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有情懷的學問家
近代中國是繼春秋戰國之後第二次「軸心期」。動蕩複雜的社會大轉型一方面引起巨大困擾，另一方面思想學術獲得了發展契機，古今之爭，中西之爭，中國實際上進入一個「走出歷史三峽」時期。在這樣一個數千年罕見的大時代，一大批思想巨人、學術大師集中呈現。章太炎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位，思想、學術兼具，古今中西彙集。
1.無法複製的成功 無功利心的閱讀成就大才
如果從當今中國學術回溯，二十世紀晚期直至現在文史哲各領域最活躍成績最大的人，如果往上追蹤他們的來源，很可能就是章太炎學術第四代或第五代傳人。當然，這些傳人本身並不一定有那麼強烈的學派意識了，因為在新的學術體制下，當代學術畢竟早已超越章太炎那一代極為看重的門戶、師法、家法，新式學校體制畢竟不是私塾，不是手把手的師傅帶徒弟，因此純之又純的「章學弟子」並不存在，只是從學術史脈絡進行考察，當代中國學術大宗，比如文史哲諸科，或多或少受到章太炎或其弟子、再傳弟子的影響。這是章太炎的魅力。
章太炎之所以能在中國學術史上留有這樣重要的地位，當然與其學術成就有關。章太炎的學問涉及眾多學科，他不僅對傳統中國舊學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從少年時代就下過苦功，而且處在特殊轉型期，章太炎也對傳入中國的印度佛教、西方學問下過工夫，西方人的文史哲學問即便不是章太炎的長項，也是他並不陌生的領域。因此，章太炎的學問融合了中西印，是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換的一個關鍵點。
從現代中國學術發生學看，文學史的研究比如對《文心雕龍》等歷代文論作品的研究，差不多都能追溯到章太炎或其門弟子如黃侃，再傳弟子范文瀾；現代中國史學研究，不論是人類起源、中國人種來歷，還是從先秦到近代，許多重大問題的探究，都可以追到章太炎所提出的問題，或其及門弟子如吳承仕、朱希祖，再傳弟子范文瀾等人所做的工作；至於現代哲學，沒有人會否認章太炎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哲學家，他對中西古典哲學的批判、繼承，已成為現代中國哲學史上一筆豐厚遺產。
還有一項巨大學術貢獻是現一般學者所不具備的，即現代中國語言文字訓詁、音韻的研究，其實就是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黃侃、錢玄同，及再傳弟子陸宗達，直至三傳、四傳弟子王寧等人相繼接力開創、發展起來的。至於社會學，我們當然不必為章太炎去要發明權，但實事求是說，社會學之所以定名為社會學，也是章太炎的貢獻，因為在他之前的嚴復按照中國傳統語言習慣將這一學科名目譯為「群學」，是章太炎和他的合作者根據日本學術習慣，將之定名為「社會學」。這當然不是說章太炎是「中國社會學之父」，只是說他的學問對新學術的開啟貢獻很大，值得尊敬。章太炎不僅是傳統舊學問的「殿軍」、終結者，而且是現代中國新學問的開創者。這是同時代其他偉大思想家、學者所不具備的。
為什麼章太炎能夠做到這些？首先在於章太炎自幼年時代就因機緣巧合放棄了科舉道路，使他得以自由閱讀。而他又是一個願意閱讀的人，恰恰又不斷遇到合適的指導者。傳統說法總是強調「十年寒窗」，其實從章太炎的經歷看，如果從他1873年六歲「始就傅」起算，至1896年走出詁經精舍，「贈幣」贊助康有為強學會，他毫無功利心的靜心閱讀長達二十幾年。（《自定年譜》）這和同時代的康有為、嚴復、梁啟超相比當然就不一樣了。
康有為也曾有過認真讀書的時代，但他還是很早就為了科舉考試而無法靜心讀書。特別是他特殊的政治情懷，讓他即便在讀書時也總想著「有用」；嚴復更不要說了，特殊的家庭境遇使他少年時代就沒有讀過多少書；至於梁啟超，少年成名，聰穎早慧，這是他的優勢，但實在說來也是一種缺憾。章太炎的成功是因為他在出山論學論政前，讀完了那時應該讀的書。二十餘年如一日，毫無功利心，並不想著科舉功名，甚至不想著書立說的純粹讀書，這是章太炎成功的關鍵。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不曾遇到過的機遇，不可複製的經歷。
說起章太炎心無旁騖，專心讀書，毫無功利心的讀書，這大約是中國學術史上一個特別的意外。章太炎後來也以此自豪：「余家無多書，年十四五，循俗為場屋之文，非所好也。喜為高論，謂史漢易及，揣摩入八比，終不似。年十六，當應縣試，病未往，任意瀏覽史漢。」（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一次偶然的生病，當然不可能讓章家完全放棄那時青年讀書人唯一上升通道科舉考試，事實上，章太炎「患眩厥不竟，先君亦命輟制義。」（《自定年譜》）
眩厥就是癲癇，農村人叫做「羊角風」。這是當時一個非常棘手的疾病，發病前兆並不明顯。然而發病時，病人往往突然倒地，昏厥過去，不省人事，渾身僵直，或者抽搐，有的持續好長時間，有的則是短暫瞬間。這種病的另一個特點是主要發生在兒童身上，這些患病兒童只要能僥倖熬到十二歲，這個病一般就能不治而愈。
現在章太炎已經十六歲了，其眩厥的毛病竟然還不好，而且不時犯病，哪還能指望他什麼呢。家長在這種情況下的唯一選擇，就是活著就好。所以，乃父不得已同意停止科舉考試的機械複習和令人厭煩的枯燥準備，允許他自由閱讀，隨意瀏覽。這是自有科舉制度以來，極為罕見的例子。這個特殊機遇少了一個舉人、進士，甚或狀元，但卻成就了章太炎。
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無功利心的讀書才是真讀書。不幾年，章太炎對周秦兩漢至魏晉經史典籍，諸如前四史、《文選》、《說文》等都有相當深刻的理解，逐漸養成自己的學術傾向，大致認同荀子、司馬遷、劉向等人的學術理念，並參照他們的看法回觀古今學術，建構匯通古今略通中西的學術路徑。
在乃兄指導下，心無掛礙的章太炎開始閱讀唐人《九經義疏》、顧炎武《音學五書》、王引之《經義述聞》、郝懿行《爾雅義疏》，以及阮元主持編輯的《學海堂經解》、王先謙主持編輯的《南菁書院經解》等，由此建構中國學術史的整體性概念，對於乾嘉諸老的學術貢獻、不足，瞭然在胸。
學問，學問，就應該有學有問。自學可以成才，多親近良師不僅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可以少走彎路，站在巨人肩膀上前行。這些條件章太炎不僅具備，而且牢牢抓住了。
光緒十六年（1890），二十三歲的章太炎遵從父命走進詁經精舍，閉關求索，追隨一代學術大師俞樾（俞曲園）。章太炎在俞樾身邊八年之久，朝夕相處，耳濡目染，批判性繼承了俞樾學術極有價值的方面，但對俞樾吸收戴望今文經學的一些看法，試圖超越今古，重建中國學術解釋體系，相當不認同，以為自亂家法師法，混淆古今，混淆學統，不足取。
俞樾是當時東南中國學術界祭酒，與學術界大佬往來密切頻繁。老師在學術界的地位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學生未來在學術界可能達到的高度。俞樾豐沛的人脈資源，為章太炎後來的發展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資源。因為俞樾，章太炎拜訪請教過的老輩學者，並建立不同尋常學術關係的有譚獻、黃以周、高學治、孫詒讓、宋恕等；結識的學界新秀有崔適、楊譽龍、夏曾佑等。這些人在後來或多或少向章太炎提供過幫助，有的還是章太炎生命中不可錯過的貴人。
2.從維新到革命 揮之不去的家國情懷
章太炎早期獨特的人生經歷，使他有可能窮盡對古代文獻的閱讀，他所遇到的那些名師也使他有機會接觸西方學問，這是同時代人物很難同時具備的。但是要想成為橫空出世的一代大師，要想給悠久的中國學術帶來一場「範式革命」，如果僅僅局限於書齋，比如像俞樾、孫詒讓等人那樣，章太炎恐怕也難成為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章太炎。
章太炎的成功還有一個因素不可低估，就是他的弟子魯迅所歸納的，因為章太炎是一個「有學問的革命家」。他對公共事務的關懷，對國家前途的憂慮，而且身體力行，走出書齋，投身革命，「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是章太炎之所以成為章太炎的關鍵點。
有學問且願意犧牲學問去革命，使章太炎在世俗世界積聚了一般學者無法企及的名聲。據魯迅回憶，二十世紀初，章太炎的《訄書》已經出版，但魯迅這樣的「文科青年」卻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這樣的「文青」多得很。魯迅「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章太炎的世俗情懷、發聲，乃至被追捕，被關押，一方面耽擱了他的學術，另一方面讓他積聚了純粹學者無法獲得的巨大聲譽。
按理說，章太炎的家境，以及他所接受的教育，都不會讓他產生反叛的革命思想。在追隨俞樾八年中，章太炎沒有像俞樾那樣追蹤學術熱點，沒有將學術界熱炒的今文經學當作一個選項，探討變法改制的可能性及其路徑。章太炎作了一個反向操作，將學術熱點今文經學作為批判對象，不認同康有為以重新解讀儒家傳統，以《公羊》「三世說」，以及「新學偽經」、「孔子改制」作為政治變革的依據。
僅就學術而論，章太炎無法贊同康有為，他甚至從根本上瞧不起康有為的學問。但是，當甲午戰敗，政治危機凸顯，康有為等致力於「強國」、「強學」、救亡時，章太炎毅然贊助，出錢出力，表現出青年讀書人應有的敏感、家國情懷。
贊助康有為等人變法維新的呼籲，被清廷視為危險人物，但還算不上革命黨。經歷過戊戌變法及其失敗，章太炎並沒有對清廷失望。他認為，在當時背景下，滿洲人主導的政治格局還是值得修補的一個架構，不主張廢棄清帝另起爐灶。章太炎建議，只要清廷承諾改革，同意選孔子後裔做中國的「虛君」，將政權移交給漢人，那麼就可以接受大清皇帝退居為齊桓、晉文式的霸主，掌握中國的實際權力，就像當時清帝國用西方人為稅務司，為教官。這就是章太炎別出心裁的「客帝」主張。（《客帝》、《客帝匡謬》）
然而，事實粉碎了章太炎的夢幻。清廷對排外主義的操控、利用，導致1900年波及大半個中國的大動蕩。巨大的政治動蕩不僅讓清廷內部發生劇烈分化，而且在漢人士大夫階層造成無法彌合的裂縫。七月初一（7月26日），唐才常聯絡一批志士集會於上海愚園，成立中國議會，推容閎為主席，嚴復為副主席。唐才常等人借勤王為名，主張革命，詆毀清政，別立政府，而又擁戴光緒帝。在章太炎看來，這只是「清君側」勤王的老路，「實屬大相矛盾，決無成事之理」，於是章太炎「宣言脫社，割辮與絕」（《革命逸史》卷二，77頁），踏上一條反滿抗爭的不歸路。
義和團事件平息，章太炎被通緝，居無定所，數度逃亡。但這些追捕、逃亡，不僅沒有消磨他的意志，反而讓其別無選擇地持續抗爭，革命意志越來越堅定。1903年，更因在張園的反清演講、為鄒容《革命軍》作序等，被清政府與租界當局合謀，判處三年監禁。
三年監禁終於慢慢熬過去了，但對章太炎來說並不是全無收穫。一場驚天動地的官司，一場一個人和一個政府的法律決鬥，極大提升了章太炎的文名，使他成為世界級人物，其影響不再局限於知識界。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出獄。一大早，監獄門口就擠滿了專程趕來迎接的人，蔡元培、于右任、柳亞子、劉師培、蔣維喬等舊雨新知、學界名流赫然在列。孫中山從海外派代表當天陪同章太炎漂洋過海前往日本，加盟同盟會，主編《民報》。
《民報》時期是章太炎最具情懷，最像「有學問的革命家」。他用自己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填補了革命黨人思想學術上的空缺，從學術、理論上充分論證了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合法性，對於堅定黨人必勝信念，貢獻卓著。
3.學以致用 用宗教發起信心，以國粹激勵種性
「有學問的革命家」，一定是對現實世界有「普世關懷」的學者。我們今天可以對章太炎所從事的排滿革命進行各種各樣的討論，但是如果將章太炎的「革命」放到當時歷史情境中進行考察，我們就必須承認章太炎是在用書齋中的學問引導社會，引導大眾。這不僅為章太炎積聚了人氣，而且使其學問從書齋高端向世俗層面轉化提供了契機與可能。
章太炎東渡日本後第一次公開演講開宗明義宣布自己的革命宗旨：「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勵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這個說法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這些大革命家很不一樣，章太炎並沒有停留在簡單地排滿，更不是簡單地破壞。
「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這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後許多思想家意識到的一個大問題。工業革命引發全球化，也帶來了西方文明。中國面對工業化，舊有信仰體系出現了問題，就像一千多年前印度佛教進入中國一樣，中國如何汲取外來宗教精義，重構新信仰體系，成為「後農業文明時代」必須正視的問題。章太炎說：「有的人說佛教看一切眾生，皆是平等，就不應生民族思想、種族主義，也不應提倡驅逐韃虜恢復中華。殊不知佛教思想中最有價值的就是平等思想，一切有礙平等的東西，在佛教看來都必須毫不猶豫地予以清除。滿洲人入關統治中國已經兩百多年了，兩百多年我漢人無時無刻不在滿洲人不平等的統治下。面對這種不平等，驅逐這樣的極權政府，還有什麼值得懷疑的，還有什麼不應該的理由？」章太炎認為，中國人從來沒有一種宗教的心情和信仰，現在就應該以宗教發起信心，提倡佛教，發大願，立大志，重建一個理想社會，重構一個合理的社會道德倫理體系。
至於以國粹激勵種性，章太炎強調這絕不意味著守舊、倒退，更不是提倡中國人都去尊信孔教，只是希望中國人要去愛惜自己國家的歷史，不要褻瀆古人，厚誣前賢。據章太炎看法，中國歷史就其廣義來說，至少應該包含這樣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
章太炎指出，近代以來，中國人中有一種歐化主義傾向，總說中國萬事不如人，各方面都沒有辦法與西洋比。這其實是不對的，既不符合歷史，也是一種自暴自棄，是期望中國滅亡，黃種滅絕。
其實，從大歷史視野說，章太炎認為抱持這種萬事不如人思想觀點的人，並不知道中國的真歷史，並不知道中國文明的長處，滿目所見，都是中國文明的缺點，都是中國歷史的黑暗面，因而他們愛國愛種的心情也就一天一天衰落，直至喪失。
章太炎指出，如果中國人普遍知道自己的歷史與文明，知道中國文明的成就，那麼就是全無心肝的人，其愛國愛種之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所以現在要想方設法增進中國人的愛國心腸，對於中國歷史上那些具有良好學問或豐功偉績的人物，都應該牢記在心，以為榜樣。就是中國歷史上那些與今天生活實際毫無關聯的人物，我們也應該記住他們的事迹，善待先人，激勵後人，增強愛國心。章太炎說：當初顧炎武面對滿洲人入關政治統治，要發起抵抗，但並沒有兵力，只好到處訪求那些古碑古碣傳示後人，其實就是要漢人的歷史激勵後人。（《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
根據這些思想原則，章太炎利用《民報》這個平台，連續發表了《無神論》《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論》《箴新黨論》等一系列文章。這些論述別出心裁，立意高遠，不僅使《民報》名聲大噪，而且使這一份宣傳革命的刊物油然增強了學術厚度。所謂「有學問的革命家」，主要是指這些言論。
章太炎不是一個空談家，不只是口頭上的國粹派、傳統主義者，他是一個做而言起而行的人。進入民國，尤其是到了晚年，章太炎退出現實政治，更是一門心思弘揚中國歷史文化精神，在北京，在上海，在蘇州，在無錫，章太炎一次次登台演講，揭示中國古典文明的深意，深刻影響了「後五四時代」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其生命早期在東京、北京的系列學術演講，造就了黃侃、朱希祖、吳承仕等一批學術大師，後期的演講，尤其是「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等處系列演講，對於重新理解中國學術、中國傳統，意義重大，諸如《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儒行要旨》《歷史之重要》《適宜今日之理學》《儒家之利病》《論讀史之利益》《論以後國學進步》《論讀經有利而無弊》《再釋讀經之異議》《中學讀經分年日程》等（《章太炎講演集》），僅從標題看就不是人云亦云，而是明白表達了自己對新舊文化的根本立場，具有糾偏補正的意義，是今天關切傳統文化復興者最值得重溫的哲思。馬勇（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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