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而無禮——當下書法憂思之一

不懂禮儀的書家，哪怕有再大的名頭、再好的筆墨技巧，必定是片面偏頗，甚至是粗鄙可惡的。

書而無禮——當下書法憂思之一文/陳勝武

愛之深，方能恨之切。當今中國書法正在迅速發展，如果以「非主流」的冷眼來旁觀透視，則可照出當下書法並不美麗的另一面，或可作為同道冰鑒。

2011年11月1日，聖壽禪寺住持能顯法師應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校區東亞中心宗教研究系邀請，前往講學。陳勝武先生書寫的四尺整張泥金楷書《大悲咒》，被能顯法師作為禮物贈送給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校區東亞系宗教中心主任Jose Ignacio Cabezon。Jose是古巴人，曾經在印度當了十年喇嘛，修研佛法。

文化自卑

中國人一直善於學習，中國文化幾千年來一直在與外來文化的交流學習中發展壯大。

但是19世紀以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運是可悲的。中國被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強行納入了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國的仁人志士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既而從制度上感覺不足，終於從文化上根本感覺不足」（梁啟超語），將中國落後挨打的原因歸罪於傳統文化，於是開展了一場持續一個多世紀的矯枉過正的文化運動。陳墨先生在《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中指出：「20世紀中國的主要文化思潮，或者說『主流意識形態』，是對傳統文學的批判、揚棄、輕視、仇恨與否定。」這不僅僅是文學，也是整個傳統文化的遭遇，其直接結果就是我們喪失了文化自信和話語權，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把糟粕和精華一起倒掉，造成了持續幾代人的文化斷層。

對於中國書法來說，和西方藝術其實完全是兩個體系，互相之間基本沒有關係。但是近幾十年以來，中國書家在與西方藝術家的文化交流中，我們以獲得對方的理解和認可為榮，當對方不能理解中國書法的時候，我們竟然感到焦慮和不安，然後引進西方藝術尤其是美術理論和話語體系，來判讀、解構、重塑中國書法，削足適履式地迎合對方，這是典型的喪失文化話語權之後的文化自卑。這種學習本身並沒有錯，並且勇氣可嘉。但是實踐證明，學習的後果卻是生硬割斷了中國書法的「在地性」，泯滅了中國書法的精神內核，及其自身的獨立性和獨特性。鄭曉華先生指出：「文化藝術的『世界化』是近四百年歐洲藝術的專利。……『世界化』的進程中，歐洲藝術是都以本土的面目直接指向世界的。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對方的本土特點，先將自己『修理修理』，然後再往外推。歐洲美術、音樂就是這樣從本土的、地域的而變成世界的。」在很多書家眼裡，中國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他們有意願與先賢並肩，但沒有勇氣和實力，轉而急於掙脫傳統另闢蹊徑。不少書家把繼承傳統視作抱殘守缺，熱衷於移植西方文化炫奇尚異，在國人面前顯示所謂創新，希望以此證明無愧於祖先，以此與歷代先賢並肩。可惜的是，當今中國書法的最大問題，並不是創新不夠，恰恰是繼承傳統不夠。

鄭曉華先生在《學院派書法——書法畫：土壤、動機、願景》中有一段話，雖然是評論「學院派」書法，實際上可以用來指相當部分當今書家：「學院派書法從局部語言看，它似乎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中國書法。但是在整體結構上，它是對中國書法進行了『大卸八塊』式解構，把書法剁碎了，再重新拼合。而拼合的手法，是『現代美術』。所以似乎我們可以說，它比『現代書法』走的更遠，是對中國書法卸胳膊斷腿，傷及骨骼了。」

書法的危機

近幾十年來，書法在表面上看來「名家林立，創作繁榮，教育發展」，但是稍微深入觀察，不難發現其中危機重重。

一方面高等學校書法教育和書法協會迅速發展，成為推動書法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書法同時卻面臨相當嚴重的基礎危機，中小學校學校書法教育以及國民的書寫能力全面退化萎縮，絕大部分人喪失了對書法的鑒賞能力。經過有識之士持續的多年的不懈努力，教育部2013年印發了《中小學書法教育指導綱要》，肯定漢字和中國書法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把書法作為增強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這是個良好的轉變的開始，但是實施起來困難重重，短期之內難以挽回幾十年積累的頹勢。

書法正在逐漸被從傳統國學的土壤中剝離出來，並且遠離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一種只在展廳生存、純粹講求技巧的視覺藝術。經過近三十多年來的探索實踐，當今書法的主流重新回歸深入學習傳統，但是這種高舉繼承旗幟下的學習和教育是片面和偏頗的，絕大多數只注重筆墨技巧和視覺效果，書家知識結構片面，文化修養缺乏，作品內涵蒼白，人文精神孱弱，思想情感空洞，這其實是書法的退化和書法美的流失。當今書壇展覽書法泛濫成災，展覽書法最大程度迴避和清洗了書法的禮儀、文采、用途等要素，只留下了視覺和形式，並且正在一統天下，擠兌了其他書法形式的生存空間。

不學禮，無以立

在中國古代，「禮」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儀」是「禮」的具體表現形式，是依據「禮」的規定和內容，形成的一套系統而完整的程序。禮儀幾乎囊括了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個人的倫理道德、行為準則。《論語》中，孔子對兒子說：「不學禮，無以立」。禮，對於中國人來說，是為人處世的圭臬和精神脊樑。

美國作家賽珍珠在1938年的諾貝爾獎授獎儀式上的演說中說：「現代中國作家所寫的那些小說，過多地受了外國的影響，而對他們自己國家的文化財富卻相當無知。」這句話在將近百年之後聽來，仍然振聾發聵。賽珍珠雖然講的是文學，但是用來指中國人對待自己的傳統，卻是再適合不過了。

中國人號稱信奉中庸之道，卻往往做出全世界最極端的事情來。要不要繼承本國傳統文化這樣的話題，全世界估計也只有中國人才會討論，並且為此爭論了一百多年，還沒有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文化處於艱難的解構與重建過程之中，禮制隨著舊制度被推翻，被全盤否定和污名化。普通人的衣食住行等一般行為和日常社會活動的禮節儀式，代表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這些也同時被國人輕蔑地拋棄。不可諱言，經過近百年的全民族共同歧視打壓和強制清除，如今傳統禮儀逐漸被人淡忘，很多同胞還對此懷有快感，「禮儀之邦」令人惋惜地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我們從小在學校中都接受過尊老敬賢、禮貌待人等抽象文明禮貌教育，但是很少有人教我們具體應該怎麼做。哪怕我們有學禮之心，卻少有學禮之途。《論語》說：「質勝文則野。」儘管中國人是善良、真誠的，但是當今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細節中，缺乏具體禮儀細節的教育和踐行。中國人看起來會讓人有粗野的感覺，只是我們共同生活在一起渾然不覺而已。近年來蜂擁到海外旅遊的同胞們在當地的表現，無數次反覆證明了這一點。我們襲用西方禮儀，中國領導人到西方訪問，要遵循當地禮儀，西方領導人到中國訪問，我們也用西方禮儀來接待。在禮儀方面，我們沒有自己的話語權和成熟完整的禮儀制度。

《禮記》說：「夫禮者，自卑而尊人」。《孝經》說：「禮者，敬而已矣」。自謙而敬人，是中國禮儀精神的核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由此衍生出來的禮儀制度，涵蓋了古代中國人社會和生活的每一個環節，當然也包括書面禮儀。書儀，原本指古代關於公文和書札體式的著作。我借用這個詞語，擴大其涵蓋範圍，用來指「書面禮儀」，就是指中國書畫作品，以及信札、日用文書等的書面載體的體式和禮儀。書儀通過內容、材料、字體、格式等要素體現，深刻的展現出書畫家的道德修養和文化品位，對作品的藝術價值有重要影響。得體地使用書儀，是文明禮儀的基本要求，是個人修養的重要體現，對於書畫家更是須臾不可疏忽的重要文化素質。

孔子談論禮和樂時，有段非常精彩的話語：「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這段話同樣非常適合用來評論今天的書法，當今書家對傳統的學習和繼承是片面和偏頗的，書法被從文化傳統和日常生活中剝離，正在被用解剖的、技術的方式大卸八塊，成為單純的視覺藝術。一種傳統藝術，只有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鮮活地存在，才能真正具有人文價值，才會輻射出蓬勃的生命力。這裡所講的生活，實際上是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等活動以及人們日常生活的總和。鄭曉華先生指出：「因為書法藝術的特殊生態形式——實用的和藝術的是從來不分離的，應用型的書法未必都能躋身於藝術審美，但高品格的純藝術書法形式完全可以應用於生活實用。」幾千年來書法從來沒有脫離生活成為獨立的純藝術，思想、情感、生活、筆墨互相交織、震蕩、融合，才會誕生佳作，甲骨文、金文乃至漢碑、摩崖，以及《九成宮醴泉銘》《顏家廟碑》《玄秘塔碑》等等歷代碑刻，《蘭亭序》《祭侄稿》《自敘帖》《韭花帖》《黃州寒食詩帖》等歷代墨跡，無不如此。

缺乏書儀是當下大多數書家和書法的通病。當今書家從年齡層次來看，一些前輩書家對於書儀掌握運用的比較好，越是年輕的越是每下愈況，其對傳統文化以及民俗的漠視和無知，往往洋相百出，達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地步。

書而無禮

當下書法缺乏禮儀，不一而足。對事不對人地分析，具體看有以下幾類問題：

一、作品內容不合禮儀，包括稱謂、民俗、款跋等方面。

現在的書家酬贈作品時，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得體地稱呼他人和自己，或者指名道姓，或者乾脆迴避稱謂，贈送他人的作品在稱謂上沒頭沒腦。對於賀壽、賀婚、賀喜、哀輓等特殊用途的作品，很多書家不知如何稱謂署款。一位名家向同仁邀約賀件為自己賀壽，結果徵集到的作品中，相當部分內容和賀壽主題毫不相干，也沒有上款。這種作品在禮儀方面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作者極其不樂意應邀寫賀件，礙於情面，隨便給一件應付塞責了事。更有甚者，有的賀壽作品無上下款無題跋，如同到人府上參加壽宴，衣冠不整，放浪形骸，來去無禮，不與主客交一言。有書法博士用柳宗元《江雪》寫作品，用「滅絕」字樣給某單位用作成立十五周年賀件。有書家在紀念先賢誕辰賀件署款中，自稱酒後遣興，非常輕佻。我的老師馬亦釗先生教導我，給尊長寫賀件時，字寫得差一點可以原諒，但是「板頭要搞牢」，這是溫州俚語，是指言行舉止和書面儀禮務必要得體。

二、材料選用不虔敬不得體。

傳統對於書法材料的選擇是非常講究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題材、重要場合，必定選用珍貴的材料，賀喜弔喪等不同情況必定選用合適的材料。材料講究與否，表現的是作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態度虔敬與否。近代還有扇庄一行，專門為書家製作各種不同材料以適應不同的題材和用途。當今有書家用舊報紙塗抹作品，用於給先師百年冥誕作賀件。有書家給高齡前輩寫賀壽作品，用藍黑色印泥鈐印，這是以前喪家用的，而這個作者本人此時並非喪家，顯然他是不知道這個習俗。傳統賀喜作品講究墨彩以濃厚華滋為上，當今有書家用極淡的宿墨寫賀壽作品，墨色沒有神彩，並非得體之舉。展覽中拼染好色之風盛行，經常看到有人用黑紙寫白字，營造碑刻效果，這種材料選擇和顏色搭配傳統中是不會輕易用的，尤其不可用於酬贈。

三、漠視字體選擇的差異。

《論語·鄉黨》篇生動記載了孔子在不同的環境和情景中，容色言動、衣食住行，具體表現都是有巨大差別的。「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羔裘玄冠，不以吊。」

這就是不同生活情境中的禮儀差異，同樣的道理，古人在不同用途上必然使用不同的字體，歷代對此多有論述。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中載：「鍾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書譜》說：「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畐，真乃居先」，明確指出行草和楷書的不同適用範圍。科舉時代，字體和書體要求更是嚴格，唐代顏元孫《干祿字書》「具言俗通正三體。」俗字：「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通字：「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正字：「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

關於古代字體選用有制度規定，也有約定俗成。啟功先生在《古代字體論稿》中指出：「每一個時代，都不止有一種字體。……每一個時代中，字體至少有三大部分：即當時通行的正體字，以前各時代的各種古體字，新興的新體字或說俗體字。……從字體的用途上可見一種字體在當時的地位，例如草稿、書信，與金石銘文不同。凡一種字體在鄭重的用途中，如鼎銘、碑版之類上出現，即是說明這種字體在當時已被認為合法，可以『登大雅之堂』」。籠統來說，鼎銘、碑版、題刻、公文等，通常都會選用當時最保守、最嚴謹的書體。匾額、宗祠廟宇對聯等，通常宜用楷書等靜態正體（包括篆隸），日用文書、致尊長信札等宜用恭楷，給同輩、晚輩日常書信及日常書寫，可視情選用行草書。當下書壇二王書風方興未艾，崇尚二王書風並沒有錯，但是片面抬高二王尺牘書風，無限擴大其外延，貶低其他書體，不分對象和場合都使用尺牘行草，就走向過猶不及的反面了。曾有書家為寺院書寫對聯，用的是狂草，還張牙舞爪地把筆畫寫到界格之外，毫無持敬之心和清凈莊嚴之相。

四、格式處理東施效顰。

古代關於書面格式有非常嚴格的制度規定，對於書家來講，常見常用的具體有抬、闕等形式，以及款跋中的特殊要求。當今很多書家號稱自己深入學習傳統，但這種學習僅僅停留在淺層的形式層面，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東施效顰，有很多違反本民族藝術規律的做法，不知道他們是蹩腳地學步西方美術，還是故作捫虱嗜痂的放浪形骸。

章法處理上借鑒尺牘形式，但是絲毫不尊重文字內容之間的邏輯聯繫和禮儀要求，不管寫什麼內容，都是任意分段換行，寫得七長八短，機械地製造章法的錯落，顯得非常滑稽和無知。行草作品中還能勉強忍受，楷書尤其是小楷作品抄寫一段完整內容，也要生硬分成高低大小錯落的多個塊面，實在不堪忍受。關於名字寫法，古人也有很多不成文的規定。民國時期，雖然已經開始有橫寫習慣，但是有文化的人還是遵照古禮，在姓名之上採用闕的方法以示尊敬。朱自清致馬公愚函就是這樣寫的。我曾親眼見到林劍丹先生在作品中寫到前賢孫仲謀姓名，剛好名字錯開要另起一行，就撕毀重寫，他說否則就是不敬。當下不少書家作品中，毫不在意把人的姓名錯開寫在兩行的不在少數。

作品蓋章方面，書家借鑒傳統書畫形式，流行在起止等處蓋滿印章，以求視覺效果，營造「古物」的視覺效果。中國傳統書畫上的印章，是在千百年的流傳過程中，作者和收藏、鑒藏者根據特定的規律，先後慢慢加蓋自然形成的，這是歷史和文化自然積澱的結果。現在書家注意到這個形式特點，做出「形式至上」的片面解讀和機械模仿。一件作品剛寫好，作者就要蓋上十幾枚甚至幾十枚印章，把留給將來收藏鑒藏家蓋章的重要空間統統一次性佔據。這樣的作品，真不知道讓將來的收藏、鑒藏者如何置足？就像一個婚禮，新郎把主持人、證婚人等角色都搶過來自己當，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還有一種做法，在書法上蓋印時，受西方波普藝術影響，一枚印章多次重複蓋在一起，組成一個塊面，似乎是沃霍爾《瑪麗蓮·夢露》一畫的印章版。或者用一塊印材的平板面，蓋出一條紅色條塊用在作品中當裝飾，實在是莫名其妙。傳統書法中，帝王的作品和匾額題字，會把印章蓋在正文上方，現在書家都流行這種做法，如同人們愛穿著皇冠龍袍上街，把這個當做流行以顯示品位。

不懂禮儀的書家，哪怕有再大的名頭、再好的筆墨技巧，必定是片面偏頗，甚至是粗鄙可惡的。

溫州市文聯創研副主任、市書法家協會秘書長陳勝武先生髮言

陳勝武：溫州書法家協會秘書長、浙江省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本文為2014年8月第八屆全國青年文藝評論家高級研修班結業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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