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苦難美學」說開去
苦難和美確有某種關聯，但苦難不一定產生美，也產生丑。有人在與苦難抗爭中升華而成就大智慧、英雄業績和藝術奇葩；有人卻沉淪入泥淖，暴露了人性的種種卑瑣和醜惡。當然也不能得出幸福的境遇創造不出美的結論，更不能為了深沉的美就刻意追求和歌頌苦難。
——資中筠
從「苦難美學」說開去
文｜資中筠
（首發於2006年）
讀《隨筆》載「荒謬的苦難美學」一文，批國人讚美苦難之風，痛快淋漓，很多我有同感。特別是多年來，每宣傳頌揚一名英雄模範人物時，必然要渲染他（她）如何帶病工作，或有病不肯就醫，或如何不顧家，家屬也因此受苦受累，等等。
記得改革開放之初，開始為「臭老九」恢複名譽時，報端表揚了幾位知識分子，但無例外的，都是在幾乎是非人的艱苦的條件下做出成績，有病不就醫，或醫生開了假條揣在口袋裡繼續帶病工作，直至累死、病死（如蔣築英），或雖然在世，健康也受到摧殘，以致後來英年早逝（如陳錦潤）。
蔣築英
直到現在，宣傳模範人物中仍沿用此套路，似乎正常的生活條件培養不出傑出的人物，或者如不渲染苦難，就引不起公眾的尊敬。從孟子到「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脈相承，都讓人信奉「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不過，掩卷深思，感到這個問題似乎需要話分兩頭，因為涉及兩個完全不同範疇的問題。
一種是人為地製造苦難，然後又加以頌揚。在我國特定的環境中，如此頌揚苦難，其作用是讓人逆來順受，不去追問造成苦難的原因，不為扭轉這種條件而進行抗爭。因為許多苦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例如蔣築英的成就是在十年浩劫中苦苦掙扎得來，如果環境好一點，他付出同樣的勞動肯定會取得更大的成績；他不就醫的主要原因是看一次病實在太麻煩，要浪費許多時間。那麼為什麼不設法改善醫療條件呢？還有那些在他身後悼念、惋惜的領導、師友，生前為什麼不能多關心、多幫助一些呢？20世紀後半葉，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人文、藝術領域，如果得到正常、寬鬆的環境，會釋放出多少創造力，給人間增添多少美！
更有甚者，實際上製造苦難與宣傳苦難的「積極作用」出自同一來源。例如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中那一段名言，因經過權威的引用而得以空前普及。究其背景，那是1962年「反右傾」運動中，一批幹部因說真話而獲罪下放，而用以開導這些實際上是被冤枉的人，特有的辯證法：壞事變好事，即使處理錯了，也乘此機會深入群眾、了解下情、得到鍛煉，說不定以後時來運轉可當「大任」，遂引司馬遷的話為證。這段話經此一用，威力大增，後來在各種場合，直到「文革」，凡遭貶黜，批鬥、勞改，乃至囚禁，率多以這段話自慰、自勉。不過這隻能用於得以生還而且長壽的人，無數被「迫害致死」的就沒有機會收「鍛煉」的效果了。
在上世紀50年代那場「陽謀」的初期，還有一句名言：「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那是專制皇朝時代農民造反的口號，被用來鼓勵人們「鳴放」。當時傻乎乎相應號召，率爾直言的人大概都以為這只是一種浪漫的、誇張的手筆，不會真的產生那樣的後果，而且也絕對沒有人想把「皇帝」拉下馬。而不幸，這些後果都發生了。當然「剮」刑是不能再用了，代之以其他刑罰。
到60年代初，又有「不怕開除黨籍、坐牢、殺頭、老婆離婚」之說，也是用以號召直言，還將《後漢書》的「李固傳」和「黃瓊傳」，抽印成大字本，分發高級幹部學習。用意大概是要高級幹部繼承「文死諫」的傳統（李固以直言敢諫，得罪權貴，終於遭陷害被誅，被他竭力動員出來做官的黃瓊也救不了他）。不知當時有沒有人想過，既然如此希望聽到意見，掌握生殺大權的人為什麼不能效古之明君，事先「恕你無罪」，承諾不會因言獲罪，殺頭、坐牢……呢？
余也愚鈍，後知後覺，這個問題是很多年後從迷茫中醒過來才想起來的，方悟出所謂「陽謀」的真意：勿謂言之不預也。這些預先警告的後果在一波一波的政治運動中都得到應驗，如果不是在本次運動中立即兌現，那是「時候未到」，等下次運動再報，到「文革」來一次算總帳。於是產生了彭德懷、張志新、顧准、林昭……等等無比慘烈而壯麗的悲劇英雄，成為後人緬懷、嘆息、頌揚的對象。這是在沒有敵國外患的情況下，中國特有的條件下產生的「苦難美學」。
顧准
現在再談另頭：縱觀人類歷史，苦難與美學有密切關聯卻是事實，體現在古今中外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文學藝術以及精神的升華上。艱苦的條件，早年的不幸，的確能磨練心志，鍛造毅力和能力，許多傑出的人才由此脫穎而出，中外皆然。外國文學以此為題材的也不少。因為人，不論是個人還是族群，生而要遭受各種苦難是客觀存在，各種宗教都是從這一前提出發，設法指出解脫之道。
中國人說「文章憎命達」，西人說「憤怒出詩人」，恐怕都有一定的根據。我不知道左丘如果不失明是否會寫《國語》，但是可以肯定，屈原如果得寵於楚懷王，其計得用，肯定不會有《離騷》；司馬遷如果不遭此奇冤和奇恥大辱，他作為正常的史官寫出的歷史不會有那樣獨特的角度，在漢朝正當「盛世」之時竟然有那樣的洞察力，能跳出成王敗寇的老套去寫各色人等，使《史記》成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魯迅語）的不朽傑作。還可以舉出杜甫、辛棄疾、陸遊……一連串的名字。
司馬遷
中國的博大瑰麗的文學大多成於作者遭貶黜或經歷離亂之際，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假設這些曠世才子都遇到知人善任的明主，得以一展經國濟世的抱負，使太白叩開了九重閶闔，使稼軒得擁十萬貔貅，他們一個個都成賢相，成良將，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我們還有這樣的文學遺產么？人類文化的寶庫中還有這樣瑰麗的奇珍么？」還有，曹雪芹如果沒有簪纓世家盛極而衰的親身經歷，怕是寫不出《石頭記》來的。
不僅中國如此。我珍藏有一盒美國黑人低音歌王保羅·羅伯遜的一次演唱會錄音帶，其中有美國黑人名曲「老人河」和俄羅斯的「伏爾加船夫曲」。那兩首歌雖然曲調、風格各異，卻給人的感覺十分相似，羅伯遜的渾厚低音唱出了幾代人的苦難和對哺育自己的母親河的深深的愛，美國黑人和俄羅斯船夫在這點上是相通的。這種美帶有普世的感染力。我百聽不厭，每次都為之深深打動，甚至落淚。而在少年不識愁滋味時初聽此曲，就沒有現在這樣深的體驗。
還有希臘神話中的普羅米修斯、西西弗思、拉奧孔，都是悲劇英雄，是偉大藝術的題材。特別是那拉奧孔父子被蛇纏身的著名希臘雕像，那種悲憤、痛苦、掙扎、抗爭的表情有巨大的震撼力量，所以成為不朽的美學經典，是治美學史和美學理論者繞不過的研究對象。
中國的愛情名著都是悲劇，因為沒有戀愛自由；西方也有羅密歐與朱麗葉，即使有自由，但是偉大的愛情作品也往往來自失戀或單相思，例如《少年維特之煩惱》，或是法國浪漫派的「湖畔詩歌」。雖說不上苦難，但至少是感情上的痛苦，如果像童話的結尾：王子娶了心愛的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的生活」，接下去也就沒有文章可做了。
本人因工作關係與美國人接觸較多，也很有幾位私交不錯的朋友。我覺得美國人作為個人是比較好交的，開朗、大度，城府不深，最好的是不同意見可以直率地辯論而不傷和氣。但是作為中國人，總覺得到一定程度，就很難成真正的知交。我認為我理解他們易，他們理解我們難，即使是所謂「中國通」，往往也失之簡單和膚淺。
有一位美國朋友曾對我說，根本原因是美國人沒有經歷過中國人的苦難，因此從總體上難以理解那種深沉和複雜，我覺得這是貼切之論。和美國人打交道常感到，好像是一個飽經坎坷滄桑的老人遇到一個生於安樂的富家青年，儘管對方不乏聰明、善良和同情，但缺的是深度，因而在壓抑中曲折表達的某種感情和含蓄的美，甚至苦澀的幽默，他們難以體會和欣賞。這裡僅就審美而言，而且也只是我一己的感受，無關內政外交宏旨。
從苦難和美談開去，可能扯遠了。總之苦難和美確有某種關聯，但苦難不一定產生美，也產生丑。有人在與苦難抗爭中升華而成就大智慧、英雄業績和藝術奇葩；有人卻沉淪入泥淖，暴露了人性的種種卑瑣和醜惡。當然也不能得出幸福的境遇創造不出美的結論，更不能為了深沉的美就刻意追求和歌頌苦難。我沒有研究過藝術史，不敢斷言苦難與幸福何者貢獻更大。至於苦難的製造者以頌揚苦難來使自己的暴行合理化，其實已經與美學無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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