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你們,放過大學吧!
名牌大學由於其得天獨厚「品牌」優勢,集社會輿論「萬眾寵愛」於一身。據2017年中國高校社會影響力排行榜顯示,傳統觀念中的頂尖大學,在高校輿論媒體影響力排行榜上的表現一騎絕塵。我們在為大學卓越的輿論公關與形象管理自喜時,也要認識到在眼球經濟以及輿論呈現消費異化的時代,大學逐漸成為消費文化的「符號標籤」。
原文:《別讓社會輿論過度消費大學符號》
作者: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 汪衛平
象牙塔外輿論受眾通過對標籤的消費,營造出鮑德里亞所指「參與世界的在場證明」,輿論主要生產者獲得基於受眾符號消費帶來的可變現價值。而熱點事件背後的公共事務討論、大學符號所指、大學精神卻在輿論的狂歡中被忽視、異化、消解。
首當其衝的是,新聞報道對大學符號的泛標籤化。例如鴻茅藥酒事件、研究生海外失聯等與名校學生關聯的嚴肅法制新聞中,輿論卻均以「xx大學」作為醒目的標籤。在刑事犯罪報道中,媒體更是拿嫌疑人「名校畢業生」身份大做文章,博取眼球。儘管當事人可能已經離校數年,事件發展與學校也並無關聯。雖然其名校背景的披露獲取了公眾關注,甚至得到了逆轉式待遇,卻讓公眾對名校負載的社會網路資本的理解產生偏差,質疑社會公正起作用的平等原則,主人公不幸遭遇的深層原因更被標籤式消費所忽略。
同時,成員行為脫離大學集體形象時,巨大落差也會被製造成符號消費的場域。名校畢業生淪落街頭撿破爛,師生關係異化,以及北大校長校慶演講的「鴻鵠事件」等新聞引發了輿論的狂歡。在「獵奇與揭醜式」議程設置中,媒體成功吸引受眾的有限注意力,而對消費精英大學符號的人來說,這是身份建構的過程,是對象牙塔隱私的窺探與討伐,是滿足輿論看客心理的消費體驗。在消費主義的符號體驗中,受眾感悟到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參與感,所以熱點事件背後的原因、發生機制、應對之策,甚至更廣泛層面的公共精神,不得不在這場消費的極致體驗中湮滅。
電視娛樂則以綜藝節目「教育與社會意義」之名,行娛樂消費之實。從《一站到底》推出的世界名校爭霸賽,到《最強大腦之燃燒吧大腦》基於學生海選成績,發布所謂的「全國高校腦力排行榜」。頂尖高校學子參與的綜藝節目,本應展示學子與校園青春的正能量形象,但在媒體包裝下卻異化為對「顏值」「學霸」「情商」的簡單崇拜,拙劣地模仿商業化大學排名的中場表演。節目製作者彷彿已看到,並盡在他們掌握之中的場景———電視機前的觀眾正為母校出現而歡呼,為排名上下而爭執不休,甚至需要在自媒體上發泄一番才得到滿足。而以名校與非名校稟賦差距為噱頭的炒作,坐實了「世上本沒有學校歧視,只不過輿論說多了就有了」的批評。以重點大學的優勢積累作為節目談資,滿足了受眾娛樂需要與品牌消費快感,卻使「985/211」「雙一流」符號的所指逐漸異化。輿論的消費性質使得大學符號擁有消費品的特徵,在品牌崇拜和資源壟斷背景下,符號差異是實力差異,也是身份差異。大學類型差異的符號(能指),在輿論炒作差距的過程,衍化成具有高校鄙視與學歷歧視(所指)的社會抽象概念。如果要扭轉基於學校身份的惡性歧視現象,輿論之風必須整頓。
最直接的消費方式是,社會輿論的市場化運作,以大學符號為牟利手段。商業化大學排行榜是一場關於大學標籤消費的集體盛宴,始作俑者名利雙收,公眾從符號排序中獲得擇校信息,點評象牙塔「兵器譜排行榜」的江湖豪氣。小有名氣的考研講師「如數家珍式」兜售名校「趣聞野史」和學習「真經」,獲眾多學子追捧,繼而混跡娛樂圈。電子競技遊戲公司竟也能組織所謂的高校爭霸賽,僅以個別學生參與的「華山論劍」,卻堂而皇之搭上「門派」的名聲。名校雲集的東部城市掀起「為母校點亮國際金融中心大屏」的投票活動,背後也是某音樂平台與電商在推波助瀾。而此前的「頤和園五號口紅事件」,更被指蹭校慶熱度、賺校友情懷、飽己之私囊。大學符號承載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形形色色的商業剮蹭中,顫顫巍巍,欲言又止,甚至於圍觀人流中被遺棄。
難道大學本身不能有所回應嗎?當然不是!大學早已褪去傳統意義「苦修學術的孤島」的烏托邦形象,大學的發展必須要立足區域經濟社會,強調公共關係、輿論監控和形象管理。但在面向社會輿論時,大學也要堅守底線與初心。原中山大學校長黃達人曾說「大學不要成為輿論的中心,不要成為社會上『說事』的對象」。陳平原教授也曾呼籲「大學不應該成為娛樂話題」。這需要大學理性看待形象管理與符號價值的關係,不能過於重視「外包裝」,而忽視大學的精神。在社會價值多元以及價值衝突更複雜的當下,大學精神更應成為時代文化的先驅。社會媒體應從對高校輿論的標籤化、娛樂化以及商業化過度包裝模式中走出來,轉而更加關注社會事件對受眾公共精神的培育。作為在校生或校友,要明白「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傳人可知」,大學精神與品格來自每個人的選擇與堅守。
需要澄清的是,不提倡社會輿論過度消費大學符號,但並不要求暫停以公共事務精神的方式討論大學。因為公共性是大學精神的核心,是推動大學走向世界一流的關鍵。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提到:「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讓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就是把文化變成一場娛樂至死的舞台。」也許,對當前國內大學而言,問題已不是德里克·博克所呼籲的「走出象牙塔」,不是如何頂天立地,而是在公共事務討論的輿論中,如何去面對社會的「舞台與聚光燈」。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08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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