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與死：一個真正文化人的生命絕唱
生死尋常事，富貴自由之。
人活在這世間，生與死，富與賤，有的人看得輕，有的人看得重。但真正看得輕的很少。高官厚祿，富貴榮華，雖都是過眼雲煙，但人人都在追求。其實，人在這世上，活過來活過去，活的是個緣份，活的是個自在。但天下大多的人不識這個理，拼著命的求財，求官，求壽。前幾天看到個新聞，說一些有錢人跑到國外去打針，60萬一針，可以返老還童，說效果不重要，體驗很拉風。有幾個錢就想霸著這地球，不走。我不知道這些走肉賴在這世上幹嘛？作威作福呢？還是糟賤糧食？如果活一萬年，也活不出個明白，活著幹嘛？真是「寧在世上呆，不肯土裡埋？」可是總有例外。如果沒有這樣的例外，這個世界可能真要完了。
6月26日下午，56歲的知名雜文家朱鐵志先生沒有上班，晚上9時許卻從家裡來到單位，26日凌晨1時左右在單位地下車庫自縊身亡。有朱鐵志的身前友好認為，朱鐵志自殺的原因可能是抑鬱症或者理念與現實的差距。
朱先生自殺辭世的消息在網路迅速傳播，眾多文化界人士表示震驚和哀痛。晚間人民網發布消息證實，北京市雜文學會常務副會長、《求是》雜誌副總編輯、著名雜文家朱鐵志，於2016年6月26日凌晨不幸辭世。
此前十天的6月16日，全國雜文學會聯誼會、北京市雜文學會和《檢察日報》社在北京召開「互聯網時代的雜文創作暨老土《牛頭馬嘴集》研討會」。朱鐵志參加了這次研討會，並針對雜文如何體現黨性等問題作了發言。他認為「要把黨性與人民性有機統一」，「寫雜文好比建築工人高空作業，要注意安全，不能從腳手架上掉下」。這是朱鐵志在公開報道中的最後一次露面。
朱鐵志是吉林通化人，今年56歲。根據《雜文選刊》對朱鐵志的訪談，朱鐵志1969年隨父母下鄉，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82年畢業後朱鐵志被分配到《紅旗》雜誌社（1988年更名為《求是》雜誌社）工作。除了在《體育報》短暫地當了三個月的記者，朱鐵志從事政治理論編輯工作達30多年。在《求是》雜誌，朱鐵志先後曾分管過評論部、科教編輯部、機關黨委、紀委、工會、求是網、人事部、離退休幹部辦公室。
朱鐵志曾在媒體採訪中表示：「在我心中，這份職業是一份崇高而神聖的事業。用我有限的智慧和能力為黨的理論宣傳事業略盡綿薄之力，通過自己笨拙的筆觸努力闡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努力回答幹部群眾普遍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為人民的利益鼓與呼，感到自己的人生價值與黨的理論宣傳事業，與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找到了結合點，為此感到踏實和自豪。」
朱鐵志1983年開始發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被稱為「當代中國雜文界的中堅力量、中青年雜文作者的領軍人物」，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國新聞獎以及中國報紙副刊年度金獎。據報道，朱鐵志迄今為止，創作了近2000篇雜文，出版雜文集和散文集17部。
朱鐵志在不同場合均表達過，「作為知識分子，最可怕的是缺乏獨立人格、獨到見解、獨特表達」。在給友人的信件中，朱鐵志曾對當前一些人有意無意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向意識形態爭辯感到憂慮，他認為這種做法如果不是出於對既定話語的迷戀、對自己一生得益於此道的迷戀，起碼是對大勢研判的糊塗。在他看來，意識形態的爭辯固然可以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但相比之下，改革發展問題更加重要，特別是教育、醫療、就業、住房、養老、保險等一系列群眾普遍關心的民生問題更重要，嚴重影響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互信的腐敗等問題更重要。」當下中國的主要矛盾並未改變，這就決定了堅持改革開放的大方向不能變，堅持『不爭論』、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策略不能變。「他寫道，「說一千道一萬，現實問題不解決，意識形態的蒼白爭辯只能越爭越混亂，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的互信只能越來越低」，「民眾的現實利益問題不解決，所有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都將變得蒼白」。
對於網路輿論生態，朱鐵志認為，互聯網不僅事實上突破了主流意識形態對話語的簡單壟斷，形成了民意表達的特殊渠道，而且深刻影響了當代中國政治生態的總體平衡，悄然改變著國人的思維方式、工作方式、表達方式。「其積極意義，眼下只是初露端倪；其長遠影響，有待時日觀察、感受、理解。在此其間，眾聲喧嘩、魚龍混雜，亦屬大變革時代的正常狀況。」他強調，社會進步的總體方向不能背道而馳，不能任由狹隘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假借正統意識形態的名義隨意泛濫，也不能有意無意之間慫恿、縱容非理性的政治表達代替理性思考、寬容精神，更不能誤判形勢、企圖重溫舊夢、讓文革餘孽沉渣泛起。
有句話說得好：有的人活著，但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但還活著。
朱先生是一個真正的文化人，他雖然死了，但他永遠活著。而且，他活得明白，活得透徹。閑話不說了，我們來欣賞朱先生生命絕唱。（以上資料，部分來自網路，特别致謝）
附：
如果我死
朱鐵志
都說人生是一條生生不息的河流，而我以為，那是就整個人類歷史而言。
對個體生命來說，生命是短暫而脆弱的。不論你是榮華富貴，還是窮困潦倒，生命的起點與終點不過咫尺之間。
有道是人生苦短，轉眼就是百年。又有人說「神龜雖壽，猶有竟時」，生命的長短不過是一道簡單的相對論命題。如此說來，需要那麼在意長壽與否么？需要在生命的自然延伸中那麼在意世俗的評價么？
如果我不得不死於癌症，我請求單位的領導和同事不必為我作無望的救治。
因為我知道，有些癌症之所以叫做癌症，是因為現代醫學暫時還拿它束手無策。所謂人道主義的救治，本意在延續人的肉體生命，其實無異於延長人的雙重的痛苦。
我知道我雖然叫「鐵志」，但其實意志很薄弱，很可能經不起癌症的痛苦。我不想辛苦掙扎一生，到頭來再喪失做人的起碼尊嚴，纏綿病榻，身上插滿各種管子；也不想家人為我的生不能、死不得而悲傷難過；更不想單位為一個已經完全不能生存的人發工資、報藥費，增加額外的負擔。
我甚至還有一種或許自私的想法，就是不想以肉體的痛苦成全子女的孝道和醫生的人道。病長在我身上，痛苦是自己的，而那些外在的道德評價要以一個病人的痛苦作條件，不是顯得有些殘酷么？
我的家人、我熟悉的醫生，沒有一個這樣的人。雖然我們國家至今沒有安樂死立法，在我的有生之年也未必能夠通過這樣的法律，將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其所能呼籲這樣的法律，並且非常願意身體力行這樣的法律。
即便我做不到「生如夏花之絢爛」，但我期待「死如秋葉之靜美」。
如果我死，決不希望別人為我寫什麼生平事迹之類的東西。
我的生平早已用我的行動寫在我生命軌跡上，用我的文字寫在我的作品裡。「榮」不因外在材料而多一分，「辱」不因外在評價而少一毫。
乞求高評價，說明缺乏底氣，沒有自知之明，無異於自取其辱；假作謙虛狀，顯得故作姿態、裝模作樣，也不免貽笑大方。如果再為被確認是一個「什麼工作者」，而不是「什麼家」而煩惱，那就更加不堪，更加滑稽可笑，更加叫人不齒。
我知道通常的情形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其實我清楚，「也善」的「其言」不只出自將死之人，更是出自單位的人、周圍的人，誰會對一個彌留之際的生命吝惜讚美呢。評價越高，說明將死之人彌留的時間越短。明白這一點，還有什麼想不通的？還有什麼不能通達一些、超然一些呢？既然生命都將隨風而逝，幾句好話又何必太當真呢？
假如一個人活到彌留之際還不清楚自己是誰，還要靠外在的評價確認自己，做讚美者讚美的奴隸，做詆毀者詆毀的奴隸，不是非常可憐又可悲么？
別人怎樣想使別人的事，我決不想做這樣可憐的人。
如果我死，決不希望舉辦什麼追悼會、告別會、追思會一類的會議。
喜歡我的人早把我留在心裡，討厭我的人巴不得我早點兒滾蛋。開那麼一個會有什麼意思呢？開給誰看呢？
無非是在我毫無生氣的臉上塗俗不可耐的胭脂，將我冰冷的屍體裝進嶄新的西裝，然後抬將出來，擺在鮮花叢中，如果幸運，身上或許還會蓋上一面莊嚴的旗幟。接下來是我的親人被悲戚戚地肅立一邊，喜歡我和不喜歡我的人魚貫而入，或真情悼念，或假意悲哀，都要繞著我走一圈兒。
如果我真有靈魂，我會為此感到莫大的不安。在北京擁堵的街道上，我要為展覽自己的屍體耗費同志們起碼一個小時的路途時間，還要為瞻仰自己並不英俊的冷臉在耽擱大家起碼一個小時的時間。兩個小時加在一起，半天就交待了。
一個人的半天是何等寶貴，假如真有那麼幾十人上百人前來，其損失真可用「巨大」來形容。
朱某終其一生，不願給任何人添麻煩，何必死了倒來折騰大家呢？
如果我死，決不購買高價骨灰盒，決不定墓碑、墓地之類的玩意兒。
我雖然在學術上毫無造詣，但我畢竟混進最高學府，正兒八經地學過幾年哲學，至今還保留著母校頒發的哲學學位證書。
我知道人死如燈滅，生命不復返。雖說「物質不滅」，但作為生命形態的個人死就死了，轉化為別的什麼東西，已不是我所能左右和關心的。既然生命都沒了，還在乎那堆骨灰放在什麼盒子里幹嘛？
不少人一輩子沒活明白，有一室的房子時要爭兩室的，有了兩室的又爭三室的，一生這樣爭啊爭的，其實最後大家都復歸「一室」。
而就這一個小盒子，還要分出寶石、瑪瑙、檀木、樟木，抑或普通石料和木材，真是想不開啊。
我死以後，決不保留骨灰，決不把那無聊的東西放在盒子里嚇唬孩子。
如果妻兒聽我的話，應該先將我所有能用的器官免費捐贈，假如它們能在其他的生命里獲得新生，我將感到莫大快慰。
然後應該將我的屍體交給醫學院作解剖教學用，假如學生們從我身上能夠學到一點有用的知識，我又將感到莫大快慰——人死還能有一點用處，豈不反證了活著的時候也不是浪費糧食的貨？
再接下來就該果斷地把我火化，趁熱把我的骨灰埋在隨便哪顆樹下，我的靈魂或許可以隨著綠葉升騰到天國去。既然骨灰都作了肥料，墓地就更沒必要了。咱們國家本來地少人多，我就不要跟活人爭地盤兒了。
既然連墓地也沒整，墓碑就更沒必要了，還是留給農民蓋房子、砌羊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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