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發展史梳理
美國是對當代中國史最有研究的國家之一，很多成果相當深入，值得關注。總體來看，美國對當代中國史研究可以大致劃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奠基時期(20世紀50-60年代)
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2個：歷史學家費正清、社會學家傅高義。這兩位學者的貢獻不僅是在於他們自己的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於他們對當代中國研究所帶來的整體影響。費正清引領實現了傳統漢學向當代中國研究的轉型，而傅高義(Ezrat F. Vogel)則因培養了懷默霆、戴慧思和趙文詞等諸多學者而蜚聲當代中國研究學界。
除了費正清和傅高義以外，最早從事當代中國研究的還有兩位學者，其一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社會學家Franz Schurmann，其代表作是《共產主義中國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其二是康乃爾大學的人類學家施堅雅(William Skinner)，其代表作是《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和傅高義一樣，他們在50-60年代的研究主要是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完成的，而且除了施堅雅的資料來源於1949年前在中國四川進行的田野調查以外，其他人都因為無法直接進入中國，而主要依靠官方的報紙及在香港收聽的大陸廣播為資料收集的主要手段。由於當時美國社會科學尤其社會學界佔主流地位的是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因此傅高義和Schurmann 等人的研究受到帕森斯的極大影響。
2.確立時期(20世紀70年代)
進入70年代以後，在當代中國研究領域，不僅出現了一批新的研究者，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研究採取了新的理論範式，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由於此時帕森斯的結構功能理論已經日薄西山，這使得「大多數最聰明、最能言善辯的研究生都自豪地宣稱他們唾棄帕森斯的思想」，即不再將社會視為一個整合的、自我平衡的體系，這直接影響到當代中國的研究視角;而在研究方法和資料的收集手段上，由於1970年代後大批的中國大陸移民從各種途徑湧入香港，其中有許多人或是農民，或是下鄉知識青年，或是工廠工人，再或當過紅衛兵，他們帶來了自己豐富的人生經歷和中國內情，這為西方學者比較深入地了解中國提供了可能。這樣，在70年代許多社會科學家尤其是社會學家都通過在香港訪談的方式來收集資料，這些研究大多在80年代初獲得出版。其中最為典型的是魏昂德的著作，它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香港對80位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的長達532小時的訪談基礎上寫成的。
3.發展時期(20世紀80年代)
20世紀80年代的當代中國研究受到此時中國國內風起雲湧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影響。由於改革開放，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奇蹟，而且使得中國社會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政治生活的相對寬鬆、文化的多元化和異質化發展，使得社會的力量壯大起來，第一次真正引起了西方學者的關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者被允許進入中國進行田野研究和資料的收集。1979年後，一批從事中國研究的美國學者進入中國，其中包括政治學家裴宜理、歷史學家黃宗智和孔飛力(Philip Kuhn)、社會學家戴慧思等人;而處在改革開放前沿的中國廣東省政府更是在1987年邀請傅高義前往。他用8個月的時間訪問和考察了廣東的14個地級市、三個經濟特區、70個縣和大量的企業，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有關廣東發展的第二部著作《廣東先行一步》。同早期的那本《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廣東》(1969年)相比，傅高義有關廣東的新著作體現出此時當代中國研究的新趨勢，即研究者開始將自己的視野指向「過渡中的社會」的成長過程。從這樣的角度出發，傅高義不僅分析了廣東經濟成功的原因，而且預測「如果政治環境能夠給予廣東人民更多的機會，那麼在今後的歲月中，他們將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從總體上說，這一時期的研究成果比先前更為豐富，而且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自1978年開始的中國社會的改革與開放上，內容涉及農村改革、市場轉型、社會分層以及中國農民的政治參與等。
4.繁榮時期(20世紀90年代以後)
從80年代末開始，當代中國研究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造成當代中國研究發展的動力，一是來自社會力量內部的變化，如前述哈貝馬斯關於公共領域觀點的影響，二是來自80年代末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巨變，同時更來自於1992年後中國社會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這一時期最為突出的一個特點是，中西方實現了當代中國研究的對接。中國學者或與西方學者合作，或按照當代社會科學最流行的理論模式和方法研究中國和中國社會，使得當代中國研究領域改變了以往研究中國而沒有中國人參與的局面，從而真正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學術對話空間的研究領域。就像趙文詞所說：「我們目前比以往更多地與中國同事一起從事研究，而不僅以他們為研究對象。」1988年，在北京大學中國國情研究中心成立之時，美國學者Michel Oksenberg的一封賀信說明了中國學者參與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性：「近年來，研究當代中國的學術機構風起雲湧，遍及世界各國，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印度、美國和加拿大，但引人注目的是中國沒有這種研究機構。現在，你們總算邁出了重要的一步。這樣，對全世界中國學的發展都將大有助益。因為，世界性的當代中國研究，不可能想像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參加進來，而能取得理想成果。」
隨著當代中國研究成為顯學，進入21世紀以來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大為增加，許多論文開始出現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刊物上，這預示當代中國研究不再是一個非主流的邊緣領域。與此同時，在西方留學繼而任教的中國學者也出版或發表了一系列著作和論文，也都獲得了中國研究學界的承認。
目前，美國的當代中國史研究領域不斷拓寬，以基辛格博士為代表的老一輩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即中國通)，逐漸被新一代政治精英們取代，這些人有不少既是著名中國學專家，又是親自參與或正在為美國制訂對華政策出謀劃策者。作為學者，他們要保持學術的「客觀公正性」，但為了美國國家利益，他們又都有一種心照不宣的「政治上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因為他們是體制內(establishment)的政治精英，必須保住在精英集團中的位置，具有強烈的功利性。
美國研究中國涉及各個問題領域。如：哈佛大學傅高義(Ezrat F. Vogel)和柯偉林(W illiam C.Kirbty)、耶魯大學史敬遷(Joanathan D. Spence)等人對近現代中國歷史文化問題研究有極高的造詣。美國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前財政部東亞辦公室副主任艾伯特·凱德爾(AlbertKeidel)、已故著名中國學家鮑大可、加尼福尼亞大學迪帕克·拉爾(Deepak Lal)主要關注研究現當代中國經濟問題，他們的研究成果有些成為美國政府部門進行決策的重要依據。美國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茲別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哈理·哈丁(HarryHarding)、密歇根大學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戴維·蘭普頓、已故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奧克森伯格等，他們不斷活躍在國際國內學術舞台上，經常發表時政性評論，為消除中美之間的誤解做了有益的工作。另外還有不少研究當代中國軍事戰略問題的專家，如：華盛頓國際評估和戰略中心理查德·費希爾(Richard Fisher)、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的斯威恩等人，儘管他們的觀點帶有明顯的偏見，但他們也主張中美應在軍事發展戰略層面進行對話。對許多著名的中國學家進行個案研究，使研究的「問題領域」十分鮮明，這是研究當代美國中國學的重要途徑。研究美國中國學既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宏觀與微觀相結合、歷史與現狀相結合的方法，對美國中國學研究作全景式綜合考察，又要特別關注對許多中國學家的個案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兩重性，在強調美國中國學研究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為其推行全球戰略服務的基本特徵時，也應看到，研究中國有助於改變美國民眾和媒體對中國的認識，讓美國中國學研究為中國國家利益服務。通過美國中國學者的努力，讓更多的美國人客觀地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現實，有利於消除「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產生的消極影響,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主編：何明
編輯：馮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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