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閻公雅望，晉國天下莫強焉
用今天的話說，閻錫山算得上80後的佼佼者。隔著一個世紀的1905年，他才二十二歲，加入了同盟會，登上政治舞台。二十八歲時，辛亥革命爆發，閻錫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用孫中的話說：「不惟山西人當感戴閻君，即十八行省亦當致謝。」在革命期間被軍民公推為山西都督。
這個年輕人的命運是奇特的。當是時，山西處於北洋軍閥勢力的覬覦之中，閻錫山周旋於袁世凱、黎元洪、曹錕、吳佩孚、段祺瑞、張作霖等人之間，「備受風雲險惡之苦」，但他能夠因勢得保，不斷擴張實力。一度統治晉、察、綏及平津地區多年，以一青年而終為中國地方實力派之強人，他的命運似乎比南北軍閥如唐繼堯、陳炯明等人好得多。他活了下來，能夠跟馮玉祥、李宗仁、蔣介石等後起實力派爭雄，甚至一度問鼎中原。
閻錫山執掌山西軍政大權四十年，稱山西王當之無愧，至今仍被論者稱為山西現代轉型以來最好的地方長官。雄才大略的蔣介石、毛澤東都曾向他致意。蔣介石有一次在國民黨的高級會議上說：「過去，我們學蘇聯、學美國、學德國，都失敗了，還不如閻錫山在山西有辦法，我們今後要學閻錫山。」毛澤東則在「西安事變」之際給閻錫山寫信說：「共維大局之語，至理名言，曷勝欽佩……願我公出以有力之調停手段。」
但閻錫山被新舊、國共、傳統保守或現代等多方面幾乎都看輕了，他算得上中國人視野里的明星級歷史人物，但他被想當然了，甚至被漫畫化臉譜了。人們或把他當作軍閥，或把他當作投機政客，或把他當作一廂情願的「土財主」，張學良就稱其為「賬房先生」……閻錫山的遺產：他的事功、言行、精神世界……有待我們去挖掘。
其實，在當時，就有人注意到閻錫山的事功的意義。
1930年的美國《時代》雜誌發現了他： 「作為山西省的『模範督軍』，閻實際上聳立在一個獨立王國之中——處於各軍閥的包圍之中。儘管目前晉西南地區還存在糧食短缺，但閻為一千一百萬人帶來了繁榮，在中國，他們最富裕，因而使他顯得出類拔萃。閻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鴉片，甚至也不是金錢，而是優質的道路、紡織、防禦部隊、維持秩序的警察，發展優良的牛、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為他的鄉親直接帶來好處的事物。」
這個年輕的實力派並非一開始就如此自持而成熟。他雖然是老同盟會會員、國民黨人，但在北中國那樣一個強人林立的地方，他也曾站在北方的立場上，如擁護袁世凱，如反對南方的護法運動……這些逆時代潮流而動的舉動為他帶來了災難，他吸取教訓，奉行「三不二要主義」，即「不入黨、不問外省事、不為個人權利用兵，要服從中央命令、要保衛地方治安」。後來他概括為「保境安民」，要求「與鄰省聯絡，使能不為我患，或竟鄰疆樂與合作，進而為我用，代我禦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絕參加軍閥混戰，使山西維持了數年的和平與安定。
在民國成立後的頭二十年里，閻錫山為山西帶來了穩定與繁榮。河南、山東、河北等鄰省的災民大量湧入山西，尋求安居樂業之所。山西曾獲得了「模範省」的稱號。1919年胡適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讚美之詞，曾任北京政府總理的許世英給閻錫山祝壽說：「都督閻公之雅望，晉國天下莫強焉。」
閻錫山事功最大的特點是以治國之策來治理山西一省。
因此，山西教育的成績在當時極為突出。閻錫山很早就推行義務教育，他說：「國民學校的功課，就是修身、國文、算術、體操、圖畫、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畢業，學下算盤、寫信、記賬的本事。稍有錢的，再上高等小學校；實在窮的，也可自謀生活。這就是求知識的第一樣要事。」到1916年，山西每一萬人中有小學生二百九十名，居各省之首。從l924年起，山西適齡兒童入學率都在80%以上，到了1937年，山西有五十五所中學、十七所師範、六所大學。黃炎培在《讀中華民國最近教育統計》中說：「民國初年山西學校、學生數量的增長『速而最穩』。」
閻錫山還自己拿出錢來支持在家鄉河邊村創辦的川至中學和小學，共七排一百四十間瓦房，禮堂、會議室、生化研究室、標本陳列室、運動場等一應俱全。頭四年不收學費，每年還給學生髮一身校服、一雙皮鞋（後改為帆布鞋）。
極有創意的則是閻錫山的農村政策。從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編村」「村治」等基層民主。在他看來，實行民主和人民的素質沒有必然聯繫，因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幾近本能的東西。
《督軍兼省長閻告語各縣街村長副閭鄰長及人民舉辦村民會議文》中說：「有人說同治主義不能實行，是人民程度不夠的緣故。我問他什麼叫程度。他答有真知識是程度。我又問明白曲直是真知識抑或是知道條文法理是真知識。其人不答……程度愈高距人情愈遠者何貴乎？」
早在l920年，閻錫山提出過「田由公授」的主張，他深知土地問題是這農業國家的命脈。十多年間，因為戰亂與動蕩，農村破產情況普遍，自耕農降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降為僱農佃農，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大地主手裡。如此趨勢，「必然激起土地所有者不勞而獲，坐享其成；土地使用者終歲勞動，不得一飽」。
他想出的辦法是動用早年推行的「村本政治」，不是將士地收歸國有，而是收歸村有，希望在實行土地分配時有村人理解，手續也簡便易行。
可以說，他的基層治理和農村土地村集體所有的政策影響到後來的中國，對改良的鄉村建設派和革命的國共黨人來說，他都堪稱我們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先驅之一。他有全局眼光，即非局限一省來治理一省，因此能夠模範全國。
「非典」期間，山西籍學者謝泳想起了閻錫山，因為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報告》充分說明了閻錫山的「善治」。該報告說：當年1月5日，閻錫山接到晉北肺病疫情嚴重的報告，立刻通電各縣，遮阻交通，嚴格檢查，並要求官民清潔隔離、埋屍封室。當時內務部派了個叫楊懷德的美國醫學博士赴山西，閻立刻授以醫務全權。同時，他相信並藉助一切社會力量，如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參與救治。如此開放的胸懷和當機立斷的決策，在後來的中國都是少有的。
考察閻錫山的一生，他是有根柢之人。文學史家曾概括19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的關鍵詞有「焦灼」「心碎」「嫉羨」等，因為中西文明的衝撞、融匯如此不平等，在西方的強勢下，中國的一切從道德到器物到文章都相形見絀……連孫中山都曾作激憤語：「我中國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後，惟飲食一道之進步，至今尚為文明各國所不及。」
但閻錫山作為一省大員，卻沒有這種「時代病灶」。他是知道中國社會落後情形的。1924年5月，到太原訪問的印度詩人泰戈爾問閻錫山，東方文化是什麼？閻答，是中。泰戈爾問，什麼是中？閻說，有「種子」的雞蛋的那「種子」即是「中」；宇宙、造化都把握了這個「中」。泰戈爾問，我們此行經上海、天津、北京，為什麼概見不到一點中道文化的痕迹？閻錫山說，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了，你們想要找，去鄉間還可以找到一點。
閻錫山也知道時代正在激進化，他是一個敏感的政治家。1917年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在俄國經商的山西商人有被驅逐回國者，閻錫山聽了商人的報告後，召集山西各界人士開會，研討「人群社會組織怎樣對」的問題，會議認定，「共產主義是錯誤的……民生主義的經濟是合乎中道的」。研討會每星期兩次，每次兩小時，從最初的二十四人增至百餘人，持續兩年又四個月。研討期間，有人認為閻氏對「俄式革命」過於敏感，「中國不可能遭遇共產的禍害」，閻錫山提醒說：你們今天不注意研究這個問題，將來必有嚴重後果。
作為一個中國人，他跟孫中山一樣對外人和現代文明持有平視的態度。閻錫山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共產主義，但他又能夠吸收兩者的長處。他並不唯洋是崇，他認為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交易問題當作分配問題來處理是一個錯誤。1936年，閻錫山發表了一篇《防共應先知共》的文章，印成小冊子，另印行一本《共產主義的錯誤》小冊子。他說：「我是現代政治上的一個負責人，跟一百多年以前的一個學者沒有什麼爭辯的必要。只是為了人類的命運，不得不說一說。」
一般以為，閻錫山受的是舊式教育，儒家傳統影響了他的一生，這在臉譜化他的人看來，當然是一個局限，但在閻錫山那裡，這未必不是一筆財富。閻錫山在列強環伺中能夠自立自強，絕非遺老遺少的冬烘先生可以勝任。他確實有中國的根和中國本位，他的大量講話中隨處可見「四書五經」的句子。他反覆強調，「井田的經濟制度，傳賢的政治制度，是中國文化的精髓。」
閻錫山因此表達出一種中國本位的現代進取人格，這種集思辨事功於一體的人格是為一般論者忽略的。在蔣介石之外，這個現代中國的政要也留下了大量的日記，但他的日記特點是多記理少記事。這本身說明他的思考的精進勇猛。「不慎於初，必悔於終」，「跳出陷阱，始可以入坦途」，「柄不在手，轉不由己」「物質過乏則朽志，物質過量則放志」……
有人嘲笑他的做法是「用不同的語言來重複前人智慧」，卻沒能同情這位中國人「誓為人類抱不平」的信仰情懷。他的愛國、愛省、愛鄉或說愛人類，絕非出於虛偽、權宜，而是有一種至誠。他為鄉村學校捐錢不遺餘力；抗戰爆發，他又以繼母陳秀卿的名義，將父親的遺產八十七萬元捐給前線；他還擯除黨派之見起用共產黨人，放手讓薄一波發展壯大犧盟會，使山西當時成為陝北之外的又一個抗日中心，吸引了許多愛國志士……凡此種種，說明閻錫山的不同尋常。
他確實重複了別人的智慧，但他是一個吸收他人成果的大師。閻錫山很少說套話，一切對他有啟發的思想，在經過他自己一番思考後，轉換成他自己的語言說了出來。比如「財產是身外之物，易於失靠。技能是身上物，身在即有。人生當重技能。」「大錯成於漸，大病成於微，大患成於細，大富積於零。」「恭維我者，有損於我。責備我者，有益於我。積損則凶，積益則吉。」……這既說明他的思想偏好，也說明了他的信念堅持。
閻錫山的自信其實也正是因為他善於學習。跟民國初年的政界明星相比，他顯然是一個小字輩，根基不厚。故有史料說他在袁世凱面前緊張得要命，他也確實一度對實力派俯首。但他風雲際會，抓住了時勢，也成全了時勢。他的同學程潛說，閻「在日本留學時成績平常，土氣十足，誰知回國後，瞬間馳名全國，是日本留學生回國後在政壇上表現最為輝煌的人物」。
不僅如此，他後來以一省之力敢於跟蔣介石平起平坐。在一些論者看來，蔣介石之能統一全國，閻錫山的功勞最大，患得患失、出爾反爾，使蔣介石贏得了各個擊破的空間，可以說閻錫山幫助蔣介石度過了數次危機。因為他跟張學良一樣明白，兵力再強，無政治理論基礎也是不能成功的．蔣介石畢竟有孫中山傳給的「三民主義」，有現代革命精神，而他還有所欠缺。
不僅如此，這個有自知之明的政治人物不懼強人，反而有著難得的雅量和善願。1934年，他給蔣介石寫信，幫蔣出主意，說了很多個人感悟。他說因為蔣是元首，所以他對國家大事的認識，應該告訴蔣。對當時的「異端邪說」，如共產主義，他也能夠吸收其長，他的理論研究會可以談共產主義，可以看馬列主義書籍，有的成員則在家裡翻譯《資本論》。當時有兩個研究者被指為「托派理論」代言人，因為他說得很乾脆：「托派的說法，咱也聽聽。」
在為父親廬墓守制期間，閻錫山在河邊村召集過一個擴大的理論研究會，將社會的兩大病根定為「資私有」和「金代值」，並確定資公有、產私有的按勞分配理論。他說：「按勞分配就是大同社會。」
而因為閻錫山與共產黨的合作，在國民黨內部有「山西赤化」的詰責。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報紙刊載社論《閻錫山值得國葬嗎》，認為他「大量培植『左』傾分子，卒使共黨勢力在山西坐大」，結果「晉西事變」後，新軍加地方團共約十五萬人叛變，攜帶新武器，投向朱德、劉伯承、林彪和賀龍；還有人暗示說，閻錫山是國民黨垮台的「首禍」。
談論閻錫山的不足或投機性一面已經有大量的文字。比如說他迷信，他的封建意識，他的家族統治，等等。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或對閻錫山抱同情之了解，如他自喻「在三顆雞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顆都不行」，我們可知，他已經做得相當不錯了,他當然在中國的「差序格局」里，但他的治理並未因此失去效能。當時的山西能夠最大限度地吸引各種人才，就是因為他還能夠「知人善任」， 「賞罰嚴明」， 「先求諸己後求諸人」。
國共決戰之際，中共解放太原用了整整六個月，攻守雙方傷亡均在三萬以上。城破在即，閻錫山發電報說：「萬一不能支持，可降。」結果，梁化之命副官在省府院的鐘樓一側備汽油和木柴，然後進入鐘樓服毒自殺；特種警憲指揮處的部分成員也先後服毒或開槍互擊；同時服毒的，還有閻錫山鍾愛的五妹閻惠卿。閻錫山到台灣後，立了一座「太原五百完人招魂冢」。太原之戰曾被編入台灣小學課本，被稱為「戡亂戰史上最悲壯的一頁」。由此也可說明閻錫山之得人心。
在考察閻錫山的精神世界時，最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謹慎、憂患。少年時的閻錫山經歷過世態炎涼，十幾歲時，父親閻書堂開的錢鋪破產倒閉，欠下一屁股債，父子兩人只好躲債。那時的閻錫山還叫萬喜子，曾到親戚家借錢，被趕出來。他曾提著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小聲問：「買餅子嗎？」日後發達，有人編排了俏皮話：萬喜子賣餅子—一不敢吆喝。
這種憂患也可以說伴隨了閻錫山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在政治強人和強勢政治面前討生活。從袁世凱、蔣介石，到日本人、共產黨，即使他建設的山西成為全國模範，但他仍得在「三顆雞蛋上跳舞」。但他都忍了下來，而且化壓力為修身財富。這種憂患也許讓他顯得迷信，比如他的內室常設香堂，剪子巷呂祖壇的扶乩生常被找來問福禍。抗戰前有一回迎接蔣介石到山西，在哪裡迎很是費了一番周折：在運城，那可不成，最後選在介休，讓老蔣休了才妥。
他的憂患和謹慎也讓他一度失去理智。在國共決戰之際，閻錫山特地接見美國駐太原的新聞記者。桌上擺著五百小瓶毒藥水，門外停著一口棺材，閻錫山對記者說：「咱閻某決心死守太原，如果失敗，咱就和咱的幹部們飲此毒藥，同歸於盡。」還令協從給他物色一個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隨身帶槍，事到臨頭將他打死——「這個任務非日本人不能完成，你們是無勇氣下手的。」
但大體說來，閻錫山是理性的。他的憂患使他在革命世紀里活得踏實，活得精彩。在其部下親信眼中，他就是一位儒雅之將，「閻先生絕不會有狂笑的時候，他像一位道學老夫子，爐火純青，無一絲一毫暴急浮躁的火氣……」
在激進的時代思潮面前，閻錫山沒有屈服，反而兼收並蓄，總結出他的中道哲學。他說過：「天理與人慾相合為一，始可做無過之人，事實與理論相合為一，始可做成功的事。」閻錫山一生既信奉孫文的「三民主義」，亦推崇儒教，從政後，以求內聖外王，他認為：「聖不在儒書中，聖在汝行中；從儒書中求聖，只能得些聖形，在汝行中求聖，始能得到聖行。」因此有人認為他是一個「中本位的理性實踐主義者」。
我們中國人對現代化的偏見尚不止於激進的革命思潮，在對現代文明生活狀態的理解上，我們也多以為是付出最少而享有最大福利的。因此，人們對精英、成功人士的理解，也就是壟斷資源而為所欲為，就是科層官僚有其不得已的合理性，但閻錫山卻說，「絕不以政罔民」，這也是他民心歸附的一個重要原因。他所治理的山西省政府有過這樣一條標語：「民主政治的公務員，做甚不務甚，人民應起來制裁他！」他的解釋是：當一個公務員，受國家的優遇，豈可不專心職務？
而對不勞而獲或少勞多獲的現代庸俗哲學，閻錫山的應對是平實的。他同意按勞分配的原則，在日記中，他一直歌頌勞勸，認為勞動創造收入。他的兩個兒子去美國創業，閻錫山告誡他們說：「我負山西責任時，你祖父說我，要知道你要負這麼大的責任，我一定教你背幾回炭，掏幾回廁所，你才知道生活的艱難和工作的艱苦，處理民事才有標準。你們生長在衙門裡，不知道生活的困難、工作的艱苦，沒碰過釘子，沒挨過罵，完全同一般平民的精神環境脫離了，這可以說是你們做事進步上的一大障礙，也是你們前途上的一大損失。」他送給兩個兒子十六個字：「輕財重義，訥言敏行，儉己厚人，恭己恕人。」
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病逝，終年七十七歲。他生前就挑選了墓地，墓前有個巨大的「中」字，象徵著其人生哲學——「發於仁，歸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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