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曾賜「天子共商」牌匾，為搞好政商關係潮商曆來就不容易

相傳乾隆年間，有位潮州的航運賈商名叫陳美，常販運物資於潮州和蘇杭之間。有一次他到靈隱寺進香，在損題簿上錯把一十兩銀元連筆寫成「千」，引起方丈和到此微服出巡化妝成「員外」的乾隆皇帝注意。在閑聊中陳美向「員外」感嘆「營運過程一路關卡重重，關關要稅，生意難做」。乾隆便笑稱合作生意，並聲明不出錢只出字，寫了「天子共商」四個字，並告訴他製成一面黃旗掛在貨船上。

自從有了「黃令旗」之後，陳美的貨船沒有人敢收稅而財源滾滾成為巨富，並在家鄉買地建下豪宅，如今庵埠鎮大鑒管區西畔下埕大榕樹旁的「大厝內」建成的三進二火巷、一後包一前埕一花園有99個門戶的大院。

陳美是幸運的，因為被御賜了「黃令旗」而飛黃騰達，但從側面來看，他向乾隆皇帝發出的感嘆也反映了當時潮商的不易，這就要從清廷初年實行的「遷海令」說起了。

內遷五十里，「及展界回鄉，

里巷荊棘，無瓦片可棲」

早在唐代，潮汕商人就開始了對外海上貿易。到了兩宋時期，潮汕的對外海上貿易逐漸增多，韓江下游出海口開始形成了辟望、風嶺、樟林、東隴等港口，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往來日益密切，且在此時出現了潮人的第一次移民潮。

到了明代，由於受海禁政策影響，許多依賴海上貿易的潮商失去了經濟來源，開始鋌而走險，走上亦盜亦商的道路，張鏈、吳平、林鳳、林道乾等就是這一類型的代表。

順治十八年（1661）清政府頒布遷海令，強制沿海居民向內地遷徙，以遏制鄭成功等沿海反清勢力，斷絕其物資支援及周旋的社會空間。當時偏北沿海地區，只是遷移海島居民而已，江浙地區較為嚴格，福建、廣東地區最為慘烈，沿海居民基本全部內遷三十里至五十里不等，私出界外者處死，造成大量人民流離失所乃至死亡。

康熙元年(1662年)，清延再派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潮屬沿海六縣，於正月二十九日出遷民告示，著令遷區居民一律內遷50里。實施第一次內遷之後。又於康熙三年（1664）清廷再次勒令界外人民遷入內地，廬舍概行拆毀。至康熙三年(1664年)四月，各鄉男女老少，佝僂提攜，棄家室，舍田廬，盡數遷至今潮州市所屬的汀沃鋪、秋溪、黃金塘等地居住。

清廷斥地，給閩粵沿海社會秩序帶來嚴重的破壞。據修撰於清嘉慶年間的《豪山陳氏族譜》記載，「國朝初年又遷沿海居民盡入內地，流離顛沛，靡室靡家，展界後回鄉者不滿數十人」，「及展界回鄉，里巷荊棘，無瓦片可棲」。

康熙八年(1669年)二月，清廷派都統、戶部侍郎及兩廣總督周有德等來潮查察遷民詳情，周有德看完奏疏，深為感動，決定代為遞呈……幸於翌年，朝廷終允復界。於三月間，動員遷民歸故里復耕，沿海鄉民一律遷回，百姓如獲再生。

紅頭船商貿，潮商的崛起

雖受朝廷政策影響，但是潮商依舊沒有斷絕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貿易。而真正具備現代意義上的潮商則應該從潮汕的紅頭船商幫算起。

紅頭船始於清朝雍正年間，是當時皇帝「御批」給廣東出海船隻特定的顏色，方便與巡海水師區分沿海各省的商船，但是這一規定在廣東其他地方實行不久就沒有嚴格推行了，唯有潮汕各地的商船一直堅守著，後來也就成了潮商遠洋船隻的一種特殊標誌，因此潮商也就慢慢成為了紅頭船商幫，而且也成為海上絲路上重要的「紅頭船商貿」，當時這支商貿船隊航線遠達東南亞的呂宋、暹羅、安南等諸多國家，而國內也與上海、台灣、廣州、泉州、寧波等地保持著密切的海上貿易往來，全盛時期民間紅頭船數量達到300多艘。

潮商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上的重要群體，除了出現的時間早、人數眾多外，足跡還遍布海絲沿線各國，繼兩宋出現第一次潮商的移民潮後，明清時期又出現了兩次移民熱潮，據載僅1782年至1868年這段時期，乘坐紅頭船抵達暹羅的潮商就多達150餘萬，因此向來就有「海內一個潮汕、海外一個潮汕」的說法。這些遍布海絲沿線各地的潮商都具有強大的實力，很多成為了當地的行業龍頭。

作為以海為伴的潮商，在進行海外商貿活動時不但繼承了傳統中原文明，又融入了開放包容的海洋文化，他們具有敢於拼搏的拓展精神，又擁有大海的闊達，他們富有冒險意識和開創意識，這種典型的海洋商業貿易精神是潮商與內地其他商幫最鮮明的區別，他們置身於海洋文化的驚濤駭浪之中敢拼敢闖，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環，更直接促成了潮汕地區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為傳播潮人文化與促進潮汕與海外的交往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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