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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人最溫暖的品質,

就是認識到這個世界的不堪,

仍然心懷光明的希望。

學者戴君仁說:

中國歷史上大學者,陽明先生之後,當推馬一浮。

讀懂馬一浮,

才能懂得在全民西化的年代,

一介書生堅守傳統文化所需要的信仰和勇氣。

1888年,6歲的馬一浮跟隨父母從成都返回浙江紹興。

回家後,父母為了培養孩子,

就請了頗有名望的舉人鄭墨田做他的老師。

誰知道,鄭墨田只教了一年就不幹了。

家人以為是馬一浮調皮搗蛋,不肯上進,

於是極力的挽留。

但是鄭墨田堅決辭職,並說出了原因:

這孩子我已經教不了了,我會的他都會了。

他的母親不相信,於是就想考一考兒子的才學,

隨手指著一朵菊花,讓他用「麻字韻」作詩。

他俯身採下一朵菊花,張口就來:

我愛陶元亮,東籬採菊花。

枝枝傲霜雪,瓣瓣生雲霞。

本是仙人種,移來高士家。

晨餐秋更潔,不必羨胡麻。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從此,神童之名傳遍紹興,

父母也不再為他請老師,而是任由他自學。

1898年,馬一浮考中了秀才,位列第一名。

浙江的名流湯壽潛聽說後,十分欣賞他的才華,

並主動把女兒湯孝愍嫁給了他。

考得功名、迎娶白富美,

馬一浮在16歲那年,春風得意。

然而3年之後,他就重重的摔了下來。

先是父親重病去世,

接著妻子也香消玉殞,

馬一浮的人生一片灰暗。

雖然和妻子在一起的日子只有3年,

但是他的心早已經隨妻子而去,

他發誓:我要從一而終,從此以後不再娶別人。

直到85歲去世,他沒有再與任何女性有牽連,

陪伴在身邊的,只有書。

信守誓言、身體力行,真大丈夫也。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很多人以為,馬一浮既然是儒學宗師,

那肯定是不知世界變化的老古板。

其實,他卻是最早出國留學的那批人,

不僅精通儒學,西方文化也了如指掌。

在經歷了戊戌變法的失敗、八國聯軍侵華的打擊後,

馬一浮深刻的意識到,中國正經歷著巨大的災難。

只有努力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技術,

才能強國強種。

1902年,他和謝無量一起來到上海學習,

在這裡,廢寢忘食的學習了英文、拉丁文,

並且在第二年被錄取成為翻譯,

跟隨中國代表團去美國參加第十二屆世博會。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到達美國後,除了干好世博會的工作,

馬一浮一心想著學好西方的學問。

在短短的幾個月里,

他就閱讀了亞里士多德、斯賓塞、黑格爾、達爾文等等歐洲大文豪的作品,

還翻譯了《日耳曼之社會主義》、

《法國革命史》、《歐洲文學四史》等著作。

有一天,他感冒了,還發著燒,

渾渾噩噩的走進了一家書店,

看到了馬克思的著作《資本論》。

拿起來一讀,頓時高興的連生病都忘記了,

趕緊把書買回家,潛心研讀。

他在日記中寫道:

「今天下午我得到《資本論》一冊,

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

勝服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

馬一浮成為第一個把《資本論》介紹到中國的人。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那時候的美國還不是今日的美帝,

它是自由、民主的象徵。

馬一浮來到美國,心情是雀躍的,

但不久後,他就發現:

本以為是文明的國家,卻專制而野蠻。

他在日記中說:

「美國規定,華商參加世博會,必須每個人繳納500美金。

到了會場,就不能出去一步,

而且白種人的上等俱樂部一概不準進入」。

他說:這哪裡是參展,簡直是進牢籠。

在聖路易斯大學,

學校以「是否應該分割中國」當做演講的題目,

讓學生們爭論;

戲曲舞台上,中國人也被描繪成無賴。

這一切,都讓馬一浮憤怒而又無奈。

在美國的經歷,在馬一浮的心裡留下深深的烙印。

這使得他明白,西方的文明終究是建立在「物」的基礎上,

而不關心人身心上的修養,

內聖外王的精神境界才是中國人應該追求的。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李叔同說:「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

假定有一個人,生出來就讀書,

每天讀兩本,而且讀了就會背誦,

讀到馬先生的年齡,

所讀的書還不及馬先生多。」

1905年,在清政府廢除科舉全力改革之時,

有追求的進步青年無不嚮往著出國,

學習西方文化。

而早已出國留學過的馬一浮,

卻脫下西裝領帶,穿起了長衫,

在舉國囂然的聲音中,

獨自走向了西湖邊的文瀾閣,

這裡有清朝皇家所收藏的完整的《四庫全書》。

在看明白了所謂西方文明後,

他獨自走上了一條背對眾生的讀書路。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為了研究中國的文化,他拋棄了一切。

每天早上開館,他就在來了;

到了晚上閉館了,他還捨不得走;

晚上回到家,他還要做讀書筆記。

他認為吃飯也浪費時間了,

於是就想了個辦法。

他帶了個小爐子到文瀾閣,

底下點著油燈,爐子上架著小鍋,

他在煮豆腐。

等到讀完一卷書,這鍋豆腐也就熟了。

一小鍋豆腐,就當了午餐。

吃完豆腐,繼續讀書。

就在這間破敗的禪房裡,

他讀完了文瀾閣的三萬六千多冊《四庫全書》,

並讀了歷朝諸子文章七千多冊,

寫下了《諸子會歸總目並序列》。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在離群索居的日子裡,馬一浮博覽群書,

這使得他雖居陋室,卻名滿天下。

1924年9月,直系軍閥孫傳芳佔領浙江。

一天,孫傳芳專程到馬一浮家拜訪,

馬一浮知道來訪者是孫傳芳,立即表示不見。

家人考慮到孫傳芳當時的權勢,

便打圓場說:「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

馬一浮果斷的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

孫傳芳無奈,只好悻悻而返。

給孫傳芳吃閉門羹,可以理解,

但蔡元培、陳大奇、竺可楨先後給他發出Offer,

請他出山任教,

他還是一句話就把人家懟了回去:

只聞來學,未聞往教。

他心中想的,還是傳播中國的學問,

拒絕三位校長的邀請,

因為自己與他們的理念不合。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他是20世紀初,

中國湧現的眾多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學子中,

早早回歸傳統的一位」。

在那個年代,連魯迅都說:「線裝書都是有毒的。」

但在馬一浮的眼裡,

大家都在爭相學習西方,

但是絕大多數人又看不清西方科學和思想的缺陷,

並不能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在這個全盤西化的大時代面前,

只有他是一個另類,

他用自己的行動來提醒人們,也許還有另一種可能。

況且革命和學問,不能混為一談。

文化不應依附於政治,

不管世間如何變化,

中華民族傳承的命脈是幾千年的文化傳統,

如果丟掉自己的文化,中國還能剩下什麼?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1938年,日本人來了、馬一浮逃了。

一個年過半百的老頭,

帶著15位弟子、親友長途跋涉,跑到了桐廬。

雖然在逃亡的路上,馬一浮仍不忘給下一代傳播文化的種子,

一路上沒有中斷過給弟子和親友講學。

天下雖干戈,吾心仍禮樂。

也許是逃亡的路太艱難,黑暗中看不到一點光亮。

馬一浮想起了曾經向他伸出橄欖枝的竺可楨,

他寫了一封求援信:

「自寇亂以來,家國民族生靈塗炭,

予年衰力竭,一路逃難,苦不堪言。」

竺可楨拿到信後,明白了他的意思,

主動向他發出邀請,

請他以「大師」名義來浙江大學講學。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真是世事難料,

隱居讀書近30年的馬一浮,

竟然是被日本人趕上了講壇。

在浙大的臨時校址——江西泰和的講台上,

他從天地溯源將起,

頭腦清晰、眼露精光的為同學們講中國的輝煌、文化的燦爛,

並希望同學們在這苦難的日子裡磨練自己,

不受環境的影響,完成人格的建立。

他說:「聖賢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

真正的學者,在於對「敬」和「誠」的身體力行,

如果不能下功夫自我完善和自我修養,

那麼學習有什麼用?

精闢的見解在浙大的課堂上回蕩著,

連教授們都執弟子禮,坐在下面聽講,

並把馬一浮的講課稿編成書來發行:

《泰和會語》《宜山會語》。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當今學校,不如過去的書院。

教師為生計而教,學生為謀出路而學。

學校等於商號,計時授課,鈴響輒止。」

即便在浙大當上了「大師」,

他還是沒有認同現代的大學教育,

念念不忘的還是他的書院。

在浙大執教一年後,

連蔣介石都聽說了這個想開書院的老頭。

於是就派孔祥熙撥了一筆款,

請馬一浮到四川主持。

為了書院能夠獨立開展,他特彆強調:

「開辦書院,是為了學者能夠自由的研究我國學問,成為真正的儒者。

所以這個學院不應該受到教育系統的管理。」

書院的經費,也應該完全來自社會的饋贈,

政府的撥款則屬於社會饋贈的一部分。

他想以這種方式來保證書院的獨立性。

國民政府全盤同意,

並保證「始終以賓禮相待」。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1939年9月,「復性書院」舉行了莊重的開講禮。

以馬一浮為首,

全院60多人全體肅立,想孔子牌位焚香行禮,

然後賓主、師生、同學間彼此行禮。

在那戰火紛飛的歲月里,

有這麼一群人,為了種族不滅,

在奮力的傳播中國的文化。

你可以說他們迂腐,

但要看到他們對中國的熱愛,對文明的敬意。

他們不只有套路,還有乾貨。

馬一浮說:「天下之道,只有變是不變的。」

傳統的文化,也要跟上時代的步伐。

他用「六藝」來統攝一切文化,然後是學科:

玄學、義學、禪學、理學,還有西方哲學。

這幾門課在不同程度上包含了古今中外的學問。

馬一浮親自講述「群經大義」和「理學」兩門課,

其他的講師有「梁漱溟」和「熊十力」等人。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馬一浮的主張就是「六藝統攝一切學術。」

他認為,六藝本來就是人性所具有的,

不是別人安排來的,

所以詩、書、禮、易、春秋都在六藝之內,

西方所說的真、善、美也包含在六藝之間。

如果西方有個聖人出來,

他說出來的話、做出來的事,

也是六藝之道,只是名稱不同罷了。

學問做到最高處,道理總是相同的,

並不存在好與壞的區別,

中國學問,不比別人的差。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馬一浮還是太天真了。

在那個連飯都吃不飽的亂世,

來讀書的學生也不過是想找個避難所,

可這裡的生活又太清苦,

結果一個接一個的溜走。

董事會也把這裡當成吃閑飯的地方,

紛紛介紹親友來這裡任職,

而人選又根本不適合這裡,

馬一浮一個接一個得拒絕,

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

在加上他長期閉門讀書,不會處理人際關係,

他和周圍人的隔閡越來越大。

更因為思想見解上的分歧,

導致熊十力都離開了書院。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除了人,還有錢的問題。

原本的設想是靠社會捐款,

可是抗戰正到了緊要關頭,哪有人往這上面捐錢?

政府的撥款又遲遲不到位,

書院的師生,常常都餓得揭不開鍋。

馬一浮一次又一次的去要錢,

形同乞討。

這個一輩子清高孤傲的老人,

為了書院,臉都不要了。

不要臉也沒用,沒錢就是沒錢。

1941年5月,馬一浮終於停止了授課,遣散學生,

書院雖未關閉,但再也聽不到一點點的讀書聲。

諾大的中國,連一卷書都不能讀,

這不僅僅是馬一浮的悲哀,

更是時代的悲哀。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復性書院只剩下一個空殼子,

但是文脈不能斷,還是得傳下去。

怎麼辦?

在這個亂世,誰還有心思來鑽研學問?

罷了、罷了,只要學問能傳下去,

說不準將來就有大才出世,

能夠重整舊山河。

書院夢碎,馬一浮只能以另一種形式來傳道了。

他把他收藏的書、記在腦子裡的書和自己對書的理解,

全部印刷成書。

他想讓書籍傳世,供後人閱讀。

原本一輩子不題字的馬一浮,

為了刻書,居然拉下臉面去賣字了。

他年輕時就書法精純,

尤其擅長草書、小篆和隸書,風格凝練、法度嚴謹。

書法家沙孟海說:「展玩馬先生遺墨,

可以全面了解他對歷史碑帖服習之精到,

體會之深刻,見解之卓越,鑒別之審諦,

今世無第二人。」

如此優秀的筆墨,想求得一字難如登天。

現在他把家裡的字拿出去賣,

換來的錢,自己沒有一分留存,

全部用於刻書。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幾年時間,他克服重重困難,

刻了《群經統類》、《儒林典要》兩部叢書,

以經典註疏和儒學語錄為主,

還包括可能因戰火而遺失的冷僻書籍。

1949年以後,

馬一浮徹底過起了老年生活。

書院的事,已經完全不再可能,

能做的只是給以後的時代,多留下點種子。

但這樣平靜的生活,

還是被打破了。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1966年,英勇的紅衛兵衝到杭州西湖畔的一所院子里,

把馬一浮一把推倒,

將屋裡的古玩全部砸爛,

並把全部古書字畫和手稿拿到院子里焚燒。

這位孤傲清高了一輩子的老人,

近乎哀求地對革命小將們說:

「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回答他的,只有一記響亮的耳光。

大火熊熊燒了一天,他只能站在那裡,默默地看著。

革命小將們燒掉的不僅是一位老人的畢生心血,

還有中華文明的傳承。

馬一浮:留下一方硯台給我寫寫字,好不好?

陳寅恪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馬一浮從來沒說過這樣的話,

但他的一生都在踐行著。

今天重新認識馬一浮,

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

曾經有這樣一位老人,

從不放棄地堅守著我們的文明。

就像他寫的一句詩:

已識乾坤大,猶憐草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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