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日記中承認：自己有八大缺點

圖：抗戰期間，蔣介石在中央電台發表講話

文 | 諶旭彬

蔣介石乃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人物，討論與校正其成敗功過，是當代及後世史家必做的長期功課。至於其作為國家領袖，在個人性格與處事模式上的缺點，蔣氏日日燭照己心，其實早已留下「定評」。

1936年11月10日，蔣氏在日記中分析自己「一生短處缺點與病源」，寫道：

「甲、用人未及科學方法，並無綿密計劃；

乙、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不能察言知言；

丙、缺乏匯聚功能，部屬中自生矛盾與衝突；

丁、本人衝動性大，繼續性少，手令多而變更性繁，此乃思慮不周，行動輕率之過也；

戊、感情常勝於理智；

己、不注重提綱挈領，細事操勞過多；

庚、長於應變，短於處常，用人行政皆於臨急關心；

辛、各部機關未能調整充實。」

蔣何以形成上述缺點？史家多歸之為其成長環境，如王奇生認為，原因在於：

「他的少年時光，大部分是在母親和外祖母陪伴下度過的。……在兩位寡婦撫育、呵護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其性格中難免養成某些女性化傾向，如陰柔、脆弱、敏感、細緻、多愁、多疑、愛整潔、愛操勞細事等。」

某些蔣自認的缺點，在身邊親信眼裡，往往有另一番面貌。

比如，蔣認為自己「缺乏匯聚功能」，以至於無法統合派系，導致「部屬中自生矛盾與衝突」，但陳立夫卻認為，讓部屬產生矛盾與衝突，本是蔣一貫奉行的權術手腕。陳說：

「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幹校等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至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稍後，全面抗戰爆發。蔣的上述缺點，亦隨抗戰相始終。

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對此深有感觸，在日記中多次提及。譬如，1937年9月，閻錫山「轉下之命令早發遲到」，蔣介石「徑下之命令遲發早到」，導致身處前線的萬壽山部不知所措，「幾於全部錯移其它位」。徐永昌感慨：

「委員長徑令太多，又忽略通知其長官，因之誤事者有之，發生誤會者有之。」

再如：

「日前蔣委員長手令湯恩伯軍調長治晉城，關麟征軍調新鄉兩戰區，聞之莫明其妙，以為有緊急用途又不敢留而不發，及詢悉無他急用又皆電請緩開。今晚決定皆各在原地留一部，此皆委員長游移不決之表徵也。」

徐永昌認為，當日軍隊的許多通病，其根源正在與蔣介石：

「軍長不聽集團軍司令命令，師長不聽軍長命令，皆因委員長好直接與下級者通聲氣之弊病所致，稍有所謂多線式系統之譏。按今日國家情形，委員長實不需再致力於下級將官之籠絡也。」

「委員長每好親擬電、親書信或親自電話細碎指示，往一團一營如何位置等，均為詳及，及各司令長官或部隊長既不敢違背，亦樂於奉行，致責任有所諉謝，結果委員長之要求所至，戰事愈不堪問矣。」

也有部分缺點，得到了蔣有意識的「糾正」，譬如「用人專用其才，而不計其德」。自抗戰往後，蔣在用人方面越來越趨重於「德」。及至敗退台灣，還曾因此與蔣緯國有過一番辯論。據蔣緯國回憶：

「（為著）選擇幹部究竟是道德重於學術，還是學術重於道德，我們爭論了兩個禮拜。最後父親接受我的意見。」

「我舉了一個例子向父親說明：有一群道德好但不學無術的人，帶頭者道德學術兼備；另一群人則是學術超群，帶頭者也是道德學術兼備。前者帶的這一群人雖然品德好，但不學無術，他自己雖然品學兼具，但是這也要幫忙，那也要幫忙，非常辛苦。我跟父親講：『那就是您。』」

蔣緯國並不認同蔣介石「用人以德為先」的這種自我糾正。

注釋

《蔣介石日記》(手稿)，1937年，「雜錄」。王奇生：《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蔣介石的早年成長經歷與個性特質》，「蔣介石的人際網路」學術討論會, 2010。陳立夫：《成敗之鑒：陳立夫回憶錄》，P457。徐永昌日記，1937年9月3日。徐永昌日記，1937年11月22日。徐永昌日記，1941年5月23日。徐永昌日記，1944年6月12日。蔣緯國/口述 劉鳳翰/整理：《蔣緯國口述自傳》，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8，P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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