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一個沒有成長的國家
撰文：托尼·朱特
翻譯：江燕楠、張彥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一個已經有58年歷史的國家，應該像一個58歲的成年人一樣成熟。在有了近60年的經歷之後，不論好歹，我們都應該明白，我們是誰，我們做過什麼，我們在別人眼裡是什麼樣的，絲毫不用加以避諱。不論多麼不情願和不想公之於眾，我們都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和缺點。儘管，偶爾我們依舊會對自己和我們的前途存有幻想，但是我們還是會足夠明智地認識到，這些歸根到底還是幻想。總而言之，我們都是成年人了。
但是，以色列（在西方民主國家中是十分特殊的）依舊不成熟，這令人十分不解。這個國家的社會變革——以及它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沒有給它帶來政治智慧，而這本該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出現。在外界看來，以色列的表現，像是一個青春期的少年：執著於對自身獨特性的脆弱自信；認定沒有人能「理解」它，所有人都與它「作對」；帶著受傷的自尊心，易怒卻又很快作罷。像很多青春期的少年一樣，以色列相信——並且咄咄逼人地反覆宣稱——它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它的行為不會造成不良後果；它能夠萬古流芳。這個沒能得到成長的國家直到近期依舊被40年前活躍於政壇的那一代人所掌控：如果以色列也有里普·范溫克爾，比方說，他如果在1967年陷入沉睡，並在2006年醒來，他會驚訝地發現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和阿里埃勒·沙龍將軍依舊掌控者國家事務，儘管後者只是精神上的領袖。
但是，以色列讀者會告訴你，這是外界的偏見。這個在外國人看來任性、剛愎自用的國家——不理會自己的國際責任，且對世界的看法漠不關心——只是一個獨立的小國，做著自己往常所做的事情：在世界上荒涼的一隅捍衛自己的利益。一個強敵環伺的以色列為什麼要去認可外界的這種批評，更不要說對它做出反應？「他們」，這些非猶太人、穆斯林和左翼分子，都有自己討厭以色列的理由。「他們」，歐洲人、阿拉伯人和法西斯分子，總是針對以色列大加批評。「他們」永遠有這樣的動機。「他們」從未改變。所以，以色列為什麼要改變？
但是「他們」變了。而我在這裡正是要談一談這種改變——實際上這種改變在以色列國內被忽略了。1967年之前的以色列可能是勢單力薄、四面楚歌的，當時它並不是讓人厭惡的國家：在西方肯定不被討厭。蘇東集團的共產主義國家從官方層面來講是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但也正是這個原因讓以色列受到了其他人的善待，其中也包括非共產黨的左派。在以色列建國後的頭20年，「基布茲」及其成員所具有的浪漫主義形象在外國廣受歡迎。以色列的大多數「粉絲」（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都對1948年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遭難知之甚少。從這個猶太國家身上，他們更願意看到19世紀農業社會主義式的田園生活，或是「將沙漠變得繁榮」的現代化力量的典型。
我依舊清晰地記得，在1967年春天，在六日戰爭爆發前數周，劍橋大學的學生幾乎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沒有多少人會關注巴勒斯坦人的境遇和1956年災難性的蘇伊士運河戰爭中以色列同法國和英國之間的勾結。在政治和決策圈裡，只有守舊的保守派阿拉伯問題專家才會對以色列持批評態度；甚至於在傳統上持反猶立場的新法西斯主義者也相對更支持猶太復國主義。
六日戰爭
在1967年那場戰爭之後的一段時間內，這種情緒依舊沒有改變。為恐怖襲擊而舉行的聯合訓練營和項目反映出60年代以後的極端組織和民族主義運動支持巴勒斯坦的熱忱，但國際社會在教育和媒體中對大屠殺的承認對這種熱忱起到了抑制作用：以色列從歐洲人對死難的猶太人的重新紀念中所獲得的收益，彌補了它因為佔領阿拉伯人土地而造成負面形象帶來的損失。就算是以色列開始修建非法定居點，或者入侵黎巴嫩——它們強化了對批評以色列的論據——都無法轉變國際輿論對以色列的「青睞」。20世紀90年代初，大多數人對「約旦河西岸」只有模糊的印象，也不清楚那裡發生了什麼。那些在國際論壇上闡述巴勒斯坦問題的人也承認，這些基本沒人傾聽。以色列依舊可以為所欲為。
但是現在一切都不同了。回顧過往，我們可以看到，1967年6月以色列的勝利以及它隨即對所佔領土地的侵略成了這個國家的災難：一場道義和政治上的災難。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所作所為放大並暴露這個國家的短板，並被置於全世界人民的眼皮之下。宵禁、檢查點、推土機、公開的羞辱行徑、摧毀家園、攫取土地、槍擊、「定點清除」、隔離牆：所有這些日常的佔領和壓迫行為，一度只有少數的專家和活動分子才了解。現在，擁有電腦和衛星信號接收器的人們都能及時地看到這些行徑，這意味著以色列的行為每天都受到世界各地成千上萬人的監督。這導致了世界輿論對以色列看法的徹底改變。直到最近，在國際輿論中，以色列依舊是以一個光輝的、由倖存者和先驅者們以及熱鬧和平的民主人士所建立的先進社會的形象出現。但是今天呢？在世界各大報紙的社論和政治漫畫中，以色列是以什麼樣的形象出現的？是裝飾在坦克上的大衛星。
今天只有少數外國人還把以色列當作受害者。現在，巴勒斯坦人才是公認的真正受害者。實際上，巴勒斯坦人已經代替以色列人成為受迫害的少數群體的代表：易受傷害、遭到侮辱，並且沒有自己的國家。從本質上來說，這種變化對於巴勒斯坦人的境況並沒有起到改善作用（就像這種輿論上的優勢也沒有幫上以色列多少忙一樣）；然而以色列的形象從此永遠地改變了。以色列被比作殖民者，更有甚者被與南非的種族主義法律及班圖斯坦制度相提並論，而且這些類比已經司空見慣。這樣一來，甚至當以色列的公民遭遇不幸時，也無法贏得別人的同情：如在南非的同種族隔離時期偶爾遭到殺害的白人，或是被當地起義者砍殺的英國殖民者一樣，在外國人的眼裡，死難的以色列人並不會被當作恐怖主義的受害者，而是會被作為其政府錯誤政策的犧牲品。
在道義方面，這樣的類比對以色列來說是十分有害的。以色列曾經強有力的一套說辭因此遭到了嚴重打擊：以色列曾宣稱自己是「專制主義和殘酷暴力之海」上一座脆弱的民主與正派之島，是被「壓迫的沙漠」所包圍的一片權利與自由的綠洲。但是民主人士不會將他們所佔領的土地上那些無助的人們圍在班圖斯坦之中；崇尚自由的人不會無視國際法，搶佔別人的家園。「我們很強大」/「我們很脆弱」，「我們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我們是受害者」，「我們是一個正常的國家」/「我們需要特殊的待遇」，這些相互矛盾的自述在以色列早已有之：從建國伊始，它們就成為以色列特殊的身份認同的一部分。而以色列對其孤立和獨特性的一再強調，以及有關自己既是受害者又是英雄的說法，在大衛大戰歌利亞的故事中就已出現了。
但是今天，以色列對自己受害者身份的敘述讓世界都覺得十分詫異：這反映了一種集體認知上的紊亂——這種紊亂支配著以色列的政治文化。長期以來的受迫害妄想症——「所有人都想害我們」—再也不能引起人們的同情。在最近的一個國際會議上，我聽到一位發言者套用了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話——蘇聯就是「擁有導彈的上沃爾特」——將以色列描述成「擁有核武器的塞爾維亞（Serbia）」。
以色列罕有變化，但是這個世界，如我所說的那樣，已經變了。不管以色列怎樣描述自己，外國人都不會再買它的賬了。甚至大屠殺也無法讓人們原諒以色列的行為。隨著時間的流逝，大多數歐洲國家已經坦然承認了它們在大屠殺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在25年前情況還並非如此。在以色列看來，這已經帶來了矛盾的影響：直到「冷戰」結束，以色列依舊可以利用德國和其他歐洲人的錯誤大做文章，還可以對歐洲人沒有全然承認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對猶太人犯下的罪過而加以利用。今天，「二戰」的歷史已經從公眾討論的話題變成了教室里教授的內容，隨即又變成了歷史書中的內容，歐洲和其他地方越來越多的選民（主要是年輕的選民）難以理解，時過境遷，為什麼上一次歐洲大戰帶來的災難能夠在另一片土地上成為允許和寬恕那些不可接受的行為的理由。在世界人民的眼中，一名以色列士兵的曾祖母死於特雷布林卡並不能成為他凌辱等待通過檢查站的巴勒斯坦婦女的理由。「不忘奧斯維辛」並不是一個可以令人接受的回應。
總之，在這個世界看來，以色列是一個正常的國家，但是它的所作所為卻很不正常。以色列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別人才是受害者。以色列很強大（非常強大），它的作為讓其他人變得十分脆弱。沒有了其他為自己辯護的理由，以色列和它的支持者們開始老調重彈：以色列是一個猶太國家，這就是人們批評它的原因。對批評以色列就是反猶太主義，這種指控在以色列和美國都被看作以色列的一張王牌。如今這種論調更加顯著也更加咄咄逼人，這是因為以色列手中只剩下這一張牌可用了。
以反猶太主義污衊來自國外的批評紮根於以色列的政治本能之中：阿里埃勒·沙龍樂此不疲地利用這一招，而他只不過是一系列對此大做文章的以色列領導人中最晚近的一位。大衛·本-古里安和果爾達·梅厄（Golda Meir）同樣如此。對於他們所採取的這種策略，海外的猶太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由於擔心會被當作「害群之馬」，他們不敢對以色列進行批評；而這反過頭來促使人們將他們看作是以色列惡劣行為事實上的同夥。當以色列在被佔領土上違反國際法，當以色列公開羞辱他們所佔的土地上原本的主人——但是它還以反猶太主義的罪名申斥批評者們——它好像在向人們表明，這些並非以色列的所作所為，而是猶太人的所作所為；對阿拉伯人土地的佔領並不是來自以色列，而是來自猶太人；如果你不喜歡這些，那是因為你不喜歡猶太人。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這正處於自我實現的危險之中：以色列魯莽的行為和堅持將對它的批評視作反猶太主義的行為成為西歐和很多亞洲國家反猶太情緒蔓延的主要原因。但是，這種傳統的推論不再適用—如果反猶情緒的確與對以色列的厭惡有關，那麼頭腦正常的人都應該爭相為以色列辯護。相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夢想如今又回到了起點：對於世界上成千上萬的人來說，以色列實際上是所有猶太人的國家。因此，很多觀察家相信，化解巴黎郊區或是雅加達（Jakarta）街頭日益增長的反猶太主義的一種做法就是由以色列歸還侵佔巴勒斯坦人的領土，這也是相當合理的。
如果以色列的領導人忽略了這種變化，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迄今還在指望著美國人無條件的支持——在美國，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就等於反對猶太人的說法還能得到很多猶太人以及主流政客和大眾媒體的認可。盲目地相信美國會無條件批准對以色列的支持——以及隨之而來的，在道義、軍事和財政上的支持——對它而言可能是毀滅性的。
這是因為美國也出現了一些變化。誠然，就在前些年，沙龍總理的顧問還能夠歡慶他們成功地要求小布希總統發表公開聲明支持以色列的非法定居點。還沒有美國議員會提議減少或停止對以色列每年30億美元的援助（佔到美國對外援助總額的20%），這些錢幫助以色列保障了國防預算，事實上為它在約旦河西岸建立定居點埋了單。而且以色列和美國越來越陷入一種「共生關係」中，也就是說，任何一方的行為和他們日益密切的聯繫都會加劇世界各國對它們的厭惡。
但是，以色列除了指望美國沒有別的選擇——它沒有別的朋友，除了它的敵人的敵人（如印度）有條件的支持外。然而美國是一個大國，世界大國的利益總會超越它的庇護國和衛星國所關心的問題。最近，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史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所寫的關於以色列遊說集團的論文引起了大眾的注意和討論，這對我而言意義重大。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是持保守主義立場的資深學者。用他們自己的話說，他們尚未將其對以色列遊說集團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指控發表在美國的主要刊物上（它出現在了《倫敦書評》上），這是真的；但是，重點在於10年前，他們不會——也許也不能——發表這樣的東西。儘管後續的討論沒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但它還是具有重大的意義：就像約翰遜博士對女傳教士所發表的評論一樣，這雖然不完美，但是不管怎樣它的出現已經讓人十分驚訝了。
2018年5月，巴勒斯坦民眾抗議美國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
事實是，對伊拉克毀滅性的入侵及其產生的後果在美國引發了外交政策討論中的大轉變。對於從像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這樣的新保守干涉主義到像米爾斯海默那樣頑固的現實主義者，所有傑出的思想者都很清楚，近年來，美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它的道義形象也史無前例地削弱了。美國在海外的事業有違初衷，甚至變得荒謬不已。對美國來說，有很多修復工作要做，特別是要處理好美國同那些——從中東到東南亞——經濟和戰略上都很重要的群體和地區的關係。但是如果美國的外交政策依舊與一個同美國的長期關切沒有關係的中東小國——用米爾斯海默和沃爾特在論文中的話說，這個國家是一個戰略負擔：「在反恐戰爭和與流氓國家打交道的廣泛努力中，它是一種負擔」——的需求與利益綁定，那麼它修復其對外形象和影響力的努力就不會成功。
這篇文章可能預示著未來美國國內對它同以色列特殊關係的討論方向。當然，這篇文章招致了潮水般的批評——同樣如兩位作者所預料的，他們被斥為反猶太主義（或者是使反猶太主義者得利：「客觀上助長了反猶太主義」）。但是我發現，在與我交談過的人中，很少有人會嚴肅地對待這樣的指控。這對猶太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好消息，因為由於以色列遊說集團濫用這樣的辭藻，這意味著真正的反猶太主義也不再被嚴肅地對待了。對以色列來說，這樣的消息更加不利。
與以色列保持距離的意願不僅存在於外交政策專家之中。作為一名教師，近年來，我驚奇地感受到了學生們態度的巨大轉變。其中一例就是，2005年，我在紐約大學教授一門關於20世紀歐洲的課程，並向美國的青年們講述在歐洲人的記憶中西班牙內戰的重要之處，以及為什麼佛朗哥的西班牙在歐洲人的道德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提醒著人們那些失敗的鬥爭，象徵著一個充斥著自由主義和自由的時代中出現的壓迫，它是一片令人們抵制其罪行和壓迫的「羞恥之地」。我告訴我的學生，我想不出另一個國家能在當下的民主社會的公眾意識中具有如此負面的形象。一位年輕的女士回答說，你錯了，以色列呢？令我感到意外的是，班上的大多數學生（包括數量可觀的猶太人）都對她的說法感到點頭同意。時代正在發生變化。
美國的年輕人會將這個國家與佛朗哥將軍的西班牙相比較，這對以色列人來說是一個衝擊，也為他們敲響了警鐘。沒有什麼是永恆的；在我看來，當我們以後回顧1973年以來這段歷史，這對以色列來說是一段充滿了悲劇性幻想的時期：這段時間被以色列的奇怪想法所耗盡——無論它想做什麼，想要什麼，以色列都能夠指望美國無條件的支持，且不會引發任何強烈反彈。這種盲目的傲慢集中體現在了2003年不幸的伊拉克戰爭——我認為，回過頭來看，正是這場戰爭開始讓美國疏遠它的盟友以色列——爆發前夜西蒙·佩雷斯的講話中：「對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戰爭是必要的。」
從某種角度上將，以色列的未來是慘淡的。以色列不是第一次發現自己正處於其他帝國易受傷害的邊緣位置：它對自己正當性過分地自信；頑固地無視自己的任意妄為最終可能引發核心帝國的憤怒並帶來危險；也不顧自己沒有結交任何朋友。的確，現代的以色列擁有強大的軍力——非常強大。但是除了製造更多敵人，強大的軍力又能夠帶來什麼？不過，現在的以色列仍有選擇。因為這個國家遭到了普遍的懷疑和怨憤——今天人們對與以色列並沒有什麼期待——一種在政策上高屋建瓴的轉變［撤銷主要的定居點，無條件地與巴勒斯坦人開啟談判，向哈馬斯（Hamas）攤牌以換取他們對以色列的認同和雙方的停火］會帶來巨大的好處。
但是這種對以色列戰略的根本性的調整，需要他們對這個國家及其政治精英們大半輩子以來所秉持的說辭和幻想進行重新評估。這也需要以色列承認，它無法再利用國際社會對它的同情和縱容；美國不會一直提供支持；武器和隔離牆不能永遠保護以色列，就像民主德國和白人統治下的非洲所展示的那樣；殖民地遲早要退出歷史舞台，除非你願意驅逐或滅絕本地居民。其他的國家及其領導人對此心知肚明，也已經做出了相應的調整：夏爾·戴高樂認識到，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定居點（比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更久遠，建設更精良）對法國來說是一個軍事和道義上的災難，隨後他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對此做出反應，並從阿爾及利亞撤出。當戴高樂認識到這些，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時，他已經年近七十。以色列不能再等待了。建國已有58年，以色列是時候成熟起來了。
這篇文章是應以色列《國土報》之邀為有關以色列建國58周年的特別專刊所撰寫的，發表於2006年5月。不出所料，這篇文章引發了來自那些記者和博客寫手——不願意接受任何對以色列或者它的政策和實踐的批評——如潮的抨擊。絕大多數歇斯底里的回應來自美國，就如大多數時候一樣，以色列人的回應——無論是批評還是贊同——都更為慎重。
本文受權摘自《重估價值》（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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