修志事宜。弘治九年春（1496年）李瀚寫信告訴崔陞，「郡志完帙也」。崔陞高興之餘，也深知郡志克成的功臣是李延壽。這裡要注意的是，李延壽上任後即接手修志且半年時間完成，所用修志人選仍應是前任崔陞組織的修志「班子」，沒有「重搭檯子另唱戲」。
由此可知，弘治年間，《延安府志》的纂修，由崔陞受命草創，李延壽最終於弘治九年完成。至於這部志書是否當即刊刻，跋文未交代，故不好推測。
再說王彥奇修。持此說者為清代甚至民國時期的人。康熙《延安府志》中延安人趙廷颺、趙廷錫兄弟兩人的序文，嘉慶《延安府志》溫承惠的序文，民國二十三年《續修陝西通志稿》等均持此觀點。
趙廷颺序：「至明初，一修於太守王公彥奇，再修於延長諭楊懷、甘泉諭李健，略而弗詳。今又將百年，徵文征獻益難問矣。」
趙廷錫序：「吾延舊志，自弘治壬戌太守王公彥奇曾一修之，二百年來各邑之增葺，時或間聞，而獨郡志則闕然如故。「
溫承惠序：「《延志》，一修於明太守王公彥奇，再修於楊、李兩校官。」
《續修陝西通志稿》卷一百八十九載：「按：《府志》，明弘治時知府王彥奇創修。」
我認為，上述觀點當來源於郝志義的序文。王彥奇是繼李延壽後任延安知府的。李延壽弘治十四年（1501年）正月被擢升為右參政（見《明孝宗實錄》卷一百七十。）從郝志義的序文中知王彥奇當年就到延安就任。「弘治辛酉（弘治十四年），雲陽王公彥奇，字庭簡，以名進士戶部員外郎，才能懋著，擢守是郡。」王彥奇上任後顯示了高超的治理才能，「不逾年，而政教兼舉，百廢俱集。」「退食之餘，即以郡志雖修於前人，但歲久沿革不常」於是產生修志意願，「乃搜羅採訪，益其疏略，去其冗濫，……再閱月而志成編。總為卷若干，分為目若干，各以類附之。」
由此看來，王彥奇在任上確實修過《延安府志》，但不是創修，而應是在李延壽《府志》的基礎上增補的。增補時間正如趙廷錫所說是弘治壬戌（弘治15年 1502年）。
為何清代甚至民國人士均提及明代弘治年間王彥奇修志，而對李延壽修志卻隻字不提？在康熙《延安府志》趙廷錫序中能看出些端倪，「余方伏櫪芸窗、焚膏之餘，時懷搜討之志，走檄購引，閱十年而得一帙，方全志之半，亦成、弘以前事。」趙廷錫雖未提及搜集到的這部志書名，但應是明弘治時的《延安府志》，惜只是半部。這說明趙廷錫在順治十八年（1661年）應延安知府牛天宿之邀纂修《延安府志》時，明代《延安府志》已殘缺不全了。趙廷錫當時可能看到殘損志書前郝志義的序，而未能見崔陞的跋，因而得出「吾延舊志，自弘治壬戌太守王公彥奇曾一修之。」這個觀點一直影響到民國年間。
至於趙廷颺、溫承惠所說的明代《延安府志》：「一修於太守王公彥奇，再修於延長諭楊懷、甘泉諭李健。」顯然是前後顛倒了。應是楊懷、李健修志在前，王彥奇增補在後。
延長教諭楊懷、甘泉教諭李健在明代《延安府志》、雍正《延安府志》中都有記載，雖未提及任職時間，但有跡可尋。在明代《延安府志》卷五中，收錄了楊懷撰寫的《尊經閣記》。文中提到自己任延長教諭的時間是弘治六年。延長縣的尊經閣在弘治元年春開始建設，弘治二年孟夏落成。「越六年癸丑（弘治六年），懷承乏是學教。」在明代《延安府志》卷一中，收錄了李健撰寫的《新建延安府城南預備倉記》，該倉為知府崔陞所建，「工興於癸丑（弘治六年）仲冬，落成於甲寅（弘治七年）仲春。」另外李健的文章和楊懷的文章還不同，楊懷的文章是在尊經閣建成五年後所寫，而李健的這篇文章是在崔陞還沒有擢升時所寫（「我侯喬遷廟廊有日矣」）。由此可知李健任甘泉教諭的時間，也應在弘治七年之前。雍正《延安府志》卷十九職官中，甘泉縣教諭名錄「弘治二年」下列有「李鑑、李健」二人，此記載應該正確。
從上述兩人任職時間看來，楊懷、李健二人，是知府崔陞最初選定參與修志的人選（即崔所說的「舉屬邑儒官理其事」）。後又在知府李延壽手下最終完成《府志》的纂修和校正。至於知府王彥奇增補《府志》時，楊、李二人是否還任教職？是否參與？因無文獻記載，不得而知，也不好妄自揣測。
二、關於版本。
上面梳理了弘治年間《延安府志》創修、增刪的情況。但我一直用明代《延安府志》概稱，而不稱其為弘治《延安府志》，是因為志書正文中有許多正德年間的記載，如正德年間，知府王彥奇建馬政院、騰蛟起鳳坊、叢桂坊，重修城隍廟，擴建府預備倉等。這些記載有標明具體年份的，如建騰蛟起鳳坊就是正德戊辰（正德三年）知府王彥奇修建的。特別要注意的是該志卷一宦績目的記載中，知府王彥奇後有知府趙楫的宦績記載，如首修范文正公祠、建豐潤庫、築堤護預備倉，還考課諸生，因而癸酉（正德八年，1513年）科即有登魁者等。後以疾去任。
查《明實錄》，王彥奇是正德四年正月擢升為應天府府丞（《明武宗實錄》卷四十六）。繼王彥奇任延安知府的是徐翊。但徐翊在延安時間並不長，正德六年十一月就升為陝西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明武宗實錄》卷八十一）。徐翊的繼任者則是趙楫。趙楫也沒呆多長時間，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因疾請辭獲准（《明武宗實錄》卷一百八）。
這樣就牽涉到這部志書的版本和刻印時間。當代人認為該志為弘治年間修，刻印於弘治十七年，是基於該志卷一標有「延長縣儒學教諭楊懷纂輯、甘泉縣儒學教諭李健校正」以及崔陞的跋，但卻忽略了郝志義的序和志書正文中許多正德年間的記載。這和清代甚至民國年間人憑半部明代《府志》得出的錯誤結論有何不同？
弘治十七年是否刊印過《延安府志》？從郝志義序文看，「右將綉諸梓，屬予序之。」「予不自揣，以己意檃括成序，遂命梓綉之梓，以冠卷端。」可見在王彥奇增修《府志》完成兩年後，確實有刊印之舉。
但我們現在看到的刊本，既不是李延壽主修的《延安府志》最初版本，也不是王彥奇後來增修的《延安府志》，且也非刊印於弘治十七年。
若是弘治十七年（1504年）刊印，怎能預知收錄十年後的事實（即正德九年，1514年，知府趙楫因疾去任）？假設王彥奇在其任上繼弘治十五年增補後還仍然增補過《府志》，而他正德四年卸任延安知府，也不可能預知五年後的事。
因此，我們現在見到的這部《延安府志》應是正德九年（1514年）後增補的。刊刻也應是此後的時間。
至於這位增補者是誰？這部志書什麼時侯刊刻的？為什麼刊印時增補者未留隻言片語，卻將初修時崔陞的跋，增修後郝志義的序置於前後？這些都是迷，有待新的發現。
以上為一己之見，願方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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