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儒學創新與發展」國際學術論壇在山西召開

2018年5月19日——20日，由國際儒學聯合會與中國實學研究會、中國孔子基金會、中華孔子學會、中共山西省委宣傳部、中共山西省委黨校、中共運城市委市政府、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等單位共同主辦，中共運城市委宣傳部、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山西省社科院國際交流中心承辦的「新時代的儒學創新與發展」國際學術論壇在山西省運城市召開。全國政協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葉小文，民革中央常委、山西省委主委、十一屆山西省政協副主席張友君，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楊茂林，山西省委黨校副校長田忠寶，運城市委副書記、市長朱鵬，濟寧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孫愛民等領導及來自國內外的近百名外專家學者參加會議。運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王志峰主持開幕式。

一、儒學的總體性研究與創新

葉小文指出，中國能保持強勁的發展勢頭，一個重要原因是來自於積澱深厚的傳統文化的支撐。文化自信是創新的基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要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新時代新儒學的新使命是，為助力「一帶一路」充實文化內涵、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文化支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夯實理論基礎。

楊茂林指出，創新和發展儒學，一要深入挖掘其時代價值，二要找准與當地文化資源的結合點，三要特別注意去粗存精、去偽存真的問題。積極挖掘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所承載的政治理念、價值取向、人文精神，並使之更加科學有效地融入人們的生產生活，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的滋養涵育作用。朱鵬指出，儒學文化歷經2500多年的傳承發展，成為傳統文化的核心、中華文明的重要標識和獨特符號。孔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發端和起源，關公文化是孔子文化的實踐和弘揚，「二聖」文化代表著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追求。王志峰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以儒家文化為主幹的多元體系，以儒家為主幹的傳統文化能夠為當代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供文化支撐和文化自信。山東和山西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富集地，具有弘揚傳承傳統文化的責任擔當與文化使命。國際中國哲學會榮譽會長、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成中英指出，儒學是生命本體之學、天地人合德之學。儒學要走向世界與未來的關鍵是發揮儒學的實踐精神與道德意志。

韓國儒教協會名譽會長、成均館大學儒教哲學文化創新研究所所長金聖基指出，今天應站在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東亞乃至全球的立場上看待儒家文化。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以來關於創新發展中國儒學事業的一系列講話指明了儒家思想在社會轉型時期具有重要的道德彌補功能。儒學的創新過程既要結合時代、結合現實，也不能脫離經典。中央黨校督學、哲學部教授喬清舉指出，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生命力的重要思想源泉之一，是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精神力量。傳統文化的發展要與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相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要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融合統一。中國實學研究會副會長、國防大學教授朱康有指出，馬克思主義思想作為我國發展和建設的指導思想，融入更多的本土文化精華是其重要的發展趨勢。應當高度評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傳統文化思想一系列論述的重大意義：它意味著我們將從來自於不同文明背景的兩種文化交融中看待馬克思主義及其發展——這是當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的「新」的釋讀。

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馬來西亞孔學研究會署理會長陳啟生指出，東南亞國家本土文化與西方文化混雜，占海外華人80%的東南亞華人，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但同時也受到居住國文化的影響。在海外，最好以西方教育方式或思維方式去傳播儒學。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會長柳河東通過分析儒學創新發展的歷史機遇與偉大意義，總結了儒學發展歷史上多次反思和重構的歷史經驗，對儒學在新的時代下之創新與發展進行了研判與展望。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部主任彭彥華指出，解讀「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文化命題，推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構築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是儒學研究者、教育者和傳播者的使命和擔當。

二、儒學歷史的研究及應用

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山東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所長塗可國指出，儒家的「家學」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家庭倫理學是核心。在儒家家庭倫理學中，家庭責任倫理思想又是最有特色、最具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把儒家關於齊家責任倫理思想總體歸納為由依德成家、互愛旺家、教育興家、耕讀傳家和忠貞和家等內涵構成的有機系統。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韓星指出，要對歷史上儒學如何在社會層面展開並形成的社會儒學邏輯理路進行梳理。他認為，修身是社會儒學的根本，家庭是社會儒學的基石，社群組織是社會儒學展開的領域，天下大同是社會儒學的最高理想。山東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楊冬指出，可以從宗教性、宗法性、自覺性三重理論維度對儒家之「義」進行分析，這一過程體現了哲學概念或範疇發展的基本規律，也深刻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革故鼎新的創造力和誠己化物的主動性。

山西家風文化研究會楊西江指出，應該為孔子正名，為經典正義，在尊重經典本義的基礎上，更好地傳承與發展。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王國良指出，孔子的歷史發展觀是「因」與「損益」，反應到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主張變革，適應時代潮流。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胡發貴指出，孔子談論時政的傳統真切地顯示了儒家兼濟天下的使命感與責任意識，展現了被時人稱之為「木鐸」的傳播者、啟蒙者的思想和觀念，為後世仁人志士樹立了傑出的榜樣。

山西體育職業學院教授趙國珍指出，中華古文明崛起後，中華民族豐富的哲學思想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開始在世界歷史長河中佔據重要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商周之際出現的重大社會變遷為人們的思想創造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歐陽禎人對戰國楚竹書《從政》篇進行了政治哲學的分析，釐清了子張氏與子游、曾子、子夏產生矛盾的原委，解決了一些過去孔門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從而為進一步確定子張氏之儒的政治思想性質從歷史文獻學的角度作了考訂。中國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宋冬梅指出，《孝經》論述了孝的重要性、推行孝的目的、不同等級人的孝、移孝於忠、對愚忠愚孝的反駁等方面的思想，我們應當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傳統孝文化，實現與新時代的有效融合。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指出，莊子與程伊川的自由思想代表了古代中國自由思想傳統的不同樣態。

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李景林指出，在儒學發展史上，朱熹所建構的思想體系為後世儒學的發展樹立了思想生產和教化實踐的典範，對當代中國思想建構具有啟示意義。貴州省社科聯黨組書記、副主席包御琨指出，不斷挖掘心學思想資源，促進陽明心學與當代社會心態形成良好互動，對於救治不良的社會心態有積極作用，他還建議構建一套新的心學義理與詮釋系統來應對和解決時代性社會心態的問題。

三、儒學的專題研究及發展

吉林省儒學研究會會長錢鳳儀、吉林省國學研究會理事劉世榮指出，當下國人學習國學是文化自信的需要、繼承文化血脈的需要、個人道德修養和社會公共道德建設的需要、構建和諧家庭和實現小康社會的需要。三亞學院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王宏海指出，從跨文化的情境視域中分析百年來的儒學發展，能夠得到關於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的合理解讀；今天儒學的創新與發展不僅是對自身文化建設的反思，更是新時代儒學文化的自覺。

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工商大學副教授姚洪越指出，《實踐論》《矛盾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經典之作，也是傳承和發展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範例，更是指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的重要指導文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張茂澤指出，以儒學為主幹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融合，是中國思想史發展的歷史趨勢，利用以儒家為主幹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豐富思想資源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應有之義。

河北衡水學院原黨委書記、河北省董仲舒研究會會長李奎良指出，當代儒學教育分為儒學固有的修身體系（內在教育系統）、獨立於儒學之外的教育系統和教育方法（屬於儒學教育的外在系統）；針對青少年的儒學教育，應引入心理科學方法。安徽大學哲學系教授解光宇指出，公共關係作為一門管理哲學，越來越朝著人本化、責任化、生態化的方向發展，這與儒學理論具有契合之處。它表明，儒學在新時代具有經世致用的價值。

山西省委《前進》雜誌社副主編李高武指出，鄉賢意識產生於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鄉賢管理基層社會的社會因子、制度基因和文化自覺，形成了中國政治生態中一套行之有效的哲學倫理體系和內在邏輯，在人民群眾中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合理性和認同感，對中國歷代社會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山西省五寨縣政協副主席馮建中、山西省委黨校教授孟永華指出，孝悌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本源，應當根據中央對鄉村振興的頂層設計，多策並舉促進孝悌文化的發展。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王青峰指出，德治與法治是社會良性運行的兩面防護牆，德治思想在古代中國治國理政中有過深入的實踐，對解決當前全球社會治理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運城地稅局張躍龍指出，新時代德孝文化的精神內容愈加豐富，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緊密關聯，彰顯了國家文化軟實力在推動社會文明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人民出版社副編審楊文霞指出，誠信不僅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還是中國古代德治思想的重要範疇，至今仍具重要的現實意義。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陶悅指出，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思想的豐富內涵與深刻意蘊，對於我們理解與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及現實意義。貴陽孔學堂文化傳播中心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曾順崗指出，在貴州清鎮及周邊地區，傳統儒釋道思想集中體現在有關祭祀的節日尤其是「喪葬」儀式當中，在民間社會扮演著穩定秩序、道德裁判等角色，為基層社會的和諧發展做出了貢獻。

集美大學學報副編審楊中啟指出，新時代的經典教育要努力以培養國民人格為目標，注重古今轉換、現代性轉換，擯棄形式主義和實用功利主義，謹防單一誦讀、刻板教條、生吞活剝的教育模式。

四、河東關公文化與商業精神

運城市委講師團團長李昭陽指出，河東文化底蘊深厚，對華夏文明的形成與發展做出了貢獻；挖掘好運城「人類遠古文化、農耕源頭文化、黃河根祖文化、河東民俗文化」等思想資源，使河東文化在新時代下大放異彩。

山西作家協會會員、運城萬榮縣縣誌辦主任薛勇勤指出，萬榮的「后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源之一，其中的道德教化思想一直影響著中國傳統道德文化的發展，至今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運城市廣播電視台王振川指出，我們可以通過《史記·五帝本紀》解讀舜帝在家庭中踐行的孝悌文化、在治國理政中踐行的德治文化，有助於人們了解四五千年前的聖賢人物精神。鄭州大學副教授魏濤指出，在理學地位尚未真正確立的北宋時期，作為河東之學重要人物的司馬光構築了一個哲學理論體系，其思想展現出獨特的地位和價值。

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戴龐海指出，關公文化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具有發展的普及性、文化的融合性、傳承的歷史性等特徵，主要體現在忠、義、仁、信、智、勇六個範疇。中國人民大學博士趙立民指出，關公武聖與儒家文化緊密相關，是儒家「三達德」精神依附於歷史人物塑造的結果。關公崇拜超越了階層，超越了對立，超越了民族，最終形成普具影響力的文化現象，也是較能代表中國文化精神的文化符號之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運城市作家協會原副主席馮建國指出，關公文化具有多重元素。孔夫子將《春秋》寫在了紙上，創造了一種叫「春秋大義」的儒學文化，關公在精通《春秋》的基礎上，將其精義融鑄到靈魂中，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著《春秋》的內涵。山西解州關帝廟文管所所長、關公研究會副會長衛龍指出，孔子與關公，一文一武，並稱聖人；兩種文化波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二者有著不可分割的歷史聯繫和重要的時代價值。國防大學研究生粟盛玉指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意象中，孫子與關公分別是軍事活動兩種類型的最典型代表，其廣泛的流傳絕非偶然，今天應更透徹地理解詭道與忠義何以能在軍事活動中實現內在統一。

安徽省電力公司原黨組書記、華中電網公司原副總經理兼紀委書記龐利民指出，晉商與徽商各自崇拜的精神領袖人物是不同的：前者是關公，後者是朱熹。他們二人是晉商、徽商的文化源頭、精神領袖，兩者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特點。運城學院兼職導師張剛忍指出，運城是晉商經貿的起源地，萬榮的李氏家族作為晉商的後起之秀，以儒家倡導的「善」文化作為經營理念，在晉商沒落之際能興旺發達的關鍵在於「商道酬善」。

本文轉載自「國際儒學聯合會」，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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