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徐鋒：另一種北洋敘事

原標題：譚徐鋒：另一種北洋敘事

《革故鼎新：民國前期的法律與政治》

作者：楊天宏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時間：2018-2-1

定價：59元

ISBN：9787108059901

北洋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承前啟後，其中制度與人事的嬗變千頭萬緒，諸色人等走馬燈似的更迭讓人眼花繚亂，一直以來讓研究者頗為棘手。更何況，無論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似乎對北洋時代都毫無好感，國共首次合作的目標就是「打倒列強除軍閥」，往往以「北洋軍閥」一語概其其餘。這一政治判斷當然有其洞見，不過似乎無形中也遮蔽了不少歷史實情。

楊天宏教授新著《革故鼎新：民國前期的法律與政治》，則在這一道路上做了大膽而細密的嘗試，從不少北洋時代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著手，探索民國創立之初的制度建構及運作，對民國政治史上許多重大問題提出了不少新奇可喜的看法。

「新政治史」的啟示

當下中國近代史學界有一個共識，相對於西方同行紛紛轉向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之類新興領域，我們自身面臨的問題則迥然不同，近代以來政制建設與運作的問題似乎問題不斷，整個民國時代，國家人民歷經磨難，還是政爭不斷，甚至政治與軍事交替進行，弄得民不聊生，最終其實也未能很好地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

楊天宏教授認為，西方同行可以「飽漢不知餓漢飢」，但是處於「飢餓」狀態的中國學人應該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需求，對政治史予以足夠重視，「無論怎麼強調多元因素的作用，政治在民國歷史發展中給當時、當事人的刺激都最為強烈，對政治投入更多關注乃理所當然」，「在民國歷史上，政治的作用太強大了，強大到你想在研究中找到其功能替代物都不可能的程度」。

他更以重要歷史刊物論文發表數據說明，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史被極大低估，這一時段以北洋為統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嚴重忽略，研究者顧此失彼，無疑不利於全面審視民國時代。

更何況，西方如今也有「新政治史」的重振，將研究視角拓展至基層社會及民眾，研究政治事件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注意透視社會結構及其變遷，並對政治史的「本色」保持必要的學科認同。他認為，中國史學研究者完全可以在這一方面進行探索。

本書以為，相對於重視程度不夠，研究整體水平較低才更值得重視，「很多重要的政治史問題缺乏嚴格的事實辨證，就連一些被視為常識的歷史問題亦存在諸多疑竇」，而條塊分割過於嚴重，使得很多研究，研究經濟史可以不關注政治史，研究政治史可以不關注外交史，諸如此類，研究領域變得格外狹小和專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端似乎越發嚴重。

有鑒於此，作者做了不少努力，比如通過對於1923年憲法的深入研究，認為「《臨時約法》不僅設計的是足以導致利益衝突甚至引發戰爭的畸形政治體制，也未必能體現民主憲政精神，而1923年憲法無論在國體還是政體設計上，都更加符合民主憲政的原則」。

進而，作者還對已經進行歷史教科書的「曹錕賄選」說，提出了自己的質疑，「作為刑事控訴，當事人提供的證據卻存在明顯瑕疵，其最大問題在於指控曹錕以五千元『賄選』的時候未考慮國會議員歷年欠薪已達同等數額這一因素，未思考給國會議員開具的五千元支票是否帶有補發欠薪的性質，也忽略了支付款項的決定是邀約各黨派(包括異黨)協商的結果」。作者甚至以為，「賄選指控能否成立都還是一個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而迄今卻未見任何基於事實或邏輯的質疑」。

對於北洋系的盟主袁世凱，楊天宏教授一反舊說，留意到袁世凱擔任臨時大總統之後幾年裡謀求成為「天下共主」，處處表現出「去北洋化」的傾向，導致內部離心，「袁世凱才是北洋體系崩壞的始作俑者」。此後，皖直兩系試圖對已呈分裂氣象的舊北洋軍政體系進行整合，所依恃者，除了實力方面的相對優勢，就是「北洋正統」招牌，孰料隨著形勢的劇變，舊瓶已經無法裝新酒，「北洋」逐漸成為負資產，其形象的負面化，導致最終其成為「無道」的代名詞，胡適就注意到，1924年之後，國民黨已變為一個「簇新的社會重心」，1927年前後，「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國民黨」，為晚近六七十年來沒有過的「新氣象」。

相對而言，更有世界眼光的孫中山，與北洋領袖畢竟不同，他屢敗屢戰，晚年毅然決然跳出追求「合法性」的政治藩籬，全力追求政治的「合道性」。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實施聯俄、容共，主張「用主義建軍，用主義統政，用主義整合南方、宣傳北方」，明確提出「打倒軍閥」的口號和「以黨建國」的政治目標，給人以政治面貌煥然一新的深刻印象，贏得了相當多的加分項。本書以為，「國民黨自我改造之後呈現出的嶄新氣象，解釋了後來國民革命軍北伐沒有遭遇太大困難就取得勝利的原因」。

對於革命黨領袖章太炎為適應武昌起義之後中國政制轉型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號——「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作者予以了很多關注，注意到一度因應形勢改建「政黨」的國民黨，其革命情結始終難以消去，在國民黨「繼續革命」的過程中，不僅袁世凱和北洋軍閥成為打擊目標，孫中山等人在革命之初選擇的西方議會民主政制也在事實上遭到否定。這種雙重打擊，對近代中國政制建設產生了「破舊」卻沒能真正「立新」的複雜影響。

這些考索，基於作者一貫強大的邏輯敘事，擯棄了某黨某派的立場，而是試圖深入歷史旋渦與激流，聆聽激蕩時代的潮音，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然，楊天宏教授呼籲關注北洋研究，但他並非認為北洋時代就是一貫正確的，他基於司法職員的考察就注意到，北洋政府摧殘了司法從業人員的獨立精神，使其面臨強權時顯得軟弱無力，只好選擇了放棄。北洋時代各位主事者腦筋之相對封閉，手腕依然囿於三國時代，也導致其最終在南北角逐之中出局。這些歷史的陰暗之處，也是北洋時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涇渭未必分明？

在楊天宏教授眼中，那些帶著有色眼鏡的視點，無論對於北洋還是革命，都是有失公允的。

對於某些非歷史學者對於清帝退位詔書「別出心裁」的解讀，作者一一駁正，首先確定革命的緣起及其在中國政制轉型中的決定作用，並澄清了不少基本史實，強調「中華民國是革命建國而非前朝皇帝授權變政；君主專制與民主共和分屬兩種不同的政治體制」，「即便承接詔書的袁世凱，其總統權力也是嚴格按照民國法定程序，通過選舉，由民國參議院頒璽授予」。將《清帝退位詔書》拔高到與奠定了民國政制及法理基礎的《臨時約法》「姊妹篇」的地位，「有違歷史，非倫非類，難以服人」。

對於某些學者的奇談，歷史學者往往可以避而不談，以至於「謬種流傳」，這其實無異於歷史學界的失職，論證到此，作者似乎在感嘆「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眾所周知，治外法權的產生對於近代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前人們更多注意到國民政府廢除治外法權的相關舉措，本書則對於北洋時代的探索做了勾勒，在這一方面北洋政府並非如批評者所說的消極被動，而是通過外交人士的艱辛努力，在改變由不平等條約建構和規範的近代中外關係問題上有不少有力的舉措。

屢遭詬病的善後會議，在作者看來，也有其可取之處，這次會議是段祺瑞政府在各派軍閥實施「武力統一」政策屢遭失敗之後，順應時勢與民意，推進和平統一的嘗試，儘管效果不佳，可是，「就性質而言，國民會議是要訴諸民主政治的理想，而善後會議則偏重現實政治問題的解決，兩者並不矛盾衝突。從議程上看，善後會議不涉及政治權力分配，因而與『政治分贓』也不發生關係。」善後會議以和平協商方式謀求統一，儘管失敗了，但卻是值得肯定的。

沿著這一重訪的路徑，本書對於當時南北政局、學生運動以及北伐時期的反教會暴力事件也有專論探討，或嘗試引進新的角度，或釐清各方史料，對老問題提出了新看法。對於學生運動，他注意到，當時校園孕育出特色各異的學生亞文化，學運與學生亞文化有著內在邏輯聯繫，尤其是不同校園的學生亞文化對學運影響差異也很大，後者的多元決定了學運起落與內涵差異。不同區域與類型學校的學生在這一過程中，既形塑了自身，也形塑了時代，而其形象在時人心目中也變得相當正面。

對於同樣以邏輯思維強大著稱的章士釗，作者不無為之抱屈，章氏抱負雖高，主張也可謂獨樹一幟，很有見識，所提有關國會設計、政黨與政黨內閣建構、政治寬容制度等儘管貫穿了西方近代政制思想內在邏輯的主張，對於「共和」、「內閣」等政治概念也有很好的引介，只是由於形式邏輯本身的局限與性格的因素，大多不為當道採納，近代中國應然與實然之間往往有著莫大的落差，在本書看來，章士釗最終只能淪為「悲劇性的歷史人物」。

當然，此處是不是算是悲劇，其實也可另備一說，畢竟章士釗作為學問家、文章家與律師的勛業，其實也可以獨樹一幟的。這裡面或許有作者過於重視政治與政治史的因素，其實評價類似歷史人物時，跳出政治的衡准似乎可以有另一番境界。

有心人通過作者不斷的追問，益發感覺到，那些此前看似涇渭分明的歷史過往，其實往往千溝萬壑，本書無疑凸顯了其中的歷史複雜性。

一個歷史解釋系統性的追求

楊天宏教授針對當下史學碎片化的聲音，建議以政治史為主軸來整合民國史研究，「抓住政治史，也就獲得了解開民國全部歷史密藏的鎖鑰」，從而化解時人的憂慮。

其實針對具體的問題進而上下左右展開研究，或許也能化解所謂的史學碎片化危機，所謂「以小見大」，透過現象看本質，其實前賢早有示範。前賢對於理論（不少是透過馬克思相關經典論著）的不斷研讀，無疑提升了某種思辨的張力。在這一方面，作者力透紙背的論證，其功力所注，「冰凍三尺」顯然非「一日之寒」。本書的不少精彩之處，與其說是抓住了政治，不如說是抓住了相關問題與群體的癥結與痛處，進而順藤摸瓜，將其脈絡牽連而出。

相對而言，當下一些青年學人則在學術方法論自覺一層反思似乎不夠，如何吸納西學（不僅僅是西方史學）的最新成果，進行方法論的自我砥礪，尚任重道遠。再加上由於有所謂量化學術考核的指揮棒，學者消化既有研究與新舊史料的心力嚴重不足，所以有時停留在排比史料的層次，進入深入的考辨與反思，則變得格外奢侈。

所謂「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唐人孟浩然語），此書對於北洋時代給予了足夠深厚的關注，如果要再往前追溯，似乎對於北洋的前世關注有限；而相關政治主張的東西洋源頭似乎也值得留意，尤其是不少提倡者如章士釗等曾經喝過不少洋墨水，而且歸國後也長期留意西洋政情。

或許是由於本書乃論文集之故，一些論述似乎點到為止，但正如楊天宏教授一直強調的系統性，倘若沒有一個系統而聯繫的觀察，那麼，不少北洋史事或許離一個總解決還有不小的距離。從讀者關注度而言，此書如果分作兩本，或許此書的話題性會更強也未可知。

作者在北洋時代用力甚勤，而又極為重視歷史的系統性解釋，我們有理由期待他不久為我們貢獻一部北洋時代全史。

本文原載《經濟觀察報》2018年5月21日歷史版，有刪節，此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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