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歲，我與死神的第一次接觸
」
曉寧說
這是很早就寫完的一篇文章，裡面記錄了我受傷前後的心路歷程，由於篇幅較長，一直沒有機會發表，就把它當作自己的回憶珍藏。現在把它發出來，完全是因為自己已經看透了受傷這件事，也不會覺得和大家分享這些經歷，會有矯揉造作的嫌疑。所以，我來說，你來聽，
· 正· 文· 來· 啦·
十九歲，是許多人的人生關口。
有人告別青澀 進入大學時代，有人揮別過去，放棄求學生涯。當然，也有人像我一樣，在十九歲的年紀，遭遇劫難，過上了另一種人生。可不管怎樣，十九歲永遠是最美好的年紀，十九歲同樣可以創造無限可能。
2009年，我十九歲。在距離春節還有十天的時候，我依然在為高考做著最後的努力。此時的華北小城已經到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時候。晚自習放學後，也只能看到我們這些高三的學生三三兩兩出現在街道上。
或許是還殘存青春期最後的叛逆，又或許這就是命中注定。在那一天，我離「大部隊」而去，選擇了一條極為偏僻的道路回家。而就在我即將到達自己家裡的那個路口時，一輛疾馳而來的轎車將我撞飛。我的頭部著地，隨即癱倒在了路上。
也許是喪失了意識，巨大的衝擊並沒有讓我感到疼痛。我失去了那段記憶，甚至我前面提到的，以及我接下來要說的，都是靠著父親一再提及而拼湊出來的回憶。有時也在想，如果真的一下撞死了，也就成了人們經常戲虐的那句話，「死都不知道自己怎麼死的。」
巨大的聲響，引來了公共浴池的人們。他們給急救中心打了電話，把我送到了當地醫院。到了醫院，我似乎恢復了一些意識，說出了我家裡的電話號碼。醫護人員將我的衣服全部剪掉，除了頭頂破了一塊皮，全身沒有其他出血的地方。我爸也暫時鬆了口氣。而此時，我的四肢已經不能動彈。醫生在我的身體上敲敲打打，問我有沒有知覺。我覺得這是在侮辱我的智商，開始胡亂回答醫生碰觸我的位置。醫生似乎看出了問題，馬上給我安排了CT檢查。
結果證實了醫生的的猜想。不是我沒受傷，而是傷到了最關鍵的地方。片子顯示，我的頸椎第三、四、五節都出現了骨折。由於醫療條件的限制，具體受傷程度不得而知。醫生只是說情況非常危險，「如果四個小時能到北京積水潭醫院，這個孩子還能救。」我爸趕緊把家裡所有的親戚都叫來。而就在這個時候，肇事車主的家人也來到醫院。和我爸商量去北京的具體適宜。
就這樣，車主的家人和我爸開著車在前面領路，我哥和我兩個表哥陪著我在救護車上。這個時節的夜晚總是大霧瀰漫。車子在城內行駛，幾乎看不到對面的車輛。我們當地距離北京有160多公里。放在平時，就算道路通暢的情況下，走高速也得要三個多小時。看到今天這樣的大霧，我爸已經緊張的全身冒汗。他也只好不斷在心裡禱告，哀求司機再快一點，再快一點。可這時司機也發現，車廂里的油也不夠了。在一個加油站，他把車停下，用腳瘋狂踹著加油站的機子。叫醒裡面值夜班的工作人員。油加滿後，和那裡的工作人員交待了一下，司機就直接開車走了。
或許是我爸的禱告起了作用。車子行駛出縣城，大霧竟然奇蹟般散去了。而且路上極為通暢，按照我爸的話說就是「迎面沒有一輛車。」
就這樣，到達積水潭醫院，用了不到三個小時。和那裡的醫生交待了我一下後，他們給我安排了核磁共振檢查。當我要做檢查的時候，那個儀器似乎出現了一些故障。也許是因為工作太緊張的關係。那個工作人員態度不太好。於是我就故意吐出口水，裝作口吐白沫狀，讓那個人更加緊張。我哥擔心我的狀況，過去問我怎麼了。我小聲說，「我故意的，誰讓他和你們嚷。」說完我還壞笑了下。
檢查的結果證實了當地醫生的猜想，我的傷情十分嚴重。頸椎第三、四、五節爆裂性骨折，伴隨脊髓損傷。於是醫生馬上安排我住進ICU。可由於患者實在眾多，幾經調節依然沒有挪出床位。最後只能又轉到了積水潭的合作醫院——「北京水利醫院」。不過醫生和我爸說，手術還是由積水潭的醫生做。
水利醫院給我開通了綠色通道。我直接住進了重症監護室，並且馬上給我安排了輸上了液。而這時距離我受傷已經有五個小時。我的血壓降到了「30/60毫安」，瞳孔也有放大跡象。醫生接連開了幾張「病危通知書」。並且給我開始安排各種治療。我的頭也被固定住，開始做上了牽引。重症監護室每天只有中午開放家屬探視，平時只有一些醫護人員和護工在我身邊。
第二天，我兩個舅舅，老姨他們都來了。因為我母親早年過世的原因，我爸和他們接觸不多。這次他們來看我，也是仗著我媽的情分還在。我上學時，只要是放寒暑假，就會去我三舅家住，所以和他們關係一直很好。當我哥告訴我他們都來了。我還很激動，就想讓他們帶我回家。其實在監護室里，雖然我沒有昏迷，可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到底怎麼了，思維也一直處於混亂狀態。我編造著各種謊話試圖離開這。我說「我上學流言遲到了，你們讓我快走吧。」可我的哀求並沒有得到護士的理會。我又開始「放大招」，「我要去廁所了，真的憋不住了。」我的伎倆並沒有任何效果。我依然被「囚禁」著。
第三天，我的水腫情況有所緩解。醫生給我安排了手術。在手術前，醫生特意把我的家屬叫到我身邊，囑咐我一些話。當得知自己還要手術，我和醫生說，「我不做手術，我家窮。」我哥安慰我，「車主沒跑，他給咱出錢。」交待了一些事情，確定了手術時間，我就被推到了手術室里。
手術進行了四個多小時，下午5點多進的手術室，出來時已經夜裡10點多。手術是由積水潭的專家做的，水利醫院那些平日嚴肅的主任，副主任只能當個副手。手術結束後，我的脖子里嵌上了一塊鈦合金板和四枚釘子。後來，當我問起我爸為什麼不是「鋼板」的時候，他告訴我這是進口的，以後不用再取出來了。
手術後我依然被推進了重症監護室，當我從昏迷中醒過來，我從那時才開始有了真正的記憶。
或許是因為手術後身體狀態有了一定的改觀，又或許是因為身邊沒有家人陪伴讓我覺得身邊太過冷清。所以，只要是有護士來看我，我就會不停和他們說話。也許是因為我年齡小，而且傷的又那麼重，只要有時間，他們就會多陪我待一會兒。他們想著辦法哄我開心。甚至從我爸嘴裡問來我英語比較好，所以有段時間，在監護室里就能聽到我們用英語交流。現在想來，他們或許是通過英語來向我不斷暗示我的傷情。因為在我們交流中，不斷出現著「steven hoking」的名字。
在監護室里，我並沒有意識到還有其他病人。有時覺得無聊了就會大喊大叫，而護士們也盡量縱容我的任性。有次，我突然唱起歌來，從《後來》，到《和你一樣》，只要是我能記得歌詞的歌，我都唱了一遍。護士依然鼓勵我唱下去，說我唱的好聽。當然，其他病人並不會買我的單。其中有一個聽上去蒼老的聲音開始罵我，說我影響到他休息了。聽到他這樣說，我唱的就更加大聲。直到我累了，唱不動了。
那年的春節，我也是在監護室里度過的。我從小就喜歡吃餃子，現在過年了，雖然還在監護室里，我爸也想讓我吃到餃子。可人在北京，又因為過年的關係，他找了幾條街道，都沒有遇到賣餃子的地方。最後實在沒辦法，他找到了一家賓館，買了一斤餃子，花了一百多塊錢。可我只吃了幾顆。剩下的就被當作垃圾清理了。
手術後我的情況逐漸穩定，在大年初五，護工阿姨告訴我，明天我就可以離開監護室了。我以為可以回家了，就和那裡的護士做著各種告別，我特意盯著那個和我說英語的護士的胸牌——「錢靈」，我記住了。
離開監護室，我轉到了普通病房。當我得知我只是從一個病房轉到另一個病房。我還有些失落，我反覆問著我爸，我什麼時候能出院。我爸一個勁說著，「快了，快了。你這剛做完手術，得恢復好啊。」
這個病房是雙人間，我住進去的時候，裡面已經有一個人了。房間的窗帘始終是拉開的，屋子裡只開著橘色的床頭燈。房間里的電視也從沒打開過。病房裡就一直處於這樣死一般的寂靜中。因為我們是後來者，所以只能無奈接受病房裡這樣有些詭異的氛圍。隔壁床的病人是北京良鄉人，患者因為和家裡人發生爭執，一怒之下自己頭部撞了牆，造成了頸椎粉碎性骨折。負責照顧他的是他的老婆。一個三十多歲，身材有些臃腫的女人。因為我們兩個傷的位置很相似，所以平時里家屬們的交流也特別多。
我受傷後，我的家人一直和我說，我還能走路，而我姑姑在我身邊一刻不停的給我做各種按摩，驚奇的告訴我她每天新的發現。那段時間，我的恢復確實很快，手術後半個月，全身的觸覺就恢復了一些。而這，被我爸就當作我能好的最直接的證據。隔壁床的那個家屬看到我恢復的挺好。便把我用的所有藥物和他對照了一遍。最後也只能歸罪於他傷的比我重，而且我還年輕。她和我爸說，「醫生就是告訴我們和桑蘭一樣。」聽到他這樣說，我竟也起了一絲憐憫之心，慶幸自己傷的不重，至少還可以走路。
做完手術的那段時間，是身體反應最大的時候。長時間的高燒不退，讓我吃不下任何食物。而且因為肺功能的影響，我自己不能咳出痰來。而長期的卧床使我的痰液又特別多，有了痰只能靠著吸痰的機器來解決。每次吸痰，都要用一顆管子插進我的鼻子或者喉嚨。然後將吸力調大。這個過程很痛苦，但是當痰液一滴不少都吸出來後，全身都會輕鬆下來。我也越來越「享受」這個過程。找護士吸痰的次數越來越頻繁。甚至可以分清哪個護士的技術比較好，哪個又比較粗暴。我的這個「享受」，在我爸眼裡就成了殘忍。每次吸痰，他總是躲到陽台上抽一顆煙再出來。
雖然那段時間身體狀態不好，以前一直減肥都不成功的我，也終於可以看到肋條縫了。可我的心情卻一直舒暢。身邊的家人一直說我肯定會好，而且替我規劃好了以後復讀的學校。甚至有親人要來看我，我都會讓他們給我帶來複慣用的書，我和我爸說，我還想參加今年的高考。說實話，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受了這麼嚴重的傷。即便那時我四肢依然不能動彈。
每天早晨的醫生查房是我最害怕的時候，科室里的主任們會拿著一個類似小鎚子的東西在我身體的各個部位敲敲打打。從他們不經意的交流過程中，我也感覺到自己的傷情並不簡單。我也開始懷疑家人們給我營造出來的輕鬆氛圍是有意為之。有一天我的主治醫師來看我，我直接問他「醫生，我以後還能不能站起來。」醫生聽到這個問題後，停頓了一下。然後看向我的家人。我姑姑趕緊說道，「別胡思亂想，你現在恢復的這麼好，咱肯定能走。」醫生也配合著說著，「有可能啊，這兩天就有一個和你一樣的病人來複查，他現在就可以走了。」聽他這樣說，我的心就安定下來，沒有繼續去追問。
過了兩天，醫生真的帶來了那個病人。因為我卧床的原因，並沒有觀察的太仔細。只知道他拄著拐杖，走得很慢。我也第一次意識到，我的傷情並不簡單，能恢復到走路也不是想像的那麼簡單。這個病人的出現對我來說是震撼的。我有一些認識到了自己的身體情況，不過我依然對自己能走路抱有信心。
其實現在想來，我家人和醫生的「演技」並不高明。可能是我當時處在一個最沒有安全感的狀態下，於是對任何有利於自己的說法都極其信任。
後來，隨著不斷對病情的深入了解，和護工，病友之間的不斷接觸。康復醫院，成了我能走路的下一個寄託。那段時間，我爸極力在醫院裡搜集各個康復醫院的信息。最終，我爸把目標定在了——北京博愛醫院。我爸說，這是最好的康復醫院，只要住到了裡面，就一定能走。
為了讓我相信，他還特意抽出時間去了那個醫院。等他回來時，水都每喝，就坐到我的床邊和我說起那個醫院。他告訴我，那裡是中國康復研究中心，是全國最大，而且最好的康復醫院。他還說那裡都是我這樣的病人，並且再次確認，到了那裡，我肯定能走。
手術後兩個月，我從水利醫院直接轉到了博愛醫院。在過去的路上，我努力望著車窗外的北京，這是我來到北京以來第一次和北京有這麼近距離的接觸。在北京，我繼續在追尋我的走路之夢。下一站，我也正式開始了自己高位截癱的征程。
作者簡介：邵曉寧，90後高位截癱作者，站在不同視角看世界。渴望用文字的力量重塑跌倒人生。作品曾被新華社夜讀等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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