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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曾國藩與學生李鴻章在官場的進與退

| 讀史 |

博聞通識,知古鑒今。有品有趣有態度。

曾國藩

曾國藩一生愛傳幫帶,提拔下屬不遺餘力。然而,這也很容易造成一種難堪的局面:過去的部下一旦獨當一面,必然在餉源分配、兵力調撥等方面與曾國藩產生種種利益衝突。如何處理這種衝突,可以看出每個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曾李之間的衝突,自然也是從李鴻章獨當一面開始的。李鴻章建立淮軍之初,曾國藩不但把曾國荃部中最能戰的大將程學啟、黃翼升借給他用,還特意把自己最能戰的兩營親兵送給他,做為「贈嫁之資」。李鴻章對曾國藩確實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實感師門與沅丈厚賜」。

然而時間一長,建功立業的雄心使他也試圖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當曾國荃被圍於天京城下萬分危急之時,曾國藩調程學啟軍前去支援,李鴻章卻以種種借口拒不放人。曾國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給左宗棠的信中隱諱地嘆息說:「吾弟未嘗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強,此失一人而弱。」

李鴻章

不久之後,曾李之間又發生了拒調黃翼升一事。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國藩因大局需要,調黃翼升由揚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鴻章卻因為此時正處進攻蘇州的緊要關頭,拒不同意。曾國藩忍無可忍,以「參辦」為威脅,李鴻章仍不為所動。曾國藩終於無計可施,只好作罷。

兩次索將之爭,都以曾國藩的退讓結束。這反映了曾國藩的一貫風格:他在與人交往之中,習慣採取守勢,不到迫不得已,不會選擇決裂。這也是他始終能團結眾人,使湘軍集團整體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忘恩負義,此時的李鴻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與沈葆楨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鴻章意見雖堅,絕大多數時候表面上卻總是「吾師」不離口,反覆擺困難,講形勢,低聲下氣,一面頂撞著曾國藩,一面卻又說什麼「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纖芥,致傷天和」。這高帽子一戴,讓曾國藩沒有脾氣,只好高姿態地放他一馬。李鴻章的情商,實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所謂合作,就意味著妥協。而妥協不可能總是單方面的,李鴻章在與曾國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關鍵時刻,他也能作出重大犧牲。比如曾李的軍餉之爭。

曾國藩派李鴻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獲得上海豐厚的餉源。然而李鴻章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供給曾國藩軍餉遠比預期的少,曾國藩不得不在信中這樣諷喻李鴻章:「女富則肥及外家,葉盛則糞及本根。……則安慶乃公之外家,而廬、巢(木分)社實公之本根也。」

李鴻章能深體曾國藩的難處。收到曾的信件後,他決定竭盡全力先滿足曾國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間,因曾國荃部缺糧,曾國藩要求李鴻章想辦法提供八萬兩白銀。李鴻章在淮軍已經出征蘇南、餉項同樣緊張的情況下,仍在一個月左右湊足六萬兩及時送去,使曾國藩發出「枯旱得雨,眾苗勃興,感荷何極」的感謝之辭。知道退步,顧全大局,這是李與沈左的最大不同。

至於李鴻章拒不進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體體現。曾國荃為了爭得平定太平天國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1862年)就孤兵挺進南京城下。然而直到同治三年,南京還是沒有攻下。

清廷等得著急,命李鴻章會攻。李鴻章當然知道曾國荃不願與他人分享這一「首功」。所以他軟磨硬抗,甚至不惜裝病(他奏稱「感冒風濕,眠食頓減」,即行回蘇「就醫」),拖延會攻金陵達數月之久,使曾國荃順利攻佔金陵。

曾國藩對此深為感激。金陵城攻下後不久,李鴻章前來拜會,曾國藩親自出城到下關迎接。李要行參見大禮,曾國藩上前用手挽起說:「愚兄弟薄面,賴子全矣」。

曾李一生,有衝突,也有合作,高明之處在於,他們都懂得有進有退。經過全面考察,曾國藩決定抽身退步,將衣缽傳給李鴻章,把李鴻章推到了大清王朝最有權勢的位置上。而李鴻章則「終生事曾國藩如嚴父」,晚年言必稱「我老師」如何如何。二人關係可謂有始有終、有情有義、火盡薪傳、珠聯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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