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傳統史學範式和西方學科範式，構建中國古代目錄學？

中國古代目錄學淵源久遠，成果豐富，形成了頗有特色的理論、方法和原則。然而，迄今為止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主要遵循傳統史學範式和西方學科範式。前者疏於理論提煉，後者倚重西方的學術標準，兩者都未能構建出符合中國古代目錄學自身特點的學理體系。

現代學術史上，在中國古代目錄學方面，姚明達的《中國目錄學史》、容肇祖的《中國目錄學大綱》、余嘉錫的《目錄學發微》等著作，至今都是學者重視的經典之作。但是，這些研究從整體而言多集中於歷代目錄學著作及目錄學家，少有對於中國古代目錄學學理體系的研究。近年來，傅榮賢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等著作，在反思現有研究範式的基礎上，提出了構建中國古代目錄學理論體系的方法論路徑。

反思現有研究範式

主要遵循傳統史學範式的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滿足於對歷代目錄學史料的挖掘及其歷時性變化過程的梳理。但史料本身並不是理論，再精準的史實剪裁也只是一種認知研究而無法窮盡古代目錄學的學理內涵。這就需要「由博返約」，追問知性史料背後的目錄學精神。兩千多年來，中國古代目錄學既有「依劉向故事」的理念堅守，又有對「秘閣永制」「千古著錄成法」的自覺仿效，形成了姚明達在《中國目錄學史》中所說的「時代之精神殆無特別之差異」的總體品格。例如，古代的提要雖然名目繁多、旨趣不同，但重視和強調從「人」和「世」的角度揭示文獻生產的前提性，則是不變的原則。這就需要把中國古代目錄學史研究和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區分開來，甚至暫時「懸置」目錄學之「史」，努力揭示歷時性之「變」中的共時性之「不變」。事實上，也只有從「史」轉向「論」，中國古代目錄學才能真正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

西方學科範式將書目視為文獻整理、排序的純粹的符號系統，重視書目的表層結構和語法規則。在這種範式之中，這些抽象的結構和規則就是目錄的本質；目錄中所表達的東西一定是合乎邏輯的，通過實證主義的方法對書目進行層層分割，就可以揭示書目現象之間的因果關係。從根本上說，這就像是約翰·齊曼所批評的，是「把科學看作一種實現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獲得知識」，即把目錄當成實現文獻檢索目標的工具性手段，目錄「科學」變成了有關文獻著錄、組織和檢索的「技術」，查全、查准、查快的檢索效率是其反省的唯一維度，因而特別重視對著錄、組織、檢索等技術手段的完善。

在突破和參照中構建學理體系

構建中國古代目錄學學理體系，一方面需要突破傳統史學範式，但又必須立基於史學範式所梳理的目錄學史實。另一方面，這種學理構建不能將西方學科範式視為最高範本，但又必須將西方學理視為理解自我的合理參照。例如，通過比較西方「摘要」，有助於揭示古代「提要」的本質；通過西方邏輯代碼化的分類標識，可以反證中國古代以文字性的類名為分類標識的非邏輯化特徵。總之，以史實為基礎但又不局限於史實本身，參酌西方學科範式而又不將其視為圭臬，是構建中國古代目錄學學理體系的主要原則。

首先，以「文獻」的本質為邏輯起點。文獻的本質凝聚著書目的基本特徵，目錄學的一般理論、原則與方法，都可以從對文獻本質的定位中推導出來。西方哲學曾長期將人與客體對象視為兩個獨立的領域，作為人類認識成果的文獻，被定義為「是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反映了西方主客二分思維規約下的真理觀及其「智性」文化特徵。文獻既然是一種物理客體，主體人就可以站在文獻的對立面，從邏輯和學科屬性的角度控制、度量乃至征服文獻，書目根據人的理性而構造，人的理性就是文獻秩序的邏輯。

與此相對的是，中國古代文獻既是知識論內涵之「文」，又是價值論內涵之「獻」，包含著道德倫理、美學表達等與人相關的非邏輯因素，本質上體現了崇尚道德理性的文化觀。人與文獻不是對立的主客二元關係，文獻與其說是認知對象，毋寧說是價值對象。而價值論內涵主要聚焦於儒家所倡導的「修己」和「經世」兩個密切相關的方面，從而將個人道德的「仁道」取向與「天下歸仁」的社會和諧聯繫了起來。作為價值論存在的古代文獻，構成了古代目錄學的思想基礎和前提，意味著無論是目錄學的目標定位抑或達到目標的路徑手段，都與西方目錄學的取向大相徑庭。

其次，目錄學的目標定位。文獻的知識論定位，決定了西方目錄學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客觀地」著錄和組織文獻中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知識內容，由此也將目錄定位在了二次文獻的層次。這種建立在「計算理性」之上的工具技術，只是在常識的水平上理解目錄學，只能解決目錄學的具體問題，思想的力量難以進入其中。中國古代文獻並不是客觀的知識論存在，而是人倫意義上的價值論存在，這決定了中國古代目錄學致力於著錄和組織文獻「鉛槧簡編」背後的價值，而不是僅僅限定在構建文獻秩序以及提供文獻檢索的層次之上。中國古代目錄在提供文獻秩序的同時，還要進一步指陳學術秩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和人倫秩序（「申明大道」「大弘文教」），本質上構成了古人認識文獻進而闡釋文化的一套意義系統和價值體系。它突破了有限的外在結構，表達著無限的思想文化洞見，具有極其深刻的本體論意識。

再次，目錄學的方法路徑。追求檢索效率的目標定位導致西方目錄學嚴格接受效率原則和邏輯約束，從而也使目錄學獲得了客觀品格與科學樣態。但中國古代目錄學面對的不是文獻事實問題而是文獻意義問題，古代著錄、提要、分類、類序乃至凡例、案語等書目元素，都被用於揭示文獻文字背後的人倫內涵。這種主體性的投射是全方位的，但主要可以從文獻單元的標引和文獻單元之間關係的組織兩個方面來認知。

文獻單元的標引主要包括著錄、提要。基於文獻的人文性，古代書目的標引主要體現為書目主體對文獻客體的主觀「表達」，攜帶著書目主體的希冀和期待。古代目錄並不把文獻當作客觀的給定之物，而是從主體價值的角度揭示其可能具有的意義內涵。而「知人論世」的提要，更是用明確的導向性話語，突出文獻的價值，因而可以概括為或換算為對「人」的認識，並形成了一種以追求人文精神為指向的闡釋方式。

文獻單元之間關係的組織主要訴諸分類。西方人的分類方法是形式邏輯範疇，所謂的「類」，是具有共同屬性的事物所組成的自然類，符合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等要求。但中國文獻的分類，既不等同於形式邏輯分類，與文獻的學科屬性關係也不大。例如，經史子集四部體系即與邏輯或學科無涉。又如，記載非正統王朝割據政權事迹的「載記」作為分類的類名，其內涵不是單純語法意義上的，而是表達了書目主體的情緒和感受，反映了對政權合法性的獨特看法。類序則通過導向性的話語表達，配合分類，對某類文獻背後「修己」和「經世」的價值予以揭示。

中國先賢堅信，文獻負載著人文精神和社會文化。對此，我們不能僅僅通過邏輯範疇和學科屬性掌握文獻的本質。相應地，中國古代目錄學不僅是關於文獻的問題，而且關注人和社會的發展問題。從對文獻單元的定位，到分類、序言對眾多文獻關係的推演，再到書目總體系的生成，都不是與人的能動性和主觀性無關的行為。經過學理構建而形成的中國古代目錄學，不僅要呈現客觀的知識信息和物理結構，還應致力於提高主體人的道德素質、促進社會和諧與進步，達到現代西方式的目錄學所未曾達到的思想高度。

（作者系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原標題：構建中國古代目錄學理論體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劉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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