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開放式關係」的鼻祖，其貌不揚，何以讓整個世界為他瘋狂

讓全世界文青狂歡的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諾貝爾文學獎今年取消頒發，明年補上。其背後的性騷擾和貪污雙重醜聞，簡直污耳污目，曾經神聖的諾貝爾文學獎走下神壇，竟然淪喪至此！

在文青們都在「黑人問號」的時候，其實，早就有人看透了這一點，他乾脆利落地拒絕領取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並說自己最大的榮譽應該是一個世紀之後，他的書還有人看，他的口號還有人引用，他的思想還能在介入當下……

他就是讓-保羅·薩特。

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最重要的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小說家、傳記作家、劇作家、散文家、回憶錄作家和政治活動家。

如果說20世紀是「存在主義」的天下，那麼40-60年代就是「人人腋下夾著薩特」的時代。

1905年，薩特出生於巴黎富裕家庭，但身為海軍工程師的父親在他1歲多的時候就去世了，母親改嫁，但繼父不喜歡他。

無奈之下，母親只好把小薩特送到自己的父親也就是薩特的外祖父那裡去居住。如果說繼父是薩特童年時代的噩夢的話，外祖父則代表了一個孩子童年時代所應該具有的鮮花和糖果。

薩特的外祖父是一位德高望重、學識淵博的德語教授。在薩特幼年就開始對他進行文學上的啟蒙，經常跟薩特一起閱讀優美的散文和詩歌，培養了薩特對文學的興趣，而據說薩特讀的第一本書的書名是《一個中國人在中國的苦難》。

薩特18歲時，在外祖父的鼓勵下，發表了處女作《病態天使》。從那以後，薩特正式走上了文學創作的道路。

薩特喜歡的法國作家莫里斯·布朗肖曾說：作品——藝術作品，文學作品——既不是完成的，也不是未完成的：作品存在著。存在，僅此而已。

薩特要的，當然不僅是存在而已。

22歲，薩特考上了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攻讀哲學，發現了比文學更深刻的存在。

雖然薩特4歲時由於角膜翳導致右眼斜視，讓他的相貌有些醜陋，但這並不影響他的魅力。他善於交際，很快成為在任何一個場合都能迅速吸引周圍的目光並且建立威望與名聲的人，毫不猶疑地主宰一個個圈子和團體，是最受歡迎的狂放的領導者。

那時薩特有一個「由反傳統者和煽動者組成的小團體」。他們激烈地談論哲學，抨擊現實與傳統，強勢地叩問靈魂。雖然表面上傲慢無禮，但他們「有著那種接受過無可挑剔的教育的人所擁有的從容自信。」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1986.4.14），是法國存在主義作家，女權運動的創始人之一，存在主義大師沙特的伴侶。代表作《第二性》，被作為西方女性的聖經。

而波伏娃正是小團體成員之一。

薩特，身材矮小、其貌不揚，卻讓波伏娃對他深深著迷。

「薩特完全滿足了我15歲時的願望。我在他身上看到我所有的怪癖都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可以和他分享一切。」

而薩特覺得波伏娃很美，「我一直認為她美貌迷人，波伏娃身上不可思議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

年輕時的薩特和波伏娃

毫無疑問，他們吸引彼此的點都在於那兩顆蓬勃有趣的大腦，很快他們簽訂契約，開始了一場開放式的伴侶關係。但這個關係依然像合約一樣擁有兩個長期條件：1. 必須誠實地告知彼此他們與他人的性關係；2. 他們之間的情感關係必須始終排在首位，高於其它任何一段關係。

「我們之間是一種必然之愛；但我們也需要體驗偶然之愛。」

而在他倆眾多的「偶然的愛情」中，最出名的要數奧爾加。

奧爾加與波伏娃

奧爾加是波伏娃後來當老師時教過的女學生。她17歲那年，通過波伏娃認識了薩特。

奧爾加生性活潑叛逆，波伏娃將她看作是年輕時的自己。而薩特也被奧爾加的執拗與靈性所吸引，後來對其展開瘋狂的追求。

由此，奧爾加走進了薩特與波伏娃的生活，開始了一段「三人行」的獨特愛情。

1944年，薩特的劇作《間隔》里承認了這種關係的失敗。這部戲只有三個演員，同時自始至終同時在舞台上。大致情節是：三個人，一男兩女，他們死後被安排在一個房間里。

劇中男主人公加爾森在與兩人相處時，感到人與人之間的敵對關係，悟出了一個道理：「提起地獄，你們便會想到火刑、烤架、……啊，真是莫大的玩笑、何必用烤架呢！他人就是地獄。」

那些偶然插進他們中間的男女，某種意義上說，都成了他們51年必然之愛的「犧牲品」。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法國重要思想家。薩特的同班同學

薩特28歲時，研究存在主義現象學的雷蒙·阿隆對薩特說：「小兄弟，你如果是一個現象學家的話，就可以對一杯雞尾酒大做文章，從中弄出一些哲學來。」

薩特聞言激動得臉色蒼白，因為「依據自己對事物的接觸與感覺來認識事物並從中弄出哲學來」正是薩特夢寐以求的目的，他決定步阿隆的後塵，赴柏林專攻存在主義，從此開闢了他的哲學之路。

書中設定主人公羅根丁得了一種病症，並指出這種病症是每個人都可能得的，因此他有時處在不適狀態中而犯「噁心」。羅根丁企圖擺脫他的真實存在，與過去的一個或某些藝術品、甚至一段爵士音樂來認同，去達到某種自由。

1936年，《噁心》誕生。

「由於他那具有豐富的思想、自由的氣息以及對真理充滿探索精神的著作，已對我們的時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64年，瑞典文學院授予薩特諾貝爾文學獎，理所當然地被薩特拒絕了，因為他一向謝絕來自官方的榮譽。

薩特與他標誌性的煙斗

薩特一生都沒有什麼財產，他不喜歡財物，甚至不喜歡一切具象的物品。

除了隨身攜帶的煙斗和筆（他也會經常把他們弄丟），薩特讀完的書也會很快就會送出去。在文字方面也是如此，不論誰去找他，薩特都會毫不猶豫地贈送論文，演講、序言。

但或許是因為這樣，薩特的慷慨幾乎到了驚天動地的地步。比如錢，他經常送人錢，只是為了「讓錢離他遠點兒」。他的闊綽也同樣感天動地——付小費的時候，就從隨身攜帶的一大疊現金里隨意抽出幾張。

即便是錢真的留在了他的手上，他也不會用來買那些具體的東西，而是進行一些一次性消費，比如夜間娛樂：

去某個舞廳，大筆花錢，打車去各處轉悠，等等——簡而言之，在金錢的位置上，除了回憶什麼也不能留下，有時候甚至連回憶都沒多少。

而且他還是個工作狂，住在租來的兩居室里，幾乎沒有一天不工作。

存在主義的巔峰巨作《存在與虛無》就匱乏中誕生。1943年二戰期間，因為煤炭短缺和電力供應不足，薩特就到住所附近的一個叫弗洛的咖啡館，用乙炔照明來寫作。

從一開始《存在與虛無》就難以為學術界正統權威所接受，他們覺得這本書過於離經叛道，不能入哲學的殿堂。

但是戰爭使宗教信仰火速瓦解，人們正在急切尋求新的個體歸屬感。而《存在與虛無》提供了戰後的意識形態，薩特也成為那個時代最閃耀的明星，人們公認的存在主義大師。

「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可透過任何觀念定義前便既存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

20 世紀 40 年代後期，美國文化在巴黎的影響頗有些鋪天蓋地。爵士、藍調、拉格泰姆席捲街巷，人群湧入跳蚤市場買美式服裝，電影院里不停地放映美國犯罪電影，塞納河沿岸的舊書攤里堆著美國小說。

當時的存在主義大師們薩特、波伏娃、加繆雖然對美國的物質主義不屑一顧，但都非常喜愛美國文化。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年），法國作家、哲學家，「荒誕哲學」的代表人物。1952年與薩特決裂

存在主義者也一度成為「任何踐行自由性愛和熬夜伴著爵士樂跳舞的人的簡單代名詞」。

戰後美國遊客開始造訪巴黎，「有文化的紐約人開始追逐那些真正的存在主義者。」

1946年，薩特第一次以存在主義思想大師的身份來訪問美國，紐約就向他展開了歡迎的翅膀。

《紐約郵報》報道說,「全美國的『前衛』雜誌都開始大行刊載傑出法國作家薩特或關於他的文章。共產黨人攻擊他,但反斯大林主義的《黨人評論》很歡迎他。《紐約客》對他微笑,連時髦雜誌也加入了追逐薩特的熱潮。」

《新聞周刊》1月28日那一期對他此行的報道是「巴黎的文學雄獅來到了曼哈頓」。

《時代》雜誌上他照片的一旁註解是「女人被迷暈（Philosopher Sartre, women swooned）」。

他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哥倫比亞等大學演講,還在紐約卡內基劇院對普通公眾演說。

當時在場的美國哲學家威廉·巴瑞特40年後對薩特的卡內基劇院演說仍記憶猶新。

在劇院里實實足足地擠滿了人,有不少是美國超現實主義者。報紙早已使薩特名聲大噪,但真正讓我們著迷的是他多彩多姿的著作。很少有這樣等級的哲學家還能寫小說的……的確,這些都使我們對他很是崇拜。

他曾經一場演講連售票處都受到瘋狂人群的圍攻。

1960年，薩特發表了一本連他自己都可能不知所云的書——《辯證理性批判》，他一腳踏入馬克思主義的領域談論他的存在主義，堅定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場。

1955年，薩特與波伏娃在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周年慶典

其實早在這之前，薩特就認為共產黨是唯一在政治上代表被壓迫者的組織,因此,他並不攻擊共產黨的政治主張,而是選擇了共產黨的「僵硬的唯物主義」理論作突破口,並在《現代》雜誌上發表了《唯物主義與革命》一文。

有人曾說，薩特只有一個，他是個怪物。他的想法不具有任何的普遍性可言。

確實，要不他怎麼在當時左右思想界的兩大基本觀念弗洛伊德和馬克思主義中間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呢。畢竟他對性也頗有興趣，據說他跑到日本去，見了他喜歡的已故作家谷崎潤一郎的夫人，好奇地問她，谷崎是否會將書中的性描寫實踐於生活之中。

谷崎潤一郎，日本近代小說家，唯美派文學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源氏物語》現代文的譯者。代表作有《刺青》等，主張：「藝術就是性慾的發現。」

1980年，薩特去世，萬人空巷，巴黎好幾萬人給他送葬，福柯也參加了葬禮。張汝倫一直記得 1980 年央視轉播薩特去世、巴黎五六萬人給他送葬的壯觀場面，他說，總統國王的葬禮也沒這麼多人。左派右派都去了，其中一定有人不同意他的政治立場，但作為知識分子，他夠格。他能寫出那種東西，背後是有理想支撐的。

薩特的葬禮

有學者說，薩特生前就獲得了「一貫錯誤」的聲譽，但人們似乎認可、寬容了「錯誤」的薩特，甚至有些欣賞薩特的「錯誤」。

當年法國青年中流傳一句話：寧與薩特一起錯，不與阿隆一起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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