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時空】追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治史路徑——陳支平教授訪談

原標題：【邊疆時空】追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治史路徑——陳支平教授訪談

陳支平

歷史學博士，現任廈門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部主任委員、國學研究院院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首席專家，國學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佳宏偉

歷史學博士，廈門大學歷史系講師。

佳宏偉

陳老師，您是1976年進校的大學生，應該說那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代。我非常感興趣您的大學生活，您能否首先談一下自己的求學經歷？為什麼會選擇歷史研究作為自己的職業呢？

陳支平

我出生在貧困的農村，從小深深體會到廣闊天地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辛酸生活。所以，雖然胸無大志，卻有一個不足為外人道的小小志向：趕緊離開農村，換一個稍稍輕鬆而又可以吃上穩當飯的地方。屢屢碰壁之後，終於等到了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機會。記得當時以世代貧農的背景，報考福州機電學校鑄造專業、南昌地質學校和建陽師範學校。師範學校是不得已之選，那時的教師職業大致介於城市清潔工和農民工之間；至於地質和鑄造專業，屬於出大力、流大汗的行當，人棄吾取，或許可以乘機跳出農村。不過，十分有意思的是，我沒有被這三所學校錄取，因為出身貧困的緣故竟然被廈門大學歷史系錄取。大學讀了兩年，學校招研究生缺乏生源，系裡老師就動員我們這些「工農兵學員」報考，結果又一次的非常幸運，不但被錄取，而且跟隨赫赫有名的傅衣凌先生學習。傅老師非常注意「因材施教」，記得有一天對我說：「我看你對農村比較熟悉，那就多多往鄉下跑，尋找深藏在民間為一般圖書館所不經見的文獻資料吧。長期堅持下去，一定會有收穫。」導師的話自然是要聽的，十幾年下來，搜集的資料至今還用不完。就這樣，意料之外的兩次機遇讓我與歷史結緣，一直堅持了三十餘年。

佳宏偉

剛才陳老師提到傅衣凌先生，這就不能不讓人想到廈門大學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廈門大學歷史系作為國內從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重鎮之一，一直以來以自己鮮明的研究特色受到學界廣泛認可。有學者指出，「傅衣凌學派是解放後形成的少有的幾個學派之一，學術風格獨特，有成果、有傳人。」您作為傅先生的一名學生，能否談一談傅先生所開創的社會經濟史研究傳統的基本要旨？

陳支平

關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傅先生的兩次學術機遇，其中還有一個十分有意思的經歷。第一件事情是1935年傅先生東渡日本學習社會學的經歷。雖然在日本只有兩年時間，但是對於西方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的學習卻使傅先生認識到許多年之前接觸到的傳統學術所沒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論。這一求學經歷使傅先生後來的研究特別注意利用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知識和研究方法，尤其是社會學和民俗學。第二件事發生在1939年。當時在永安福建銀行經濟研究室工作的傅先生為了躲避日軍的轟炸，藏在距城十多里的黃曆鄉的一間老屋中，無意中發現了一大箱的民間契約文書，包括田契、租佃契約和一些私人賬簿。這一偶然發現，使傅先生認識到在搜集史料時，除正史、官書之外，民間記錄的搜集和利用也非常重要。後來，傅先生將這批文書整理編為《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一書出版，雖然這本書當時並沒有在國內學術界引起特別地關注，但是後來傳到日本和美國之後，成為戰後日本和美國重建中國史研究方法學的一個來源和重要組成部分。傅先生在這本書的正文之前寫的一篇題記中指出了他治史的四點思維和方法，基本上較精確概括了傅先生所提倡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基本理念。這四點內容大體可以概括為：充分挖掘並利用以前較少人關注的民間文獻，以民間文獻諸如契約文書、譜蝶、志書、文集、賬籍、碑刻等證史，以社會調查所得資料諸如反映前代遺制的鄉例、民俗、傳說、地名、口碑等資料證史，強調藉助史學之外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用社會史與經濟史相結合的研究方法，通過深化地域性的細部考察和比較研究，從特殊的社會經濟生活現象中尋找經濟發展的共同規律。這種從局部到一般，又從一般回到局部的研究理論與方法，可以說是傅衣凌先生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特別是區域社會經濟史的精髓所在。傅先生把自己的研究範圍總稱為社會經濟史，用以區別一般的中國經濟史或國民經濟史、經濟制度史，其理由和特色即在於此。

佳宏偉

若沒有理解錯的話，民間文獻的搜集和利用，是傅先生所開拓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一個特色之一。下面我想問一個有關史料的問題。因為若從史料方面分析，陳老師的研究也一直都十分注重民間文獻的搜集，族譜、契約文書、碑刻資料等都是陳老師在走上歷史學這條道路之後一直所關注的。最近您主編的《台灣文獻彙刊》、《福建民間文書》、《閡台族語彙編》等大型資料叢書都引起了學者的極大關注，《民間遺存台灣丈獻選編》和《福建族語資料》也即將整理出版，這些資料大都是一些民間典藏文獻。利用這些資料，您也先後出版了《近五百年來福建的家族社會與文化》、《福建族譜》、《民間文書與明清斌役史研究》、《民間文書與台灣社會經濟史》等著作，並得到學界朋友的充分肯定。但是，在與一些年輕朋友討論時，時常會聽到一些抱怨，認為在利用諸如族譜或者契約等民間文獻典籍時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因為這些資料無論在格式還是在內容上，有著太多的雷同性。您認為在解讀這些民間文獻資料時，應該注意那些方面？

陳支平

確實如此，隨著史學理論與方法的革新，契約文書、墓誌碑刻、譜牒家乘等民間文獻日益受到學界的重視，一大批成果也先後被整理出版。但是，民間文獻的增多並不等於其學術運用價值的同步增長。關於其中原因，除去你所說的這些文獻的基本格式和內容有著太多的雷同性之外，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一些學者對於這些民間文獻的處理態度很值得商榷。當前學術研究中，一些研究者想當然地認為越是人們少見的地方文獻、民間私家文獻，越具有莫大的史料價值，越是奇貨可居，沉浸於地方一隅，往往忽視這些資料的局限性，導致以偏概全的例子層出不窮。因此，我認為運用這些文獻資料時，首先必須對於這些文獻資料報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注意這些資料的價值和不足之處，不能一味地為資料而資料。以族譜為例，民間族譜不僅數量多，分布地域廣，而且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有許多官方文獻中所不具有的內容，族譜受到區域史研究者的重視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也不能因為族譜本身具有重要的價值而忽視對於族譜資料的鑒別取捨，畢竟族譜為私家所記，主觀隨意性很大。然後，還要注意一些針對性的比較研究，把握不同區域間乃至全國範圍內歷史現象的共性和特殊性。例如，我從事福建、台灣以及徽州的土地交易文書研究時，就發現在徽州的土地交易文書中，一般要明確寫上所交易土地的在冊編號，如「平字型大小」、「木字型大小」、「德字型大小」，對於土地的四至邊鄰往往從略；而福建、台灣的土地交易文書中，對於土地四至界限的記述相當重視。這兩者不同，實際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徽州與福建、台灣民間在編製官府土地冊籍上的執行情況有很大差異。最後，要注意借鑒諸如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法學等學科的一些理論與方法，注意分析這些文獻資料的文本表達，把握其時代發展邏輯。也就是說，不能太拘囿於資料本身，應該跳出資料內容的束縛，將這些文獻資料放入到大的社會環境中考察。例如，契約文書從表面上看，大部分是屬於土地、房屋等物權交易文書，但是任何一種物權交易形式都依託於那個時代的政治、法律以及社會經濟模式和民間習俗的大背景。

佳宏偉

隨之要問的就是有關區城研究的問題，目前也是學術界十分關注的論題。我知道，您的研究基本上多是區城性研究，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當前區城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存在著諸多弊病。您也曾發表文章指出當前區城社會經濟史研究中存在著「孤立化」和「自誇化」傾向。亨實上，這涉及目前學術界所提出的「大歷史」與「小歷史」的貫通問題。您能否結合自己的治史經臉，談談對這一問題的具體認識？

陳支平

近年來區域史的研究成果大量湧現，在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上都有很大拓展。但是，有兩種傾向值得注意，我把它稱為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孤立化」和「自誇化」傾向，也就是目前學術界討論的「大歷史」與「小歷史」的貫通問題。從我自己的治史經驗看，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主要是與我們研究者一些先人為主的想法和過於功利性的學術風氣有關。例如，一些學者常常不自覺地把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誤解為地方史或是細小局部問題的研究，忽視了宏觀考慮和制度背景考察；或者認為只有做好經濟史的細部探索之後，才有可能進行宏觀的整體考察。至於學術功利性問題，可以舉個例子。記得老師們指導我們讀書時，是一定要求先從《明史》、《清史稿》、《明實錄》、《清實錄》等全國性史籍讀起，待到全國的一般情景有了某種程度的了解之後，方可進行區域性研究。那時讀研究生，大多有終生執業的意願。現在輪到自己帶學生，有些學生的意願在於文憑而不完全在於史學研究，因此，在讀書和研究上難免有短期行為——人學之後，與老師一商量，說是最近發現一個寺廟或者幾張契約，希望從這個寺廟或者契約人手撰寫論文，他們搜集資料就是從這個寺廟人手，碰到問題再看相關書籍，最後結果是個案論文寫成了，也許是屬於「前人未涉及」的領域，但在學術上卻很容易造成「井底之蛙」。因此，我認為在進行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時，必須而且非常有必要留意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互動聯繫，或者說「大歷史」與「小歷史」的貫通問題。正如傅先生所提及的，雖側重於「農村經濟社區的研究」，「然亦不放棄其對於中國社會經濟形態之總的輪廓的說明」。這才是我們推崇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真諦。

佳宏偉

您從1981年發表第一篇學術論文至今，已經有二十餘年，研究論題也涉及諸多領域，包括斌役制度、商業社會、家族社會、民間信仰等方面。您能否結合二十餘年的治史經驗具體地談談自己的學術理路？

陳支平

若從研究的具體論題分析看，我涉及的領域比較寬泛，包括賦役制度、商業問題、家族社會、民間信仰等。不過，仔細梳理這些問題，基本上都是圍繞閩台區域社會，並沒有脫離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框架。具體地講，無論是賦役制度、商業問題，還是家族社會、民間信仰研究，其背後都關注一個重要問題，即國家制度與基層社會之間的實踐邏輯。例如，我關注賦役制度史，比較側重探討的是賦役制度與民間社會之間的關係，注意分析制度表達與社會具體實踐之間存在的距離，而不是僅僅局限於討論制度本身。後來關注家族社會，我認為在對官府的關係上，它既有割據、對抗的一面，又有互相利用、密切配合的一面，正是這些相互依存又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在其不斷鬥爭和相互牽制中得以運轉，從而使家族制度始終處於一種可塑能動的彈性狀態，處在一種能夠順應外部社會變化的平衡狀態。它對任何一種過激的社會革命都有著一種本能的抵制和消化功能，但它又能夠適應各種不同形式的漸進式的社會變遷。對於商業社會的考察也是如此。例如，我利用郊商的譜系記錄通過對閩台郊行這一特殊組織的研究，發現所謂的族商，並不是在家族內普遍分布的。他們以最近親的血緣關係為核心，逐步擴大到本家族、本宗族以及姑表親戚，進而再向以地緣為紐帶的同村、同鄉、同縣以及同府、同省的關係發展。郊商同士紳階層一道，參與地方社會和鄉族組織的各種事業，成為清代維護穩定甚而控制民間基層社會和鄉族組織的兩個主要力量。實際上，這也是傅先生一直所推崇和貫徹的，後來他總結出「公」和「私」兩大系統，我的研究基本上也是順著這個思路。

佳宏偉

最近，您主編了一套「中國經濟史研究叢書」，涉及經濟史學科的多個領城，引起學界的關注，您自己最近幾年也先後出版了《民間文書與明清斌役史研究》、《民間文書與台灣社會經濟史》等著作，《民間文書與明清族商研究》一書也即將出版，這似乎與目前史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有點「背道而馳」。您也知道，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介入歷史學，社會史和文化史等領域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焦點，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大家——尤其是一些年輕學者的「冷落」。近來您似乎一直在著力推動經濟史的研究，您是否認為目前學術界對於經濟史研究的「冷落」需要值得認真反思？

陳支平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史研究曾進人一個輝煌期，但到90年代以後，經濟史明顯受到了冷落，經濟史研究人員轉向社會史研究的不在少數。關於其中原因，除了社會大環境的因素使然，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比如，經濟史與社會史的整合不夠，經濟史對制度史、官營經濟關注較多，經濟史研究中對理論的理解比較定性、單純。但是，有一點我們必須認識到，經濟史研究本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學術重要性和現實意義。從學理上看，經濟史是經濟學和歷史學的基礎學科，經濟史水平的提高對於經濟學和歷史學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從現實意義講，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這裡可以舉一個例子說明。中國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這是眾所周知而又不容置疑的。作為中國兩千年來經濟史的基礎核心，農村經濟與農民問題不僅直接關係到中國人的繁衍生息，而且還關係到國家的興衰、政權的更替以及思想文化的承襲演變。即使到了今天，雖然農業經濟或者說農村經濟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大大下降，但是超規模的農民群體與廣闊的農村社會，依然表現出它巨大的潛在影響力。農村與農民問題已經成為現代中國的一個最為嚴重的社會經濟改革難點，是任何一個政府所不敢忽視而又必須認真解決的緊迫問題。顯然，對於農村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和歷史意義。正是基於經濟史研究的現狀與其本身重要性的背離，最近幾年我又將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史研究上，希望為經濟史的研究做一點工作。當然，這主要是得益於經濟史學界朋友的支持。具體到我自己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自己收集到一批契約文書等資料考察明清時期的若干經濟形態。當然，我的關注點較之前學界對於這些問題的關切點有所不同。例如，即將出版的《民間文書與明清族商研究》一書，除去關注商業發展基本脈絡之外，更為關注商人、商業組織、商業資本等問題的運作實態和實踐邏輯以及與地域社會的網路關係。

佳宏偉

提及經濟史研究，我們不得不提及最近幾年受到學界關注的傳統經濟再評價問題。關於傳統經濟再評價問題的探討，基本都是圍繞著過去經濟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展開的，您實際上也參與其中，先後發表《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理論的重新思考》、《「五朵金花」的多重審視》、《唯物史觀與明清農業經濟史研究的一個悖論》、《跨越時空論「封建」》、《明清國家體制異論》等系列文章，並且提出了獨到的見解，與一些學者觀點大相徑庭。您是怎樣看待這一史學發展趨勢的呢？

陳支平

對中國傳統經濟再評價的有關討論，自1993年以來已經前後進行了十幾年，討論以清代經濟評價為中心輻射到傳統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把具體的歷史問題討論與理論方法、研究範式的檢討結合起來。應該說，這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爭鳴，加深了對一些傳統經濟論題的認識。我個人從事二十餘年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也深刻體會到確實有必要去反思過去的某些研究邏輯。例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命題的提出，就給研究明清農業經濟史的學者們製造了一道無法逾越的難題。為了適應這一理論命題，一方面要面對宋元以來中國農業生產力進展緩慢甚至是停滯不前的尷尬局面，另一方面則要絞盡腦汁來論證明清時期的農業經濟是如何有力地促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的產生。又如，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關係的一些論證也值得深刻反思。地主經濟是否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的基礎？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制能夠實行經濟的高度集權嗎？地租、賦役、利息可以用「階級剝削」一言以蔽之嗎？等等。在我看來，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認真反思。關於地租、賦稅以及利息等問題，當前人們幾乎眾口一詞地說地租、賦役、利息等等就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實行經濟剝削的產物，很少有人提及地租、賦役以及利息等等在封建社會裡是否存在著的合理性。我們固然應當承認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裡，地租、賦役以及利息的存在，其中一部分的確反映了階級的經濟剝削，但是，我們還應當追問：在怎麼樣的社會裡，才會取消地租、賦役和利息呢?再如，中國封建社會的賦稅，主要是田地之稅，雖然大家都說封建國家對於農民實行「殘酷」剝削，但是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封建社會裡的田地賦稅(指政府正式公布的)，其實是很輕微的。即是明代後期所謂的「三響」加派，可以算是封建社會晚期最臭名昭著的田賦加收，但心平氣和地分析，三晌所加，不過每畝「九厘」銀，按明末的糧價折算，尚不足十斤稻穀。當然，這並不意味中國封建社會裡農民的賦役負擔不可謂不重，其問題的癥結並不在中央集權政府，而是在自上而下的各級官吏以及與官吏有關的「官僚地主」。

不過，我主張對傳統經濟進行再評價，並不是意味著全然否定過去所有的研究成果。近來一些學者對於傳統經濟研究的再評價，如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討論似乎太過極端。因此，我曾發表《跨越時空論「封建」》和《「五朵金花」的多重審視》等文章談論這些問題。以「封建社會」為例，從學術概念的嚴格意義上講，「封建社會」一詞顯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即使是在歐洲，現代的一些歷史學家也同樣對於「封建社會」一詞持有異議。但是，我們不能因此一棍子給打死，中國人使用「封建社會」一詞已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封建社會」一詞之所以為大部分中國學者乃至民眾所接受，成為「約定俗成」的時代名詞，是因為它有合理性一面。我認為，「封建社會」作為人類文明發展史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是不能僅局限於就「封建社會」來討論「封建社會」，而是應該超越「封建社會」的時段限制，從整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廣闊空間和歷史進程來考察。退一步說，即使是從名詞的社會適應性上來比較「封建社會」一詞與其他表述名詞的優劣，無論是社會進化論者的定義，還是維科的三個發展階段以及威廉·麥戈伊的五個紀元，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構建名詞的表述邏輯與凸顯主旨的簡潔性。這種理論上的適應性和名詞上的言簡意賅，不能不使「封建社會」一詞成為中國「約定俗成」的一種學術與社會名詞相結合的特定名詞。這種名詞已經超越了我們學術討論的範圍，我們又何必一定要遺棄它呢！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和討論也是如此，作為特定政治歷史環境下的產物，其存在的局限性乃至某些謬誤都是毋庸諱言的，但是，因此把這些研究不分良蕎地一棍子全部打死也是不合適的。畢竟，這些研究和討論對於歷史學的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所產生的影響力和推動作用是不能抹殺的。

佳宏偉

最近您主編的一百冊《台灣文故彙刊》出版之後，引起社會各界的極大關注，我留意了一系列相關的報道，其關注點都集中在其現實的政治意義，被譽為是重擊「丈化台獨」的百冊重典。您能否就此談一下您對史學與現實關係的認識？您在編纂《台灣文獻彙刊》這一百冊文獻資料時主要是基於怎樣的考慮？

陳支平

你所提到的相關報道，我也注意到了。實際上，我們在編輯《台灣文獻彙刊》時，主要基於史料缺失的考慮。台灣整理出版的《台灣文獻叢刊》固然規模宏大，影響廣泛，但是這套叢刊是不完備的。當時，由於海峽兩岸的社會文化交流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台灣文獻叢刊》的編者只能盡量地網羅台灣島內的文獻資料，而不能顧及台灣之外特別是祖國大陸收藏的眾多文獻資料。大陸許多圖書資料和部門所收藏的有關台灣問題的文獻資料，無論在數最上還是質量上，均可與《台灣文獻叢刊》媲美，亟待學者們去搜集、整理和出版。正是基於此，為了促進台灣歷史文化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我們才著手並經過十年的策劃整理編輯，出版了這套規模宏大的《台灣文獻彙刊》，以期儘快填補台灣歷史文化研究在文獻資料建設上的這一缺陷，這是我們編纂這套資料叢書的初衷。因此，我們在整理、編輯《台灣文獻彙刊》時有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凡是《台灣文獻叢刊》已經收人的文獻，除了少量有明顯差異的原稿本、傳抄本之外，此次不再重複收人，而是盡量選擇那些此前未被整理過的東西。當然，由於目前兩岸關係處于敏感時期，因此這套資料被賦予了很強的社會政治意義，這就是涉及你上面提到的史學與現實的問題。在我看來，無論是歷史學，還是其他人文科學，他們與政治和道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是毋庸置疑的；歷史學以及其他人文科學應當為國家、民族的現實服務，這也是歷史學家和其他人文科學貴無旁貸的。由古知今，由今知古，古今參照，相得益彰，應該是毫無疑義的。從梁啟超所倡導的「新史學」，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再到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的「五朵金花」的討論，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潛意識中的「經世」思想都貫穿始終。不過，我們也不能不顧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一味投現實政治之所好，使學術研究變成一種政治宣傳。

佳宏偉

最後我想問一下陳老師對於自己未來的學術研究有什麼具體計劃呢？

陳支平

關於未來的學術研究，說實在話，我並沒有縝密地研究規劃。不過，這麼多年走過來，我一直覺得以前的一些研究需要我們認真反思或者進一步提升。具體地講，如果可能，我希望以後首先能在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基礎上進行一些宏觀架構的分析。記得十幾年以前在日本訪學時曾有一個想法，就是寫一部有關《明清國家體制導論》的書，後來感覺這一想法似乎太過宏大，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做的，就放棄了。現在仔細想想，實際上還是有它的必要性。因為，這麼多年來，雖然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進行得轟轟烈烈，成果也是連篇累牘。但是，正如前面所說，「孤立化」和「細碎化」的傾向卻日益明顯。因此，我越來越覺得需要有人去梳理一些大歷史的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相對於一些區域性的實證研究可能會略顯空泛，而且所提出的未必一定會完美，但是，這些宏觀的架構分析往往會給人們提出很多的思考空間，對於歷史學的未來研究必將會產生一些實證性研究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例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以及後來所謂「五朵金花」的討論，對於整個歷史學研究所起到的推動作用都是不容忽視的。因此，我希望有時間的話對於當前討論的一些熱點問題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反思。另外，在史料搜集與利用方面，希望再花一點精力。我一直以來關注於民間文獻的搜集和利用，在搜集和利用這些文獻資料時感覺到同樣有很多方面需要學術界認真思考。說實在話，現在很多學者在利用這些民間文獻資料時有點「葉公好龍」，真正能拿出來的比較好的研究成果仍然並不多見，這除去前面提到的資料本身的局限性之外，我認為應該尋找一些新的研究思路和切人點至關重要。因此，我也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夠挖掘土地之外的契約文書，選取一些以前學術界鮮有討論的論題，如社會結構、商業交換、家族經濟形態等方面進行重點探討。關於此，我覺得不是不可能，而是需要下大功夫，即將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民間文書與明清族商研究》一書就運用閩台地區五百多張有關族商的的文書，這些文書是以前學術界較少關注的，對於我們理解和認識下層社會經濟變遷十分有益。所以，資料的開拓和利用方面也是我以後重點想要做的一項工作。

【注】來自《明清史研究輯刊》微信公眾號，文章刊登於《學術月刊》200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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