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與心中的魔鬼搏鬥

易卜生

5月23日是易卜生的忌辰。

關於易卜生，大部分人想到的可能就是魯迅寫過的《娜拉出走之後》。其實，民國時期，很多知識分子喜歡易卜生，這大概與易卜生是個「問題主義」劇作家有關。他的每一部戲劇都要針對一個實際考慮的現實問題。

而他思考的這些問題即便放到今天，依然值得一再思考。

這篇推文最後摘錄了一篇胡適寫的《易卜生主義》，你可以感受一下為什麼隔著千山萬水，中國的先輩們會如此喜歡推薦易卜生的戲劇。

簡述一下易卜生的生平：

他生於挪威希恩，是一位影響深遠的挪威劇作家，被認為是現代現實主義戲劇的創始人。在他的一生中創作出了26部戲劇，一部詩集，在這26部戲劇中很多都是聞名世界的重量級作品，比如《玩偶之家》《布朗德》《培爾·金特》《人民公敵》等。

易卜生創作的戲劇至今仍在世界舞台上久演不衰，其火爆程度僅次於英國戲劇大師莎士比亞的劇作。他的創作對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歐美戲劇產生了深遠影響，因而被人們稱為「現代戲劇之父」。

語 錄

Photo@Martin Weibel

文 摘

易卜生主義

胡 適

初稿載於《新青年》第4卷第6號

摘錄時有刪減

文中有些詞是舊時表達，閱讀時請注意

一

易卜生最後所作的《我們死人再生時》（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戲裡面有一段話，很可以表現出易卜生所作文學的根本方法。這本戲的主人翁，是一個美術家，費了全副精神，雕成一副像，名為「復活日」。

這位美術家自己說他這副雕像的歷史道：

我那時年紀還輕，不懂世事。我以為這「復活日」應該是一個極精緻、極美的少女像，不帶一毫人世的經驗，空空地醒來，自然光明莊嚴，沒有什麼過惡可除。……但是我後來那幾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這「復活日」不是這樣簡單的，原來是很複雜的。……我眼裡所見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的理想中來，我不能不把這些現狀包括進去。我只好把這像的座子放大了，放寬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從那地的裂縫裡，鑽出來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這都是我在世間親自見過的男男女女。（二幕）

這是「易卜生主義」的根本方法。那不帶一毫人世罪惡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學。那無數模糊不分明、人身獸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寫實派的文學。易卜生的文學，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給一個朋友，信中說道：

我做書的目的，要使讀者人人心中都覺得他所讀的全是實事。（尺牘一五九號）

人生的大病根，在於不肯睜開眼睛來看世間的真實現狀。明明是男盜女娼的社會，我們偏說是聖賢禮義之邦；明明是贓官、污官的政治，我們偏要歌功頌德；明明是不可救藥的大病，我們偏說—點病都沒有！卻不知道：若要病好，須先認有病；若要政治好，須先認現今的政治實在不好；若要改良社會，須先知道現今的社會實在是男盜女娼的社會！

易卜生的長處，只在他肯說老實話，只在他能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他並不是愛說社會的壞處，他只是不得不說。一八八〇年，他對一個朋友說：

我無論作什麼詩，編什麼戲，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凈。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的。（尺牘第一四八號）

因為我們對於社會的罪惡都脫不了干係，故不得不說老實話。

二

我們看看易卜生寫個人與社會的關係。

易卜生的戲劇中，有一條極顯而易見的學說，是說社會與個人互相損害。社會最愛專制，往往用強力摧折個人的個性（individuality），壓制個人自由獨立的精神。等到個人的個性都消滅了，等到自由獨立的精神都完了，社會自身也沒有生氣了，也不會進步了。

社會裡有許多陳腐的習慣，老朽的思想，極不堪的迷信。個人生在社會中，不能不受這些勢力的影響。有時有一兩個獨立的少年，不甘心受這種陳腐規矩的束縛，於是東衝西突，想與社會作對。但是社會的權力狠大，羅網很密；個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會的敵手？社會對個人道：「你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有賞，逆我者有罰。」那些和社會反對的少年，一個一個的都受家庭的責備，遭朋友的怨恨，受社會的侮辱、驅逐。

再看那些奉承社會意旨的人，一個個的都升官發財、安富尊榮了。當此境地，不是頂天立地的好漢，決不能堅持到底。社會如同一個大火爐，什麼金、銀、銅、鐵、錫，進了爐子，都要熔化。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雁》（The Wild Duck），寫一個人捉到一隻雁，把他養在樓閣里，每天給它一桶水，讓它在水裡打滾遊戲。那雁本是一個海闊天空、逍遙自得的飛鳥，如今在樓閣里關久了，也會生活，也會長得胖胖的，後來竟完全忘記了它從前那種海闊天空、來去自由的樂處了！

個人在社會裡，就同這雁在人家半閣上一般，起初未必滿意，久而久之，也遂慣了，也漸漸的把黑暗世界當作安樂窩了。

社會對於那班服從社會命令、維持陳舊迷信、傳播腐敗思想的人，一個一個的都有重賞。有的發財了，有的陞官了，有的享大名譽了。這些人有了錢，有了勢，有了名譽，遂像老虎長了翅膀，更可橫行無忌了，更可借著「公益」的名譽去騙人錢財，害人生命，做種種無法五天的行為。易卜生的《社會棟樑》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兩本戲的主人翁都是這種人物。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處處和社會的風俗習慣反對，是該受重罰的。執行這種重罰的機關，便是「輿論」，便是大多數的「公論」。世間有一種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從多數的迷信」。

人都以為多數人的公論總是不錯的。易卜生絕對不承認這種迷信。「多數黨說他總在錯的一邊，少數黨總在不錯的一邊。」（《國民公敵》五幕）一切維新革命，都是少數人發起的，都是大多數人所極力反對的。大多數人總是守舊、麻木不仁的，只有極少數人——有時只有一個人——不滿意於社會的現狀，要想維新，要想革命。

這種理想家是社會所最忌的。大多數人都罵他是「搗亂分子」，都恨他「擾亂治安」，都說他「大逆不道」。所以他們用大多數的專制威權去壓制那「搗亂」的思想志士，不許他開口，不許他行動自由；把他關在監牢里；把他趕出境去，把他殺了，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釘死，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燒死。過了幾十年、幾百年，那少數人的主張漸漸的變成多數人的主張，於是社會的多數人又把他們從前殺死、釘死、燒死的那些「搗亂分子」，一個一個的重新推崇起來，替他們修墓，替他們作傳，替他們立廟，替他們鑄銅像。卻不知道從前那種「新」思想，到了這時候，又早已成了「陳腐的」迷信！當他們替從前那些特立獨行的人修墓、鑄銅像的時候，社會裡早已發生了幾個新派少數人，又要受他們殺死、釘死、燒死的刑罰了！所以說「多數黨總是錯的，少數黨總是不錯的」。

易卜生有一本戲叫做《國民的公敵》，裡面寫的就是這個道理。

三

我們再說說易卜生的政治主義。

易卜生的戲劇不大討論政治問題，所以我們須要用他的《尺牘》做參考的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個主張無政府主義的人。當普法之戰（—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時，他的無政府主義最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與一個朋友道：

……個人絕無做國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國家簡直是個人的大害。請看普魯士的國力，不是犧牲了個人的個性去買來的嗎？國民都成了酒館裡跑堂的了，自然個個都是好兵了。

再看猶太民族，豈不是最高貴的人類嗎？無論受了何種野蠻的待遇，那猶太民族還能保存本來的面目。這都因為他們沒有國家的原故，國家總得毀去，這種毀除國家的革命，我也情願加入。毀去國家觀念，單靠個人的情願和精神上的團結做人類社會的基本，——若能做到這步田地，這可算得有價值的自由起點。那些國體的變遷，換來換去，都不過是弄把戲，都不過是全無道理的胡鬧。（《尺牘》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純粹無政府主義，後來漸漸的改變了。他親自看見巴黎「市民政府」（Commune）的完全失敗（—八七一），便把他主張無政府主義的熱心減了許多。（《尺牘》第八十一）

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寫信給他的朋友說，他在本國若有機會，定要把國中無權的人民聯合成一個大政黨，主張極力推廣選舉權，提高婦女的地位，改良國家教育，要使脫除一切中古陋習。（《尺牘》第七十八）這就不是無政府的口氣了，但是他終究不曾加入政黨。他以為加入政黨是狠下流的事（《尺牘》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為「那班政客所力爭的，全是表面上的權利，全是胡鬧。最要緊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牘》第七十七）

易卜生從來不主張狹義的國家主義，從來不是狹義的愛國者。一八八八年，他寫信給一個朋友說道：

知識思想略為發達的人，對於舊式的國家觀念，總不滿意。我們不能以為有了我們所屬的政治團體便足夠了。據我看來，國家觀念不久就要消滅了，將來定有一種觀念起來代他。即以我個人而論，我已經過這種變化。我起初覺得我是那威國人，後來變成斯堪丁納維亞人（那威與瑞典總名斯堪丁納維亞），我現在已成了條頓人了。（《尺牘》第一〇六）

這是一八八八年的話。我想易卜生晚年臨死的時候（1906）一定已進到世界主義的地步了。

四

我開篇便說過，易卜生的人生觀只是一個寫實主義。

易卜生把家庭、社會的實在情形都寫出來，叫人看了動心，叫人看了覺得我們的家庭、社會原來是如此黑暗腐敗，叫人看了覺得家庭、社會真正不得不維新革命——這就是易卜生主義。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壞的，其實完全是建設的。譬如醫生診了病，開了一個脈案，把病狀詳細寫出，這難道是消極的、破壞的手續嗎？

但是易卜生雖開了許多脈案，卻不肯輕易開藥方。他知道人類社會是極複雜的組織，有種種絕不相同的境地，有種種絕不相同的情形。社會的病，種類紛繁，決不是什麼「包醫百病」的藥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開了脈案，說出病情，讓病人各人自己去尋醫病的藥方。

雖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卻也有一種完全積極的主張。他主張個人須要充分發達自己的才性，須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性。

他有一封信給他的朋友George Brandes說道：

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尺牘》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陸沉」，卻要跟著「陸沉」，跟著墮落，不肯「救出自己」！卻不知道社會是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人便是多備下一個再造新社會的分子。所以孟軻說「窮則獨善其身」，這便是易卜生所說「救出自己」的意思。這種「為我主義」，其實是最有價值的利人主義。所以易卜生說：「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娜拉》戲裡，寫娜拉拋了丈夫兒女飄然而去，也只為要「救出自己」。那戲中說：

（郝爾茂）……你就是這樣拋棄你的最神聖的責任

（娜拉）你以為我的最神聖的責任是什麼？

（郝）還等我說嗎？可不是你對於你的丈夫和你的兒女的責任嗎？

（娜）我還有別的責任同這些一樣的神聖。

（郝）沒有的。你且說，那些責任是什麼？

（娜）是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

（郝）最要緊的，你是一個妻子，又是一個母親。

（娜）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人，正同你一樣。——無論如何，我務必努力做一個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給朋友道：

這樣生活，須使各人自己充分發展：——這是人類功業頂高的一層，這是我們大家都應該的事。（《尺牘》第—六四）

發展個人的個性，須要有兩個條件。第一，須使個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須使個人擔干係、負責任。

《娜拉》戲中寫郝爾茂的最大錯處只在他把娜拉當作「玩意兒」看待，既不許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許他擔負家庭的責任，所以娜拉竟沒有發展他自己個性的機會。所以娜拉一旦覺悟時，恨極他的丈夫，決意棄家遠去，也正為這個原故。

個人若沒有自由權，又不負責任，便和做奴隸一樣。所以無論怎樣好玩，無論怎樣高興，到底沒有真正樂趣，到底不能發展個人的人袼。

社會、國家是時刻變遷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種方法是救世的良藥。十年前用補藥，十年後或者須用泄葯了；十年前用涼葯，十年後或者須用熱葯了。

況且各地的社會、國家都不相同，適用於日本的葯，未必完全適用於中國；適用於德國的葯，未必適用於美國。只有康有為那種「聖人」，還想用他們的「戊戌政策」來救戊午的中國；只有辜鴻銘那班怪物，還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義」來施行於20世紀的中國。

易卜生是聰明人，他知道世上沒有「包醫百病」的仙方，也沒有「施諸四海而皆準、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對於社會的種種罪惡污穢，只開脈案，只說病狀，卻不肯下藥。

但他雖不肯下藥，卻到處告訴我們一個保衛社會健康的衛生良法。他彷彿說道：「人的身體全靠血裡面，有無量數的白血輪時時刻刻與人身的病菌開戰。把一切病菌撲滅乾淨，方才可使身體健全、精神充足，社會、國家的健康也全靠社會中有許多永不知足、永不滿意、時刻與罪惡分子、齷齪分子宣戰的白血輪，方才有改良進步的希望。我們若要保衛社會的健康，須要使社會裡時時刻刻有斯鐸曼醫生一般的白血輪分子。但使社會常有這種白血輪精神，社會決沒有不改良進步的道理。」

一八八三年，易卜生寫信給朋友道：

十年之後，社會的多數人大概也會到了斯鐸曼醫生開公民大會時的見地了。但是這十年之中，斯驛曼自己也刻刻向前進。所以到了十年之後，他的見地仍舊比社會的多數人還高十年。即以我個人而論，我覺得時時刻刻總有進境。我從前每作一本戲時的主張，如今都已漸漸變成了很多數人的主張。但是等到他們趕到那裡時，我久已不在那裡了。我又到別處去了。我希望我總是向前去了。（《尺牘》第一七二）

民國七年五月十六日作於北京

民國十年四月二十六日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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