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形象總結
雖然提到周瑜，人們首先想到的便是「氣量狹小」、「孔明三氣周瑜」的形象，但略懂三國歷史之人都明白，史上周瑜並非心胸狹窄之輩，反是胸懷寬廣、雅量高致之人。至今，關於周瑜的研究及評價文字已不在少數，筆者在此也談談周瑜，總結一下周瑜的歷史形象。
（一）人品方面
襟懷寬廣，以德服人
陳壽《三國志》載：「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蔣干說周瑜未成功對曹操說：「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1]；劉備曾在孫權面前詆毀周瑜時也說：「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為人臣耳。」[2]
另有史載，當時程普倚仗自己年齡大、資歷深，多次欺凌侮辱周瑜，而周瑜折節容下，不與他計較，最終程普被其才德所服，並對別人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3]當時人們都認為他十分謙讓，以德服人，而周瑜也是非常得人心的。（另，據其他記載，赤壁之戰時周瑜與程普仍然「不睦」，因而此事就具體情況而論的話，不僅僅表現的是其謙遜以德服人的品德，同樣表現了他以大局為重的品質，後文將會論及。）
慷慨大方，重情重義
當初孫堅討伐董卓時，周瑜將南大宅讓與孫策一家。（「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4]）後來孫策起兵到歷陽時，寫信給周瑜，周瑜則率兵迎接並與之共同作戰，先是攻克橫江、當利，又進軍秣陵，打敗笮融、薛禮，進而攻下湖孰、江乘，遂進入曲阿，劉繇敗走。周瑜助孫策建立江東基業，為東吳政權建立「首功」，乃是出於朋友交情。後孫策說道：「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醇功，此未足以報者也。」[5]
後來周瑜盡心輔佐孫權，為東吳盡心儘力，多少也跟當年與孫策的交情有點關係。
竭心盡智，忠心不二
當初孫權只是將軍時，諸將及賓客對他禮儀並不全備，比較草率，唯獨周瑜對孫權敬慎行事，完全按君臣之禮來對待。
赤壁之戰時，力主抗曹，排除眾議，採取黃蓋火攻計策在赤壁大破曹操，後又與曹仁戰於江陵，身先士卒，雖右肋中箭依然帶傷督戰鼓舞士氣。戰後，從東吳利益出發，竭力壓制劉備，並為東吳籌劃，提出取蜀計劃。
蔣干說周瑜時，周瑜說道：「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6]
後其子周胤犯事時，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時提到：「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揚國威德，華夏是震」，[7]亦足以見周瑜為東吳之事殫心竭慮。
（二）才能方面
身先士卒，臨難不顧
毋庸置疑，周瑜是東吳早期的重要將領，與其他將領一樣，周瑜有奮勇殺敵的戰鬥精神，這種精神在其早年與孫策共同作戰時開始顯現。孫權領事後，黃祖曾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令瑜追討，生虜鄧龍送吳。隨後，孫權再次征討黃祖，周瑜為前部大督，黃祖戰死。
周瑜真正表現出其身先士卒、臨難不顧的戰鬥精神是在赤壁之戰以及之後的江陵之戰。如果說赤壁之戰尚有一些客觀原因的話（比如說曹軍此時已染有疾病，不過這一點不能算作是給予了東吳便利，因為周瑜早已料到曹軍必生疾病），那麼奪取江陵的戰鬥就是真正意義上的硬碰硬了。前文提到過，雙方的心態是曹仁必守、周瑜必攻，這場戰爭中，曹軍是處於相對的優勢的，畢竟是守城，且城內糧食尚足，而周瑜是攻城。
其間，甘寧被圍困，情況緊急之下周瑜留凌統守在江陵城下，自己親自與呂蒙前往夷陵救甘寧。復攻江陵城時，周瑜親自掠陣，不幸身中流矢；為了鼓舞士氣，帶傷督戰。（「瑜親跨馬擽陳，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陳。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8]）
後有諸葛瑾、步騭稱周瑜「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又有孫權評價周瑜說：「公瑾雄烈，膽略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9]
多謀善斷，先見之明
劉備說周瑜「文武兼略，萬人之英，故其器量光大，恐不久為人臣耳。」[10]雖然後兩句有離間孫、周之意，但前兩句卻是客觀中肯之論。
西漢劉安指出：「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為之豪，十人者謂之傑。」[11]劉備亦是一代梟雄，深謀遠略，在此說周瑜是「萬人之英」，便是極度肯定了周瑜的超群智慧。當時人孫策亦說：「周公瑾英俊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12]，孫權後來與陸遜論及呂蒙時說到：「籌略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
周瑜的多謀善斷同樣是與其先見之明聯繫在一起的，正所謂「深謀遠略」。
建安十三年九月，曹操率軍南下，劉琮舉眾投降。東吳方面，長史張昭等人皆言歸順曹操，只有魯肅等人建議抗曹，孫權本人內心自然是抗曹的，但是群臣各執己見，孫權亦難以服眾。在這種緊急情況下，魯肅建議孫權召回了在鄱陽的周瑜，周瑜一語中的，指出「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並對曹操此次南下進行了厲害分析：「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13](另，諸葛亮出使東吳時也對孫權進行了相似的分析 )如此分析，早已料到曹軍即將陷入的困境。
如果說對於這場戰爭的見解只能算是短時期內預見的話，那麼，周瑜在戰後的戰略思想便充分體現了其先見之明。
周瑜準確地看出了孫劉聯盟之中存在的潛在危機，認為劉備乃是一代梟雄，一有機會便能急速發展壯大。赤壁之戰以及後來奪取南郡的戰爭中劉備並沒有多少功勞，因此，戰後的劉備雖領荊州牧，但實質上只能算是東吳的附庸，真正的立足之地只有周瑜劃分的南岸地。周瑜戰後的思想便是壓制劉備，趁其羽翼未滿之時儘早剪除，以防後患。
於是，在劉備稍有動靜——要求都督荊州（「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14]）之時，周瑜便即刻上疏孫權：「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15]意思很明確，劉關張並非庸庸無能之輩，如今倘若割地以供其發展，將來必然威脅到東吳，養虎為患。建議孫權以美女玩好「軟禁」劉備在東吳，同時分置關張二人。周瑜這招確實厲害，以致後來劉備得知實情後感嘆道：「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16]但是孫權並沒有採納周瑜的建議。
隨後，周瑜又詣京面見孫權，分析當前形勢，提出攻取西川的計劃：「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並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戚操，北方可圖也。」[17]這一次，孫權同意了周瑜的建議，只不過，周瑜在回江陵的途中病逝於巴丘。
在此，不難看出周瑜長遠的戰略眼光及其謀略，但這裡也涉及到了周瑜與孫權（包括魯肅）的性格以及政見不同問題。周瑜的觀點是攜長江與曹操南北相峙「二分天下」，進而再圖中原；而孫權則同意魯肅的觀點以劉備來牽制曹操。
周瑜既與孫策有總角之好，二者必然意氣相投，早年又隨孫策共創江東基業，其性格，包括軍事戰略思想與孫策自有相同之處。孫權雖也是文武兼具、膽略超群，但其性格中穩重的因素畢竟是佔主流，孫策死時對孫權說：「舉江東之眾，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知卿。」[18]在孫策的性格中，主要存在著「與天下爭衡」的因素，而在孫權的性格中則主要存在著「任賢保江東」的因素；同樣，雖然周瑜性格中的「爭霸」程度不及孫策，但與孫權比起來確實也多了些「與天下爭衡」、「廓清天下」的思想。
同時，魯肅初見孫權時「三分天下」的戰略思想便與孫權一拍即合，正如諸葛亮的隆重對策被劉備所接納一樣，孫權與魯肅堅持相對保守的觀點，即壯大劉備以牽制曹操。
雖然周瑜壓制劉備以圖「二分天下」、再圖進軍中原的戰略思想相對於孫權魯肅以劉備牽制曹操的思想來說算是比較冒險的，但戰略思想的制定畢竟是與制定者的能力聯繫在一起的，周瑜既然能對當前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並制定相關的戰略計劃，以「二分」排斥「三分」，其前提條件必然是對自己能力的正確判斷。
很多人都對周瑜取蜀計劃是否能成功進行過探討，觀點不一。個人亦認為，周瑜的取蜀計劃若要具有較大的可行性，那是要有前提條件的，這便是周瑜之前提出的「徙備置吳」「分置關張」計劃，如若不然，取西川確實是有一定風險的；畢竟，正如周瑜所看到的，劉備乃是一代梟雄，在沒有遏制住劉備反而留他在後方發展壯大的情況下取蜀必然會大大增強計劃執行過程中的危險性。
不過話又說回來，當年孫策脫離袁術時形勢不容樂觀，但他創建了江東基業，這是事實；如果孫策在此之前去世，又有多少人會堅信孫策能成一方霸主呢？所以，對於周瑜「二分天下」的戰略思想以及取蜀計劃，過多地探討其是否具有可行性似乎只是紙上談兵，因為它並沒有真正執行，難以正確預知後果，而且，戰略計劃是否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執行者的個人能力。但是，反過來，如果把周瑜「徙備置吳」「分置關張」的建議與取蜀計劃的戰略思想聯繫起來，從頭至尾理清他「二分天下」的思路，便不難看出他的深謀遠略，不難看出其戰略思想的高瞻遠矚性。
另外，還有一件事充分體現了周瑜的果斷與先見之明。
建安七年，曹操曾讓孫權遣子入朝（意為人質），眾大臣猶豫不決，孫權並不願質子，於是單獨帶了周瑜到母親面前商議此事。周瑜堅決反對質子，分析說東吳現在已經壯大，兵精糧足、人心安定，沒有必要質子，並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為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19]於是決定不質子。
與赤壁之戰前的情形一樣的是，眾臣面對曹操的威脅舉棋不定時，唯有周瑜是態度鮮明的（赤壁之戰前魯肅亦是如此），果斷行事、極有先見之明。
舉重若輕，大局為重
周瑜的「舉重若輕」其實是與其自信聯繫在一起的。
同樣說說赤壁之戰，戰前，張昭等人皆言降時，周瑜斷然否定，一句「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以及「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便足以見其自信心。但自信的背後，往往也存在著巨大的壓力，尤其是這個時候的周瑜。
當時情況不容樂觀，曹孫兩方面本來兵力懸殊就大，倘若東吳方面不能上下一心，那麼就算周瑜程普等人能力再大，恐怕這場戰爭的勝算也不太大。那麼此時的周瑜就必須表現得異常堅定，言辭也必須擲地有聲，所以，個人覺得，這份自信除了由周瑜本人的能力決定外，不可避免地還與當時的情勢有關係，如若不然，眾臣必有二心，抗曹之事恐怕難以成功。於是，大敵當前，舉重若輕是周瑜這位東吳重要將領所必需的品質。
另外，這次是孫劉聯盟，也就是說，抗曹並非是東吳自己的事。雖然劉備新敗，力量太弱，但畢竟是聯軍，因此，在劉備面前，周瑜也必需要表現得鎮定自若，一是東吳兵力尚少必需得消除其疑慮；二則這是兩個集團，周瑜要保證東吳方面的主動地位。於是，當劉備遣人慰勞吳兵時，周瑜道：「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20]說軍務在身不方便，希望劉備能夠親自前來，劉備便乘一小船前往見周瑜。當劉備問道「戰卒有幾」周瑜答曰「三萬」，劉備覺得太少的時候，周瑜依然鎮定自若地說：「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當劉備想要魯肅前來一起會話時，周瑜同樣以軍務在身婉言謝絕：「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周瑜並非故意要為難劉備，一者確實是因為軍務在身不方便，二者或許還真有些表現東吳主動地位的意思。果然，劉備「深愧喜」。
同樣，周瑜舉重若輕與大局為重的品質是充分表現在其指揮能力上的。
周瑜的多謀善斷是針對大局的，一些細節末枝的謀略就可以不屬於他了。作為領導者，沒有必要「事必躬親」，細節末枝的謀略是下屬的職能範圍，周瑜只要做出正確判斷，決定是否採用，或是採用誰的建議更好就可以了，但做出正確的決定也絕非一件簡單事情，必須要從大局考慮，這也是作為領導者所必須的。所以有些人斷章取義地僅從「火攻計策是黃蓋提出的」、「救甘寧之策是呂蒙提議的」便降低周瑜的能力顯然是不正確的。
還有一件事情也表現了周瑜以大局為重的品質。
當人們說到周瑜的大度時，往往會提及他與程普的事。說程普倚仗自己年齡大多次欺侮周瑜，而周瑜並不與他計較，折節容下，最終令程普非常佩服，說：「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21]
再看後來呂蒙對孫權說的話：「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22]意思是說孫權分配任務不合理，不能同時任命左右都督，最好只任一個，這樣更容易指揮作戰，並以當年赤壁之戰時周瑜與程普共任左右都督為例。
很顯然，赤壁之戰時，周瑜與程普依然處於「不睦」的狀態，作戰時期，周瑜考慮到的當然是以大局為重，於是，並不與之計較。
（三）其他方面
精音律
周瑜精通音律幾乎是人盡皆知的，「曲有誤，周郎顧」也是家喻戶曉。
《三國志》有明確的記載：「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23]
後人對於「周郎顧曲」的描繪亦不在少數，在此不一一例舉。
美姿容
《三國志》記載：「瑜長壯有姿貌」。[24]
美嬌妻
周郎小橋的故事已成千古佳話，歷代人們讚揚話語並不少。宋代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更是把這一美談與赤壁之戰聯繫在一起：「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赤壁之戰離「小橋初嫁」已經十年，而且，前文已經指出，赤壁之戰時的周瑜其實是有著巨大壓力的；不過，作者主要只要表現周瑜的「年少得志」亦不難理解。
只不過，歷史上的周瑜與小橋是否真如傳說中那樣便不得而知了，小橋是否為周瑜正妻亦不得而知，畢竟周瑜娶小橋時已經二十四歲，《三國志》只記載：「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25]
【參考文獻】
[1]《資治通鑒》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孝獻皇帝辛建安十四年（己丑，公元二零九年）
[2]《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3]《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4]《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5]《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6]《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7]《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8]《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9]《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10]《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11]《淮南子·修務訓》 劉安（西漢）
[12]《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13]《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14]《資治通鑒》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孝獻皇帝辛建安十五年（庚寅，公元二一零年）
[15]《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16]《資治通鑒》 卷六十六 漢紀五十八 孝獻皇帝辛建安十五年（庚寅，公元二一零年）
[17]《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18]《三國志》 卷四十六 吳書一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19]《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20]《資治通鑒》 卷六十五 漢紀五十七 孝獻皇帝庚建安十三年（戊子，公元二零八年）
[21]《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22]《三國志》 卷五十一 吳書六 宗室傳第六；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23]《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24]《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25]《三國志》 卷五十四 吳書九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 陳壽（晉）撰，裴松之（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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