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教傳教士與近代中國西醫教育體制化

右 馬禮遜

作者為山西大學科學技術哲學研究中心博士生，本文發表於《民主與科學》2018年第2期

中國西醫學的發展源自於近代傳教活動的擴展，隨著傳教事業的進展和需要，傳教士對西方醫學的輸出從知識層面逐漸向體制層面轉變。近代中國的西醫教育體制化肇始於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的醫療實踐。

1807年，英國倫敦傳教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Morrison）抵達廣州，拉開了基督教新教在中國傳教事業的序幕，馬禮遜也因此成為進入中國的第一個新教傳教士。新教脫胎於天主教，是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的產物。新教教義與天主教相比更重視其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強調社會化和世俗化的觀點。宗教改革後的社會化潮流使得新教各派積極從事社會文化活動，參與社會變革，把建立人道主義社會秩序作為教會的神聖職責。被派往海外的傳教士們在傳播教義的前提下，積極發揮醫學人道主義精神。

馬禮遜教堂

教會西醫教育的發端

早在英國醫生皮爾遜（A.Pearson）向中國民眾傳播牛痘接種技術時他就意識到培養中國助手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在他看來，中國助手不僅是他與病人之間良好的媒介，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病人對西醫技術和醫院的信任感，相比於傳教士，中國民眾更容易接受來自本國人的服務。於是他挑選了幾名中國學徒進行培養，邱熺從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第一位種牛痘的專業醫生，後來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撰有《引痘略》一書於1817年刊行。時值天花肆虐之際，《引痘略》一經出版便風行全國，而其中的種痘方法也在全國範圍內傳播開來，各地紛紛效仿廣州建立了牛痘局。

近代最早的西醫教育誕生於傳教士伯駕（PeterParker）的廣州眼科醫局中。伯駕的眼科醫局順應了當時廣州的醫療需要，在剛建立的兩年之中，他就接診了3000多名患者。伯駕給長老會差會的報告中提到：「1835年11月4日至1836年2月4日，病人的總數為925名，其中男性655人，女性270名。在8月4日至11月4日這一季度的醫院報告中，提供了第一年度全年的病人數字為2152人。」面對繁重的診治需求，伯駕於1837年招收關韜及其他兩名中國人為學徒進行西醫學知識的培訓，目的是將他們培養成自己的助手以輔助他進行手術。「開始的時候，傳教士並不想辦醫學教育，而僅為醫療上的需要，在醫院或診所招收一、二名生徒，課以淺近的醫學知識，目的是訓練他們擔任護理工作或傳教士。」伯駕對關韜等人的培訓方式接近於中國傳統的師徒傳承，既授之以醫學知識，又指導臨床實踐。「他們的英語已經達到相當不錯的水平，在配製藥品和處理藥方方面是得力的助手。年齡最大的一個（關韜），是個積極而有責任感的青年，他除了受到培訓以外，每月還可以領到5元的工資。一些眼科的小手術，譬如瞼內翻和翼狀胬肉等，他都已經做得乾淨利落。」從伯駕的上述言辭中可知，關韜在三人中是最優秀的，並且掌握了獨立進行常見眼科疾病手術的能力。這種培訓使得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服務於福建海軍，成為中國第一位西式軍醫。由此可見，伯駕的醫學培訓是成功的，但這種方法存在著局限，它不能大規模培養西醫人才，自然也無法滿足現實的醫療需求。伯駕作為中國醫務傳道會的發起人之一，認識到培養中國醫學生的必要性並將這種要求上升到醫務傳道的事業範疇，證明他是很有遠見的。但是師徒式的培養方式並不能滿足中國社會對西式醫療的人才需求，新式的醫學人才培養方式在嘉·約翰（JohnGlasgowKerr）創辦博濟醫院後才得到實現。

博濟醫院舊影

博濟醫校與西醫教育的正規化

博濟醫院是在眼科醫局的基礎上創辦的，目的是滿足醫院業務不斷擴大的需要。1859年1月，嘉·約翰擇新址組建博濟醫院並於1866年將醫院主體搬入新建的大樓，既增添了新的醫療設備和儀器，又提供了足夠的空間進行醫療和辦學，這為博濟醫院附設博濟醫學校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博濟醫院走上正軌後，嘉·約翰就將創辦西醫學教育提上日程。他同醫生黃寬商議先開辦一個醫學班，試圖由小到大，慢慢擴大教學規模。「與新的醫院相結合，開辦了一所醫科學校，給兩家醫院（金利埠和博濟）的學生以及少數其他學院進行系統的培訓。我們希望這是一所醫科學校的胚芽，在未來歲月中將它的學生送到這個帝國的各個地方……為了這個帝國中國的百姓，建立一所設備齊全的醫院是極為重要的。我們相信，學習治病救人技術的機會，將會與治病救人的技術本身一樣受歡迎。」這個醫學班就是博濟醫校的前身，是近代中國最早的教會醫學校。

醫學班招收的學生與之前伯駕培訓的學生不同，他們類似於現在的全日制學生，不再是邊工作邊學習，這樣就可以更系統地學習西醫知識。第一年共招生12人，學製為3年，由三位老師進行專業醫學知識的教授。其中解剖學、內科學和外科學由黃寬擔任教學，藥物學和化學由嘉·約翰教授，而關韜則負責實用醫學和外科學的講授。開設的課程雖然簡單，但是都是最基礎的醫學知識而且也是在當時最實用的。雖然這是教會醫院開辦的學校，但是卻未對學生進行宗教內容的傳授，而是明確只進行醫學培訓。這種做法或許與嘉·約翰的身份有關，他不是傳教士醫生，而是取得了醫學碩士學位的專業醫生，所以他強調醫學教育的純粹性。這種將教學從傳教活動中脫離出來的做法，與當時美國專業的醫學校相似，由此也表明專業化的西醫教育已經開始。

在課程安排上，學校按照星期為周期。專業知識課安排在周三和周六進行；周一和周五則是在門診跟隨老師臨床學習；周二和周四屬於外科見習課，即在手術室進行操作學習。當然這種操作是協助性質的，一般都是由老師主刀，學生只進行準備工作和簡單的縫合。這種專業課和臨床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在今天來說很普遍，但作為最早建立的醫學校來說，這些舉措都是沒有參考範本的，所有的活動都是在嘗試與摸索下進行的。能在教學活動開始之初就意識到專業知識與臨床實踐同等重要，不得不說這是很有先見之明的做法。

19世紀80年代，學校課程增加了婦科學和產科學。這得益於兩位女醫生在博濟醫院的任職，她們分別是賴馬西（Niles）和富·馬利（MaryFulton）。隨著課程內容的增加，學校對課時進行調整，增加了專業課的學習時間，由最初的兩天增至每周四天。到了1890年，學校規定每周五天學習專業知識，只在周六進行實踐操作。隨著教學設施的完善教學質量的逐步提高，每年的招生人數也逐年增加，從最開始的12人逐漸變為每年保持在30人左右。而學制也由3年變為4年，進一步正規化。嘉·約翰在醫院報告中曾提及：「這個醫學班漸漸具有了一所正規醫科學校的性質，一旦各個分支學科的導師都齊備，學生的人數也增加了，我們將採用『廣州醫學院』的名稱。」

與伯駕教授學徒使用英文教學不同，醫學班採用漢語教學。這種方式其實降低了招收學徒的門檻，減少了語言的障礙，可以吸引更多的中國學生前來學習。西醫學知識對中國人來說本來就是陌生的，如果再使用英語教學，恐怕極少有人可以聽懂。伯駕當時招收的3個學生都是先進行英語培訓的，語言過關了，才有可能進一步學習知識。或許是出於當時教會醫院對醫生的需求，所以醫學班決定採用漢語教學來獲得學徒。嘉·約翰認為：「如果只能用西方語言作為唯一傳播科學的手段，只能影響一小部分掌握外語的人，知識不單只局限於小範圍人群的需要，而是應該呈現給更多的人，服務於中國現實的生活目的，可以預見到使用漢語的醫學教育將對中國人產生廣泛的影響。」嘉約翰的這種認知與利瑪竇的傳教方針有著異曲同工之妙，都是主張入鄉隨俗以博取中國人的認可。教師採用漢語教學在一定程度上能拉近與學生的距離，消除文化不同所帶來的隔閡。

漢語教學帶來的是對中文教科書的需求。率先認識到這種迫切感的是合信（BenjaminHobson），為此他編譯了《合信氏醫書五種》，其中包括4種醫書：1851年的《全體新論》是一部解剖學著作，合信認為「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於是他首先翻譯解剖學，旨在批評中醫學忽視解剖的缺陷；1857年出版《西醫略論》以生理、病理和診斷為主要內容，主要涉及外科、眼科和耳鼻喉科等方面的知識；同年的《婦嬰新說》，顧名思義是介紹婦科和兒科的理論與方法；1858年的《內科新說》分上下兩卷，上卷主要論內科病症，下卷則是介紹方劑和藥品。這稱得上是一套較為系統的近代西醫學教材，不僅成為中國人學習西醫學的必讀書目，還影響著中國的傳統醫學教育。1865年經過嘉約翰與合信的協商，合信所翻譯的西醫書籍作為醫學校的教材投入使用。與此同時，嘉·約翰同賴馬西等人也進行了新的西方醫學知識的翻譯和對自己治療疾病過程中的經驗進行總結編寫成教材，這些醫書達到34種之多，主要有：1871年出版的《化學初階》第一、二卷和《西藥略釋》；1872年出版的《化學初階》第三卷和《裹扎新編》；1873年出版的《溺水救生》、《皮膚新篇》和《內科闡微》等。這些醫學書籍涉及的內容廣泛，除了具體醫理的闡釋，還有當時廣州地區疾病治療的案例，這對後來研究該地區的疾病史提供了珍貴的史料。

西醫學校的漢語教學催生了在華傳教士翻譯西方醫學書籍的熱情，他們在介紹西方醫學知識的同時也對中醫學進行了批判與分析。雖然涉及的內容較淺顯，但是卻代表著該時期具有樸素科學精神的人士對待中醫學的態度。補充了中西醫學碰撞初期中西方社會對待兩種醫學的不同態度，儘管傳教士不能完全代表西方社會的態度，卻可以把它引申為一個研究側面。

博濟醫校的成立，是「中國近代西醫教育從師徒制向學院制過渡的標誌性事件」。這種新型的教育制度很快被其他教會醫院效仿，19世紀末在廣州、上海、濟南、蘇州等地相繼建立了教會醫學校，成為中國近代西醫教育的典範。

洛克菲勒基金會徽標

洛克菲勒基金會與西醫教育的規模化

20世紀初西醫教育在中國取得了巨大的進展，西醫學校在中國的大城市中建立起來。著名的有1904年北京成立的華北協和醫學堂，這是北京協和醫學院的前身。除此之外漢口、南京、濟南、上海、成都、長沙等地都成立了醫學校，並且這些學校都初具規模，且西醫教育都呈現出體系化特徵。「據統計，1915年，教會聯合創辦的醫學校已達23所，護士學校36所。」正值西醫教育在中國迅速發展之際，洛克菲勒基金會的介入無疑將這種發展推向了新的高潮。

洛克菲勒基金會於1913年在美國創辦，它最早的資助項目主要集中在醫學、公共衛生和農業方面。「洛氏基金會的錢絕大部分是花在國內，不過其遍及全球的事業也很龐大，中國在其海外投資中獨佔鰲頭。從成立開始到1949年退出中國大陸，洛氏基金會對中國的醫藥衛生、文化教育事業進行了鍥而不捨的廣泛關注和投資，幾乎在每一個重要的領域都留下了痕迹，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半個世紀中的影響難以估量。」為了支持中國的醫藥事業，洛氏基金會成立了「中華醫學基金會」（ChinaMedicalBoard）。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成立是該基金會在華的最重要也是影響力最大的一項事業。它是按照當時美國一流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為範本籌建的。「根據1947年的年度報告，自1916至1947的32年間，用於創建、維持和發展這所『遠東獨一無二』的醫科大學的撥款總數達44652490美元。」洛氏基金會在華的醫學資助項目除此之外還有齊魯醫科大學、湘雅醫學院等學校以及中華博醫會、中華醫學會、廣州教會醫學聯合會等醫學機構。正是由於這種教會的扶持和基金會的資助，使得中國的西醫教育帶有濃厚的英美教育體制特色。

當時中國著名的醫學院幾乎都有相對應的發展模板，比如1896年創建的上海的聖約翰大學醫學院仿效美國賓夕法尼亞醫學院；成都華西協和醫學院基本上以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為樣板。這種區分主要是其背後的教會差會的屬性不同造成的，所以也可以說早期中國西醫教育是兼具宗教和科學兩種特色的。西醫教育模式的直接移植，一方面加速了中國西醫教育的體制化進程，另一方面這種原封不動的照搬與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存在著差距，一定程度上造成教育體制與國家政策的脫節。不過由於當時的中國社會的政體偏向於英美模式，才使它們之間的矛盾沒有激化，反而使西醫教育體制化的成果凸顯出來。一系列西醫院校的創辦，摒棄了19世紀師徒制教育方式在醫院的流行，確立了西方醫學院體制在西醫教育中的主導地位，提高了醫學教育的正規化和體制化層次。

學校教育的先進性不僅促進了中國西醫學的發展，還吸引了來自中醫界的目光。雖然中西醫學理論層面的論證仍在繼續，但是這種培養人才的優勢已經被中醫界的有識之士意識到，它不僅提高了培養醫學人才的效率；而且還可以整合人才培養中的人力、物力資源；更重要的是擴大收徒數量，擴充中醫人才的隊伍。近代西醫學教育體制在中國的移植不僅催生了本土西醫學的發展，而且對中醫學教育體制化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註：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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