媲美故宮藏品的清乾隆青花耕讀圖膽式瓶現嘉德春拍

是次拍品【清乾隆青花耕讀圖膽式瓶】為雍乾之際景德鎮窯業精進的重要見證，其型恢宏修長，高逾二尺，其因形若懸膽而得名，通體繪以青花《耕讀圖》，鄉野間，耕作者負犁牽牛過橋，水牛似有留戀之意，止步不前，耕者回顧呼喝，神態極為生動；江畔上，讀書者三人分見於亭閣上下，全神貫注閱書，一仆童煮茶於旁，江風拂面，好不愜意。畫中近處嘉木蔥鬱，遠處峰巒迭起，其間石徑蜿蜒，山溪飛流。布局構圖，上密下疏，以波光粼粼的空曠江面化解疊石重重的凝厚，同時更突顯出「耕讀」的主題涵義。其青花發色沈靜典雅，分水技法純熟，畫面意境高妙，得寧靜清寂意趣。縱觀全圖，放筆縱墨，輕盈飄逸，佳境之美得妙趣於天然。

清乾隆 青花耕讀圖膽式瓶

58.5cm

▲ 展開圖

畫中山石嶙峋、層疊多變之狀，為本品獨特之處，其施畫技法與雍正時期宮廷繪畫風格一致。其施用的小斧劈皴法深為雍正皇帝個人所喜好，同類之例遍見於雍正朝宮廷繪畫作品之中，例如清宮舊藏雍正朝《胤禛行樂圖》冊頁之「彈琴圖」、「刺虎圖」和雍正十二美人圖之「賞牡丹」所繪飾的山石之狀一如本品所繪。然而該山石繪畫風格卻不常見於雍乾時期的瓷器繪畫之中，故謂之獨特。

▲ 圖一 胤禛行樂圖冊之彈琴圖

▲ 圖二 胤禛行樂圖冊之刺虎圖

▲ 圖三 雍正十二美人圖之「賞牡丹」

本品所書為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款，不甚規整，初看寫法潦草不規整，筆道間透出一股生拙之氣，但又明顯區別於同時期民窯寫款。本品雖然明確為乾隆時期之物，但其畫法流露典型的雍正朝風格，由此可以推知其燒造時間必為乾隆早期，否則不可能保存如此鮮明的雍正遺風。

▲ 清乾隆青花耕讀圖膽式瓶款

檢視清宮舊藏，目前所見有一例【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圖膽瓶】與本品最為相近，無論造型尺寸還是寫款風格皆一致（圖四），應該同出一人之手的器物，高58.5厘米，同屬大器系列，青花發色、胎釉特點，二者相同，皆尚存雍正前朝遺風，著錄於《故宮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青花釉里紅（下）》，耿寶昌主編，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2000年，圖版119 ，頁133 。所繪人物恣意生動，傳神逼真，畫師水平一流，絕非庸手所為。因為後者乃清宮舊藏，來源清晰，所以，可以明確認定本品乃是當年貢御之物無疑。

▲ 圖四 清宮舊藏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圖膽瓶

▲ 清宮舊藏乾隆 青花山水人物圖膽瓶款

另外，可資參考者尚見香港蘇富比2008年4月11日春季拍賣會第2830號和中國嘉德2017年秋拍第2955號【清乾隆 青花松石壽鹿圖大橄欖瓶】，高68.5公分，此二者構圖紋飾一樣，應為配對之作（圖五、圖六），寫款為乾隆六字篆款，亦不甚規整，與本品所書相同，應出自同一位寫款人。其主題紋飾松鹿獻瑞圖繪畫水平高超，如此忠實在瓷坯上還原出郎世寧中西合璧的畫風，恐怕絕非御窯廠工匠可以勝任。因此，筆者曾推論出此二瓶的創製者的身份最有可能的是當時師從郎氏或受其影響的宮廷畫師。

▲ 圖五香港蘇富比拍品乾隆 青花松石壽鹿圖大橄欖瓶

▲ 圖五香港蘇富比拍品乾隆 青花松石壽鹿圖大橄欖瓶款

膽瓶為古代瓷器典雅之式樣，臻於宋代，盛於後世，乾隆皇帝對其優雅之形頗為欣賞，曾多次賦詩題贊，並在詩注中說明：「膽瓶、紙槌瓶皆瓶式之最佳者。」如《宋瓷膽瓶》中即贊詠：「恰似白描吳道子，觀音妙相手中持。」（見《御制詩二集》卷之三十七）。作為花器，膽瓶更是深得宋明文人所推崇，明末《瓶花譜》記曰：「瓷器以各式古壺、膽瓶、尊、觚、一枝瓶為書室中妙品。」

乾隆皇帝追求文人之風雅，亦好宋明花道，對此當然也極為認同，清宮舊藏《弘曆古裝像圖》之中，乾隆皇帝一手執筆，若有所思地坐在案前，左側矮几上置放素雅膽瓶，插以橫欹二枝梅花，極見逸趣。除了對古膽瓶仰慕以外，乾隆皇帝還積極選擇自己喜愛的紋飾和色釉品類，命御窯廠依膽瓶式樣燒造，藝術水平非凡多姿，比如乾隆早期的摯愛御瓷——洋彩之中就不乏膽瓶之例，而且數量不少，多達六對，參見台北故宮博物院《華麗彩瓷——乾隆洋彩》頁142-152，圖45-50）。相關檔案記載可見於清宮檔案記載，如《造辦處活計檔》乾隆二年載：「五月十一日：首領吳書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著做瓶樣畫些呈覽，準時交與唐英，將填白瓶燒造些來。欽此。

於本月十三日，畫得膽瓶紙樣一張，雙環蒜頭瓶紙樣一張……玉環紙錘瓶紙樣一張，小膽瓶紙樣一張，天盤口紙錘瓶紙樣一張，首領吳書持進，交太監胡世傑，高玉呈覽。奉旨：准照樣發去燒造。」檔案所說「填白」瓶當是專燒製為琺琅彩所用白釉素胎瓶。目前常見乾隆御瓷膽瓶高度多為一尺之內，唯獨本品與北京故宮所藏者為乾隆膽瓶尺幅最大的實例，高近二尺。

清乾隆 青花耕讀圖膽式瓶另一面

本品與故宮所藏者，在繪畫題材的蘊意上相互呼應，前者為耕讀，後者為琴棋書畫，皆古代文人精緻愜意生活的基本內容。耕與讀則表達對田園生活的恣意和淡泊自如人生境界的嚮往。「耕」即從事農業勞動，耕田可以事稼穡，豐五穀，養家糊口，以立性命；「讀」即讀書，讀書可以知詩書，達禮義，修身養性，以立高德。

古之耕讀包含多種含義。首先是指躬耕讀書，即勤於耕作，發奮讀書。諸葛亮《前出師表》：「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古人認為耕田與耕書同為一理，只有耕作才會有收穫。耕讀也可以指開化蒙昧、教化民眾。在耕作之餘，讀點聖賢書，潛移默化地接受禮教的熏陶和聖哲先賢的教化，學習做人的道理，移風易俗。「勸化風俗，務以耕讀為業。」耕讀還可以是一種思想境界或歸隱情懷。古代有不少有文化而不願做官或不能做官的人，他們「耕讀自怡」、「耕讀自樂，不求聞知於人」。

耕讀傳家觀念在社會士人階層當中廣泛傳播，與北宋仁宗時頒布的一項影響深遠的勸耕勸讀政策攸關。耕讀文化由於科舉制度的演進而得到改造與加強。北宋仁宗皇帝的幾條科舉政策有力地推動了耕讀文化的發展：一是規定士子必須在本鄉讀書應試，使各地普設各類學校;二是在各科進士榜的人數上，給南方各省規定了優惠的最低配額：三是規定工商業者和他們的子弟都不得參加科舉考試，只准許士、農子弟參加。這大大地激發了普通人家對科舉入仕的興趣,連農家子弟也看到了讀書入仕、光耀門楣的希望。自仁宗朝始，鼓勵士人、農家出身的子弟參加科舉考試,且只能，在本鄉本土讀書應試的政策導向十分明確。如此便將暮登天子堂的科舉前景，,同朝為田舍郎的鄉土背景緊密地維繫到了一起。

宋代以後的江南人家,亦耕亦讀，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兩方面同步得到積累，相輔相成,最終實現耕讀傳家的理想生活圖景，成為小康之家一種實惠的持家方略。於是,山清水秀的江南成為耕讀社會的理想境地，士風日盛，人才之美一時甲於東南。而一些世家大族,如南渡前為趙宋宗室，後自南宋到清初先後流寓浙江紹興、歸安、上虞和杭州一帶的趙氏，江蘇常熟的錢氏，以及山東新城(今桓台)的王氏等，也均以此為保持家族文化、經濟和社會名望的秘訣。詩書之澤，衣冠之望，非積之不可。

在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傳統社會裡,「耕讀傳家」既是小康農家,也是眾多仕宦之家的精神追求。《孟子，盡心上》說: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就是選擇一種脫離現實政治，歸隱田園，農耕種地與吟詩作文並行不悖的，可以從容進退的生活方式。而保持「耕讀傳家」的傳統，進則可以出仕榮身，兼濟天下；退則居家耕讀，尚有獨善自身的地步。

陶淵明《歸田園居》詩云：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讀山海經》詩：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和郭主簿》詩：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谷猶儲今。凡此種種，似已預製了一幅幅「獨善其身」的鄉居圖景，為後世文人學士選擇亦耕亦讀的生活方式，輸送著源頭活水般的精神養分。

來源：中國嘉德拍賣，作者：黃清華（英國東方陶瓷學會會員、 唐英學社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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