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稱先秦沒有「法家」 他的根據是什麼？

一般人會覺得，先秦有法家是毫無疑問的。但是，胡適卻對此持否定的態度，他說：「古代本沒有什麼『法家』……孔子的正名論，老子的天道論，墨家的法的觀念，都是中國法理學的基本觀念。故我以為中國古代只有法理學，只有法治的學說，並無所謂『法家』。」胡適所說的古代，就是先秦時代。我們查先秦時代的著作，確實未見與儒家、墨家等相提並論的所謂「法家」的說法。例如，《孟子·告子下》記載：「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這裡所說的「法家」，肯定不是與儒家、墨家等相提並論的作為一個學派的「法家」。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把它解釋為「法度之世臣」，與之相提並論的是「輔弼之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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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是漢代的說法

就我們所見的文獻而言，最早說到作為一個學派的法家的是漢代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這是關於法家的最早也是最經典的論述。另一經典論述出自《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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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論述可見，法家是漢代的說法，而不是先秦的說法。胡適言先秦無法家，是有根據的。不過，也有人認為，雖然先秦無法家之名，但有法家之實，因為被《漢書·藝文志》歸為法家的著作，如《李子》《商君》《申子》《慎子》《韓子》等在先秦早已存在，寫這些書的作者更是早已存在。既然如此，「法家之實」在先秦不是早已存在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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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法家之實」呢？

上述之人和書就是法家之實嗎？如關於韓非子，司馬遷說他「歸本於黃老」，劉向說他為「名儒」。面對這些關於韓非子的不同認識，簡單地以法家之名說韓非子，肯定是值得商榷的。流傳至今的最可靠的「法家著作」是《商君書》和《韓非子》。按照《漢書·藝文志》「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我們對商鞅和韓非子的法家歸屬就難免有疑問，因為他們都不是理官（法官）。雖然《史記·商君列傳》記載商鞅「少好刑名之學」，但他的主要身份不是法官。商鞅變法之「法」雖然含有法律之法，但其範圍肯定要比此廣泛得多。韓非子的主要身份也不是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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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通常說的「法家學派」源自誰

今天通常說的「法家學派」，源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和《漢書·藝文志》。司馬談創造了一個「法家」概念，應該是有他的根據的：他大體上以「法律專家」或「刑法專家」來指稱這一派，但未指明該派所含的具體的人和書。正如馮友蘭所說，儒、墨是先秦就有的老概念，但法家以及名家、陰陽家、道家是司馬談所創造的新概念。西漢時代其他的人幾乎不用「法家」的概念。司馬遷在《史記》的所有傳記中未用「法家」一詞。他單獨給商鞅作一傳記：《商君列傳》，其中不出現該詞，而關於申不害、韓非子的傳記則放在《老子韓非列傳》之中，也沒有出現該詞。《漢書》只有《藝文志》用「法家」，其他地方都不用。在西漢的其他著作如陸賈的《新語》、賈誼的《新書》、韓嬰的《韓詩外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中，也未見「法家」。《鹽鐵論》被今人認為是展現儒法之爭的著作：文學與賢良代表儒家，大夫、御史代表法家。但事實上，書中有「儒者」「儒墨」而沒有「法家」；有商鞅、韓非、申韓、李斯，但未以「法家」稱呼或概括他們。到了東漢，王充在《論衡·程材》中用「法家」一詞，指法令或法律專家：「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這裡說的法家，吻合於《漢書·藝文志》所說的源於理官的法家，但與今人視野中的以韓非子為集大成者的法家距離較遠。

總的來說，先秦無「法家」，這個判斷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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