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振東：新見漢晉南北朝時期的帷帳

原標題：劉振東：新見漢晉南北朝時期的帷帳

關於漢晉時期的帷帳，學者早有關注，其中盧兆蔭利用考古資料和傳世文獻，分別對東周時期帷帳的淵源、漢晉時期的帷帳以及掌管帷帳的官署等問題詳加論述。其後又有不少新資料出土，本文略作介紹，並加以申論。

一　東漢時期

河南安陽西高穴曹操高陵為一條斜坡墓道的多室磚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及南、北側室，後室及南、北側室組成。

該墓前室和後室壁上分布有上下多層鐵釘，前室釘外端為圓環狀，後室釘釘頭為鉤狀。從前室釘孔內殘存的絲繩痕迹分析，這些鐵釘可能用於懸掛順著墓壁垂下的幕布，此幕布當為帷。帷上或繪有各種圖案，張掛起來好像壁畫一樣。

後室後部及後室南、北側室內均發現葬具，男性墓主居後室後部，兩女性分處兩個側室。後室南、北側室內木棺四周發現有鐵帳構件，說明帳是罩在棺的上面。簡報未及後室是否發現帳構件，若無，則後室木棺外的帳有可能懸掛於墓壁的鐵釘上。

二　魏晉時期

魏晉時期墓葬出土的帷帳實物資料，主要分為帳構件和帳座（陶座、石座）兩類。

（一）帳構件

洛陽澗西曹魏正始八年墓曾出土9個鐵帳構件，出土地點雖然集中於前室，但推測當時帳應張掛於後室的木棺之上，可能由於盜擾等原因才使帳構件移動了位置。

湖南安鄉劉弘墓為一條墓道的穹隆頂單室磚室墓。墓室東南部出土了1件鐵帳架，其上附著夾紵漆帳環。另外，沿墓室四邊共發現12枚彎鐵釘，墓室四角2～2.2米高處和頂部的磚縫中留有釘痕。鐵帳架形制不清，使用方法不明，從墓壁上的釘痕和散落的12枚彎鐵釘，似可推測原來沿墓室壁曾張掛有帳，墓主的棺木應停放於帳內。

河南新安C12M262為一條墓道的穹隆頂單室磚室墓（附一小側室）。木棺雖已朽毀，但承棺的3根條石和散落地面的棺釘仍存。棺外四周平置4塊條磚，條磚之上或近側各有1個銅帳構件，說明條磚用於承放帳構件，此外，另有4個銅帳構件散落在附近。8個帳構件形制相同，均為直角三通狀圓管，每個帳構件上都刻有方位和編號。由條磚圍成的區域範圍可推知此帳長約2.6、寬1.8米，為長方體。此帳應張掛在木棺的上方，用於罩棺。

（二）帳座

1.西晉

不少西晉墓中放置陶（石）帳座，形狀各異，大小不同（表一）。

據不完全統計，在20座西晉墓中共出土帳座65件，其中以西晉都城洛陽一帶最為多見，另在山東、湖北、江蘇等地也有零星發現。洛陽一帶多見於單室磚室墓或單室土洞墓，有餅形（圓形或近圓形、方形或不規則方形、圓角方形、長方形）、覆斗形、半球形、覆缽形等形狀，另有幾件卧獸形出土於雙室磚室墓或雙室土洞墓。其他地方的均見於雙室或三室磚室墓，形狀有餅形（圓形、上圓下方形、四瓣梅花形）、盝頂方形和覆斗形。

圖一　帳座

1. 洛陽苗溝C8M868 ∶ 22　2. 洛陽厚載門街CM3032 ∶ 8　3. 洛陽孟津三十里鋪M116 ∶ 1　4. 河南鞏義晉墓M1 ∶ 17　5. 湖北老河口晉墓M1 ∶ 8　6. 北魏宣武帝景陵91jLM ∶ 39 （1、2、4、5 為1/8，3 為1/15，6 約為1/12）

此物之所以被稱為帳座，首先在於其形制。不管作何形狀，它們中央都有一個穿孔，用於插立木杆等物。但單從形制還難以說明其真實用途，如江蘇宜興晉墓出土陶座和石座中的2件穿孔中有木杆殘屑，有人推測其用於插立松明或旗杆，又如湖北老河口李樓晉墓出土的陶座上刻有文字，從而被認為可能用於插燃蠟燭。下面從陶座的數量及其在墓中的擺放位置來揭示其用途。

洛陽苗溝C8M868出土了一組4件陶座，從其在墓室中的分布看，大致可以圍成一個長方形空間，推測此處原來可能即是棺木所在，在這個空間內遺有一枚鐵鏡，而鏡類多放於棺中，並且在這個空間外側散布有2件陶多子盒，此棺前之地正是可以布置以陶多子盒為中心的陶質器皿的場所。由此似可推測，若在4件陶座上立桿，再於立桿之間用橫杆相互勾連，即可組成一帳架。此帳當張掛於木棺之上。

洛陽厚載門街CM3032被盜，墓內一組4件陶座雖仍呈分立之勢，但已非原位，它們原本應分布在木棺的四周，從而構成一罩棺之帳。原置棺處存有部分人骨、銅鏡和銅錢。洛陽厚載門街CM3034雖被盜，但一組4件陶座仍在墓室中部繞棺分布。原置棺處存有銅錢。洛陽遼寧路BM123雖未遭盜擾，但一組4件陶座明顯移位，其中2件已移至棺內，壓住了人骨。不排除它們原本分布在木棺四周的可能。洛陽東郊M178被盜，一組7件陶座雖遭移動，但仍大致分布在墓室中部的人骨周圍，呈繞棺分布之狀。洛陽孟津東山頭M99被盜，一組4件陶座中有3件位於主室中部，1件偏移到主室一側，仍可看出它們原本應繞棺分布。原置棺處存有銅簪。

此外，山東鄒城劉寶墓的4件陶座放於前室，與其他隨葬器物雜處，或因盜擾移位所致，或者當時並未實際用其架帳，但其用途仍應屬於帳座。江蘇宜興晉墓的陶座或石座，有的出自前室，有的出自後室，雖因盜擾致其原位已失，但1號墓出土有10件之多，如簡報所說，它們多放在墓室或磚台下的四角，因此可以推測，放在前室或後室磚台下四角的陶座或石座，顯然不是用於罩棺，而是張帳於磚台——祭台之上，其用途還是帳座。另一更加明確的例子是南京板橋鎮石閘湖晉墓，4件梅花形陶座位於前室祭台上的四角。

需要說明的是，部分未盜墓葬出土的陶座不是一組4件，有1～3件不等，它們與其他隨葬器物放在一起，好像並不是實際用來懸掛帳子的。推測它們可能起到了象徵隨葬帳子的作用。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晉墓出土的陶座或石座，大多數是用來承插、固定帳架的，由此設立之帳，其主要用途是遮罩棺木，南方西晉墓又見懸於祭台之上的用例。至於承插松明或蠟燭之說，一則北方晉墓中常見各種質地的燈具，南方晉墓中除燈具外，還見瓷辟邪形燭台，專門用於插燃蠟燭；二則松明或蠟燭本為照明之物，若將其插於陶座或石座之上，既不方便使用，外形也不美觀，所以此說似與情理不合。

陶座或石座是用來承插、固定帳架的，理應稱之為帳架座，但既然帳座一詞沿用已久，也就不需更改了。

2.東晉

南京一帶的東晉墓中也出土了一些陶座（表二），有學者做過研究。

關於東晉墓葬中插有陶管的龍首、虎首以及圓形陶座，從保存較好的實例看，一般4件一組，置於墓室四角，如南京幕府山M1。這些陶座、陶管與西晉墓葬出土的陶座相似，但應不是用來掛帳的。首先，出土這類陶座的墓葬一般墓室較大（面積9～40平方米），若在墓室內設帳，設於棺床四角尚可，設於墓室四角則頗顯勉強。其次，陶管高0.64～0.87米，連陶座通高0.8～1米。江蘇省江寧縣下坊村東晉墓出土的木棺高約0.76米，上述皇帝或皇族墓使用的木棺應更為高大，若用這些陶管掛帳以遮罩棺木，其高度略顯不足。尤其如南京老虎山M4出土的陶座、陶管通高僅0.41米，且只有2件，更無法用來掛帳。再次，陶管均為空心，南京老虎山M4陶管之上插有一器足，南京幕府山M4陶管上插有一小盞，從這些現象分析，陶座、陶管當另有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陶座、陶管的墓葬中，只有南京大學北園東晉墓出土4件瓷燈（此墓附帶一側室）、南京郭家山M10出土1件陶燈、郭家山M13出土2件瓷燈（此墓僅有2套陶座、陶管），其他墓葬均未見燈具。雖然這些墓葬大多被盜，隨葬器物組合已不完整，有研究者推測這類插在陶座上的陶管屬於燈具，並非沒有道理。

3.十六國時期

十六國時期如遼寧朝陽袁檯子M1，墓室放置棺木（存有棺釘和銅帶鉤、銀帶扣等）的前方分布有4個方形石帳座，帳座邊長13.5、高6.9、孔徑1.8～2.5厘米，並在此處出土4個鎏金銅帳構（直角三通管狀，管長8.5、管徑2.2厘米，管上黏附有紫色細絹殘塊），由此組成一個小絹帳，其內陳一漆案，案上滿放各種漆器。

4.南北朝時期

北朝墓葬有幾例帳座資料。一是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1件石帳座，下部呈方形，邊長29厘米，上部呈覆缽形，直徑20.8、通高18、孔徑4.5厘米（圖一∶6），推測在石棺床的四角原應各置一石帳座，惜僅存1件，且離開了原位。二是北魏司馬金龍墓出土了4件雕刻紋飾的石座，下部呈方形，邊長32厘米，上部呈覆缽形，通高16.5、孔徑7厘米，其中1件留在棺床上，結合棺床上下尚存2根木欄杆以及其他木雕飾件、漆畫木板等情況，可以推測棺床上應設有一套圍屏，其結構大致是在棺床四角放置石礎（其中四角雕刻有立體伎樂童子的2件放於棺床前面的兩角），礎上承木柱，木柱間橫向連以欄杆作為骨架，其間嵌以漆畫木板。圍屏之上可能懸掛有帳。若上述推測成立，此二墓之帳當用於罩棺。三是北齊庫狄迴洛墓，在房形木槨室的一側分布有4件石帳座，下部呈方形，邊長28厘米，上部呈覆缽形，通高18、孔徑7厘米，由此可能構成一帳，其內放置不少銅器。此例應與朝陽袁檯子M1相似，帳當張設於祭台（案）之上。

圖二　南京幕府山M4 出土陶座

1. 龍首2. 虎首（均約為1/8）

南朝的帳座資料有南京甘家巷M6（梁安成王蕭秀墓）半圓形石座8件（高7.5～12厘米）、M30半圓形石座2件（高8～8.5厘米）、南京堯化門梁南平王蕭偉墓半圓形石座6件、南京甘家巷蔡家塘M1圓形石座4件（其中2件分置棺床兩角，底徑11、頂徑8、高8、孔徑4、深2厘米）、南京西善橋陳黃法墓半圓形石座4件（直徑13、高8、孔徑3、深3厘米）、南京燕子磯梁輔國將軍墓半圓形石座3件等。上述墓例均經盜擾，石座在墓中的原始方位已失，從甘家巷蔡家塘M1的2件石座分置棺床兩角的情況看，此墓的4件石座有可能放在棺床四角，從而構成一罩棺之帳，但也不能排除這些石座用於帳罩祭台或另作他用的可能性。

三　小結

安陽西高穴2號東漢墓前室的四壁原應懸掛帷，其模仿的對象當是宮室建築中用於遮蔽空間或裝飾牆壁的帷幔。

安鄉西晉劉弘墓的帳沿墓室壁（墓室方形，穹隆頂，邊長3.6、高4.2米）張掛，應屬大型圓頂帳，考慮到劉弘生前曾任鎮南大將軍（「鎮南將軍章」金印）等武職，所以不排除此帳模仿軍帳的可能性。由此聯想到安陽西高穴2號東漢墓，其後室也可能懸掛了一頂大型軍帳，符合曹操的身份。

其他魏晉南北朝墓葬所見之帳（帳構件、帳座），基本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用於罩棺，主要有平頂和四阿頂兩種，另一類用於罩祭台、祭案等，應多為平頂。北方地區的東漢、魏晉墓流行前者，南方地區的西晉墓多見後者，十六國、南北朝墓葬二者兼而有之，但總體上已呈衰退之勢。

《釋名·釋床帳》「帳，張也，張施於床上也；小帳曰斗帳，形如覆斗也」。《晉書·五行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床帳」。《晉書·馮傳》「太康七年，疾，詔以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十萬、床帳一具」。《晉書·石苞傳》「苞豫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死亡者，皆斂以時服，不得兼重。又不得飯含，為愚俗所為。又不得設床帳明器也』」。這些史籍記載反映出，魏晉時期床帳不僅在現實生活中被使用，同時也被用於墓葬之中。墓中所見罩棺之帳，應模仿自床帳。至於遮罩祭台、祭案之帳，不妨名之「祭帳」，當模仿自喪葬活動中祭案或祭台上所設之帳。這類帳一般較小，或即形如覆斗的所謂「斗帳」。漢晉時期墓葬中設帳的習俗，仍是受到了「事死如事生」喪葬觀念的影響。

（作者：劉振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於《文物》2018年第3期　此處省略注釋，完整版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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