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忠義：王國維的歷史地理研究

王國維(1877—1927年)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學者、文化巨人和國學大師，他在美學、詩詞學、戲曲史、古文字學、古器物學、敦煌學、中國上古史、遼金元史地和歷史地理等領域，都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其史學研究成就尤大。郭沫若稱他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

一、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地理

1916年從日本回國後，王國維繼續從事古代史及古文字研究。1919年研究敦煌寫本及西北史地。1921年集辛亥後歷年研究成果，匯為《觀堂集林》20卷出版，在學術界獲得了崇高聲譽。在《觀堂集林·史林》各卷中，有許多專門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的篇章。舉其要者，有《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說商》、《說毫》、《說耿》、《說殷》、《秦都邑考》、《秦郡考》等。《太史公行年考》雖為年譜性質的文章，重在考證太史公司馬遷的生卒年代及生平史事，但對他的旅遊路線卻作了前無古人的考察。在《說自契至於成湯八遷》一文中，他通過周密的考察，證明了《尚書》序「自契至於成湯八遷」的正確，並因《正義》「僅舉其三」而將其所缺的五遷補足。這八遷是：「契本帝嚳之子，實本居毫，今居於蕃是一遷也」。「由蕃遷於砥石，是二遷也」。「砥石遷商，是三遷也」。「相土又東徙泰山下，後復歸商邱，是四遷、五遷也」。「商侯遷於殷，是六遷也」。「殷侯復歸於商邱，是七遷也」。「至湯始居毫，從先王居，則為八遷」。「湯至盤庚五遷，書序紀其四，而前之八遷，古未有說。」能將古未有說的八遷補足，說明王氏這項歷史地理考證的深厚功力及巨大成就。

《秦郡考》是又一項開拓性的研究。自古言秦郡者分為二說：一以為三十六郡乃秦一代之郡數；一以為始皇二十六年之郡數，而後此所置者不與焉。前說始於班固《漢書·地理志》，後說始於裴駟《史記集解》，而成於《晉書·地理志》」。錢大昕用班說，姚鼐主裴說。二者爭而不決久矣。王國維採用以《史記》證《史記》的辦法，將散見於《史記》各篇中有關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置郡的記載，一一析出，共得「二十有七」。又於《漢書·地理志》中求之：邯鄲、鉅鹿二郡，當為十九年滅趙後所置。碭郡當為二十二年滅魏後所置，長沙、九江、泗水、薛郡當為二十三年滅楚後所置。齊郡、琅邪當為二十六年春滅齊後所置。加上《史記》中之二十七郡，共為三十六郡。這三十六郡應當是始皇二十六年所設的三十六郡。始皇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北擊匈奴略取河南地設置九原郡，秦末設置陳郡、東海郡，這樣於二十六年後又在《史記》中得六郡，加前三十六郡為四十郡。這是否就是秦一代所置之全部郡數呢?王氏認為：「然以當時之建置言之，則余未敢信也」。為什麼呢?他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夫齊地之大，以視韓、魏，固將倍之，且負海饒富，非楚趙邊地之比也。今舉全齊之地僅置二郡，其不可解一也。燕之五郡皆緣邊郡，而無腹郡。自薊以南，古稱天府之地，今虛不置郡，其不可解二也」。他求之《漢書》，「得漢初之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而臨淄原為齊郡之本名，實為一地，加上琅邪，共得七郡。又《水經注．漯水注》言：始皇二十一年滅燕，以為廣陽郡，全祖望《漢志稽疑》力主此說。這樣燕齊之地又增六郡，加四十二郡，共得四十八郡。秦以水德，故數以六為紀。四十八適為六的八倍。」上面論述，論據確鑿，資料充分，不僅糾正了《漢志》中的舛誤，而且提出了新的結論，令人耳目一新。

在《太史公行年考》中，他根據《史記》各篇中提供的線索，剔除有年可考者，依先後順序，組成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旅遊路線。即：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屈原賈生列傳)——浮於沅湘(自序)——窺九疑(自序)——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大湟(河渠書)——上會稽探禹穴(自序)——上姑蘇望五湖(河渠書)——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春申君列傳)——適淮陰(淮陰侯列傳)——行淮泗濟漯(河渠書)——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自序)——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孔子世家)——厄困鄱薛彭城(自序)——過薛(孟嘗君列傳)——適豐沛(樊酈滕灌列傳)——過梁楚以歸(自序)——適大梁之墟(魏世家及信陵列傳)。這是具有開拓意義的。

二、考證西北歷史地理

在遼金元史研究中，均涉及大量歷史地理考證問題。而專題性論文就有《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金界壕考》、《西域井渠考》等多篇。《流沙墜簡》及封泥的研究，更解決了史學界許多懸而未決的歷史地理問題。如西遼都城，地名混亂，地址失考。他從大量史籍中考得虎思斡耳朵，就是《元史》中的八里沙，西域人稱為八喇沙袞礦從地理上證之，八喇沙袞就是熱海以西碎葉城以東四十里之裴羅將軍城。《西域井渠考》是為了駁正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所謂井渠法傳自波斯的說法。王氏引《史記·河渠書》記載：「武帝初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井渠之生自此始」。又《大宛列傳》云：「宛城新得秦人，知穿井」。證明：「穿井為秦人所教，西域本無此法，及漢通西域，故為井渠法施之塞下。」後來伯希和不得不接受西域井渠法是由中國傳人的觀點。

流沙墜簡及封泥的研究，更具有開拓性。解決了許多懸而未決的重要歷史地理及其它問題。如漢代玉門關的位置，向有敦煌以東和敦煌以西等不同說法。王氏從漢簡出土的地址，及漢簡上書「玉門都尉」字樣，考證出漢代玉門關址當在東經93°54』北緯40°22』即今敦煌縣城西北70公里的小方盤城址。當時玉門縣城在敦煌以東，而玉門關址卻在敦煌以西。後人不加詳考，遂出現了不同的說法。封泥的研究更顯示出王氏深邃的史學眼光和周密的思考判斷。他在《齊魯封泥集存序》中指出：「自宋人始為金石之學。近二百年來，金石之出，數十倍於往昔。此外如洹陰之甲骨，燕齊之陶器，西域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間。而金石之名已不足以該之矣。」羅振玉在刊印敦煌古佚書及洹陰甲骨文字之後，復拓古封泥付印，共得四百餘種。王氏認為「其足以考正古代官制、地理者為用至大」。「考證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則此編中郡守封泥有臨淄、濟北二郡，太守封泥有河間、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陽一郡，皆《漢志》所無。均足補《漢志》之闕者也。此外縣邑封泥如盧邱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後二志，均無此縣。此關於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漢表稱列侯所食縣日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日邑，今此編中邑丞封泥二十有八，惟載國大行一封泥乃稱國耳，此關於地理之稱號者二也。又縣邑之名往往歧誤，如齊悼惠王子罷軍所封侯國，史漢均作管，今封泥有菅侯相印，則管侯乃菅侯之訛。

齊哀王舅駟鈞所封國，《史記·孝文紀》作清郭，《漢書·文帝紀》作靖郭，今封泥有靖郭邑丞，則知前名皆靖郭之訛。余如臨淄之為臨甾，劇之為勵，萊蕪之為來無，不其之為弗其，臨轅之為臨袁，均字有通假，形有增損，非有實物，孰能知之?此關於地理者三也。至於二書違異，無所適從，如漢表液夷侯周舍，史表作郊，郁根侯驕，史表郁根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及郁狼鄉印，則史是而漢非也。濟南蓍縣，前後二志均作著字，書作蓍字，今封泥有蓍丞之印，則韋(昭)是而顏(師古)非也。此關於地理者四也。凡此數端，皆足以存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之疑，正沿襲之誤」。又如對羅布淖爾涸澤北之古城的考證。德人喀爾亨利及孔拉第，以及法國漢學家沙畹，均定此城為古樓蘭之虛。而王氏則根據簡牘認為此地決菲古樓蘭。他詳考地理，認為樓蘭當在羅布淖爾之西北隅，此城則在淖爾東北隅。王氏又據日人桔瑞超所得李柏二書，考證出這座古城的名字，「此地當前涼之世，實名海頭」。足見王氏考證之縝密。

三、校注古代遊記行記

經王國維較錄的古行記共有四種。一為《杜環經行紀》，據杜佑《通典》移錄，而校以《太平寰宇紀》。二為《王延德使高昌記》，據《宋史．外國傳》移錄，而校以《揮麈錄》。三為《劉祁北使記》，據錢罄室手寫本《游志續編》移錄，無他本可校。四為《劉郁西使記》，從明刊《秋澗先生大全集》卷九十四《玉堂佳話》二移錄，而校以四庫本。原欲各為箋注，曾於書眉略加考證，而卒未成書。王氏卒後，羅振玉命其子羅福葆將四稿合為一卷，名日《古行記校錄》，收入《王國維遺書》外編。四書對西亞、北非、中亞、漠北之山川地理、風土人情多有記述，均作者所親歷、足補古史中西北史地及域外記載之不足。

遊記研究的成果主要是對《長春真人西遊記》的校注。王氏在書前寫有跋語，並略論作者李志常的事迹。書後附錄，收入成吉思汗的詔書，聖旨、請疏和對長春侍行十八位門人的考證。附以特旨從師護持宣差便宜使劉仲祿及其隨從。另外錢大聽從蘇州玄妙觀《道藏》鈔錄本書情況，徐松跋語，程同文的考釋，董佑誠對遊記中日食事的研究等亦收入附錄。王氏認為此書雖經過眾人的努力，由丙庫(子部)附庸，成為乙部(史部)之要籍，並經楊氏刊人《連筠籍叢書》。光緒中葉吳縣洪文卿(鈞)侍郎創為之注，嘉興沈乙庵(曾植)先生亦有箋記，然均未刊布。遂於乙丑年夏開始將註疏記於書眉，積一年之力，成校注若干條，分段注於正文之下，注文字數更多於原文。據初步統計，卷上注文約二倍於原文，卷下注文約當原文三分之二。考釋的重點在地理、人物、典制等項，引證了大量古籍，或考證、或疏釋、或糾誤，原原本本，條分縷析，從而使李志常的《長春真人西遊記》成為一部可讀之書。現引幾處地理校注，以見一斑。如：三月五日起之東北..又二十餘日，方見一沙河，西北流人陸局河。校注日：《遼史》作陸局河，《金史》作龍駒河，或作龍居河，《元史》作臚胸河，或怯綠連河，《湛然居士集》作閭居河；《張耀卿行記》云：北語云翕陸連，漢言驢駒河也。《金史·地理志》龍駒河，國言宮日喝必刺，必刺之言水也，喝即翕陸連之略。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馬城。校注日：《金史·地理志·西北地理附錄》作阿力麻里；《西遊錄》「出陰山有阿里馬城，西人目林檎為阿里馬，附郭皆林檎園故以名。」案此城在伊犁河東，以地望度之，當即《唐書·地理志》注之弓月城。鱉思馬大城。校注日：《元史·地理志·西北地理附錄》有別失八里。《西遊錄》金山南有回鶻城日別石把；《雙溪醉隱集》五庭州詩註：庭州北庭都護府也。後漢車師後王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今即其俗謂之伯什巴里，蓋突厥語也。伯什華言五也，巴里華言城也。歐陽玄《高昌契氏家傳》北庭者今別失八城，此鱉思馬即別失八里、別石把、伯什巴里異譯。

四、治學方法的特點

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有幾個突出特點：第一，整體把握、微觀入手。王國維研究的問題，初看多是一些零星孤立的小問題。但卻往往是有關大問題的難點與關鍵。在歷史地理研究中，他寫過《說商》、《說毫》、《說耿》《說殷》等等；在古器物方面，他考釋過散氏盤、庚贏卣、邾公鍾、秦公敦、新莽嘉量、歷代尺度，秦莽隋代虎符等等；在古文字方面，他研究過殷虛甲骨，齊魯封泥，流沙墜簡，敦煌經卷，每項研究都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正是由於這些研究，使他能通過第一手史料，發掘出這些史料所蘊含的深層次問題，進而建立了殷商世系，論述了殷商制度，考證了古代歷史地理，做到了正沿襲之誤，決千載之疑。第二，學貫中西，融會貫通。他堅持認為：「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中國今日，實無學之患，而非中學西學偏重之患。」基於這種認識，他主張中西二學，互相推助，兼收並蓄。由此他十分重視與國外漢學家的交往與交流，真正做到了學貫中西。他治學以求真務實為準則，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從不輕下斷語。他的治學的過程，正如吳其昌所論：「王君(指王念孫)之治學目的在通經，故從群經以發軔；先生之目的在考史，故從古文字發軔；其以《說文》為證合之關鍵則一也。故先生之學，其目的則在古史；其根據則在小學。

其於小學也，其關鍵則在《說文》；其根據則在古文字。此數言可蔽也。」正因為王國維有這樣深厚的學術功底，所以才能在正確思想方法的指導下，得出正確的可信的結論。就文字學而言，他精通英、日等國文字，還深入研究過甲骨文、金文及各種古文字。他對古代典籍十分熟悉，能夠隨時證以各種史籍，彙集各類史事，這是一般人很難做到的。他不僅能通過紙面的各種史籍考察歷史，還能運用地下出土的新材料去證實歷史。「二重證據法」的提出，就是他對歷史研究的經驗總結和作出的巨大貢獻。第三，闕疑存疑，求真求證。王國維的闕疑精神，在考據中表現及尤為突出。他說：「余案闕疑之說，出於孔子，蓋為一切學問而言。至於他學無在而不可用此法。」有疑問才能提出問題，提出問題再能解決問題。根據充分的證據得出的結論才能準確可信。「如無他證，殆闕之可耳」。第四，繼承傳統，開拓新學。王國維的學術思想，深受清代學術傳統與清末西方思潮的影響。羅振玉在《觀堂集林》「序言」中，認為王氏治學，有類歙縣程易疇(瑤田)和吳縣吳意齋(大徵)，十分重視目驗。但「規杌大於程君，精博過於吳君，海內之新舊學者咸推重君書。」「蓋君之學，實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並其立制之所以然。其術皆由博以返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蔣汝藻在「序」中說：近世諸家著述不為不多，「然新得之多，未有如君書者也。君新得之多，固由於近日所出新史料之多，然非君之學識則亦無以理董之。蓋君於乾嘉諸儒之學術方法無不通，於古書無不貫串，其術甚精，其識甚銳，故能以舊史料釋新史料，復以新史料釋舊史料，輾轉相生，所得乃如是之夥也。」這些新史料，如殷虛甲骨文字，流沙漢晉簡牘，郭煌古代遺書，巴蜀齊魯封泥，古代外族文獻等，到了王國維手中，都化成了證史考史的文證物證，被發展成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等新的學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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