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蘋果與中國的橘子

華夏時報網

商灝

「看著蘋果（西方）來認識橘子（中國）」是西方學者的一個普遍趨勢。西方學者用蘋果來看橘子，也希望中國這個橘子能夠演變成為西方的蘋果。這使得學術有了政治意義。——這是鄭永年在他的一本新書里所說的話。

在5月21日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舉辦的「鄭永年新書——《中國的文明復興》和《中國的知識重建》」發布會上，首次見到鄭永年教授。因為讀過他的一些書和文章，對這位生於農家、筆耕甚勤的國際知名學者，一直印象比較深刻。

翻閱他新出的這兩本書的過程中，有些震驚，立刻想起他曾說過，研究中國，一定要把中國現在所發生的事放到中國的歷史，放在東亞的歷史，放在世界的歷史來看，一定要把中國放在世界地圖上看，才能看清楚。

全球化智庫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在會上談到了他這些年對於中國知識體系建設及軟實力建設的進一步思考，這也正是他這兩本新書的重要內容。

鄭永年說，這兩本書是他觀察思考中國文化、世界文化的一個視角。

作為常年在新加坡工作的中國籍學者，鄭永年說他觀察、研究中國實事求是、就事論事。「觀察政治，但我不參與政治。」

不過他的話題很難離得開政治。

例如他說，當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崛起的時候，人們是否明了中國崛起的標誌是什麼？

他表示，多年來，在思考中國崛起時，越來越意識到，除了GDP的增長，還涉及至少四個相關的重要問題：中國道德體系的重建、全球化背景下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設、中國如何提升自己的國際話語權以及中國能否為這個世界提供另一種文化選擇。這些方面構成了人們所說的「軟實力」。

鄭永年認為，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體系就是文化體系，沒有一個強大的文化體系，很難說是一個強大的文明。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復興的關鍵就是中國文化體系的創造。中國能否為這個世界提供另一種文化選擇？我們基於中國文化之上如何去創造一個和西方不同但又可以成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種文化選擇的文化？在這裡，他強調了三個「解放」，即從「思想和思維」的被殖民地狀態中解放出來，從權力狀態中解放出來，從利益狀態中解放出來。作者表示仍然相信中國可能也能夠再次發展出一種新的文化範式，一種能夠容納和整合其他宗教文化而又能夠保持自己世俗文化性質的文化體系。要不被消解，要不再次重生，中國的選擇並不多，如果不想看到前一種情形，那麼就必須重生。

這觀點還真是蠻犀利。

他說他從來不盲目相信教科書上的東西，因為中國的現實和書上說的東西，相差太大了。但他認為，無論就中國歷史還是世界歷史而言，這個時代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這個偉大的時代偉大的實踐需要人們來解釋、來提升，概念化和理論化，從而創造出基於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體系。很顯然，這是中國知識界的責任。這個責任原本也可以促成中國知識界的偉大時代，但現實無比殘酷，當中國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鄭永年表示，他之所以說是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為權力、金錢和大眾對知識史無前例地鄙視，也不是因為知識常常被用來點綴，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於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

鄭永年說，知識體系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沒有這個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難在世界上生存和發展，至多成為未來考古學家的遺址。從知識創造的角度來看，正是偉大的知識創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從古希臘到近代文藝復興再到啟蒙時代，這是一個個輝煌的知識時代，沒有這些時代，就很難有人們今天所看到所體驗到的西方文明。中國也是如此，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陽明等，鑄造了中國文明的核心。

鄭永年在《中國的知識重建》一書的前言里，有幾段話讀來令人警醒：

——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從來不是一句空話，而與我們每個個體的作為密切相關。在教育改革和智庫建設如火如荼的今天，知識分子們的知識貢獻方面的使命尤為凸顯。長期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各個階層和群體，儘管對各種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多是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理論來解釋自己，結果不僅沒能解釋好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說希望藉此讓外界來了解自己了。因此，知識分子即知識的生產者，其首要任務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知識體系，而是需要去思考西方的知識體系是如何產生的，我們自己如何能夠生產自己的知識體系。

——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就是擁有能夠解釋自己和說明自己的知識體系，簡單地說，就是自己的知識認同。沒有一個強大而富有生命力的知識體系，何談強大的文明。也就是說，中國文明復興的關鍵就是中國自己的知識體系。

——知識體系的重建和文明復興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需要大量研究和思考。在這個過程中，既有種種彷徨，也需要有知識建設的問題意識和責任感。很有必要當做一個長期事業來做。

一向「自己跟自己競爭，決不要跟別人競爭」的鄭永年，對中國知識界的現象提出了尖銳批評。他說，從知識創造者這個主題來反思當代中國的知識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要回答「我們的知識創造者幹什麼去了」這個問題。

他認為，在中國社會，歷來就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爭智於孤」。這裡，「爭名於朝」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的，「爭利於市」是對商人來說的，而「爭智於孤」則是對知識人來說的。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於現代知識人已經失去了「爭智於孤」的局面，而紛紛加入了「爭名於朝」或「爭利於市」，有些知識人甚至更為囂張，要名利雙收。

——「爭利於朝」。現在跟過去不一樣了，從前是「學而優則仕」，從學的目的就是從官，並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

今天在做智庫評價指標時，人們以爭取到大領導批示和認可作為最重要的指標，更有很多知識分子對大官竭盡吹牛拍馬之能事。如果知識人以這些東西來衡量自己的知識的價值，那麼不僅已是大大地異化了，而且很難稱得上知識。

——「爭利於市」。這對中國知識分子是個新生事物。知識分子以利益為本、以錢為本，公然地和企業走在一起，各個產業都在「圈養」著一批為自己說話、做廣告的知識分子。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產業。這個產業「圈養」著一大批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在每一步論證著政府房地產市場政策的正確性，推波助瀾，而非糾正錯誤。

古今中外的真正學者沒有一個是爭名爭利的，有很多為了自己的知識尊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像力。一個毫無知識想像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正是因為知識之於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自上到下都在呼籲知識的創造、創新。為此，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財經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為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人越是腐敗。

鄭永年表示，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儘管預測是危險的，但人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麼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道理很簡單，人們已經不能回到傳統不需要那麼多知識的時代，知識是需要，但人們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那麼只好走「殖民化」路線，即借用和炒作別國的知識，他還認為，在很大程度上，「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走的就是這個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數十年可以想像的。

他還特別表示，一個文明的崛起，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內核在於它的知識體系，這個體系需要自己來建立。我們中國的知識體系必須能解釋自己，這樣才能幫助西方世界解讀中國、真正地了解中國。

鄭永年舉例分析了中國社會的一些特殊性，認為西方理論不能夠真正解釋中國文明進程。並說，中國學者沒有文化自覺。於是筆者問他，前幾年潘維、王紹光、汪輝等學者提出來要發展中國學派，不僅要研究中國也研究世界，而且不要有門戶之見，西方學者也可以成為中國學派。如何評價這種主張？鄭永年表示，他們都是我的老朋友，中國學派我自己以前也提過，什麼叫中國學派呢？所有的知識不應當有派。中國真正要建立起自己的知識體系，一定要大量地學西方的社會科學的方法。但不要有門戶之見，不要為了辯護而辯護，知識應當是開放的，應當屬於全人類。

當今中國正在開始所謂大外交新時代，全球矚目，尤其高層提出建設國家意識形態，備受世界關注。從鄭永年《中國的文明復興》一書內容和出版時間看，似乎可以說是他對十九大提出的中國文明復興之路的系統思考，對什麼是新時代的中國道路的全面闡述，涵蓋了社會廣泛關注的道德問題、意識形態建設、文化體系建設以及國際話語權和大國外交等熱點問題。《中國的知識重建》一書則是鄭永年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問題中對知識體系建設的思考，書中對中國如何建立自己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國際話語權、中西方相互誤解的原因、教育哲學的專業主義、知識分子和權力關係等問題都有深入分析和闡述。

鄭永年這兩本書，以及他當天的表述，歸納起來看，有以下要點：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是西方思想的殖民地，而西方社會一直以來是用西方的思想體系和文化來理解中國，比如說，左右派、民主這類的辭彙都源自於西方，中國並沒有這樣的描述。自古以來中西方有溝通，但是西方對中國依舊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誤解，這也同中國的知識體系有關。因此中國一直在強調文化自信，現在也確實不夠自信，因為中國幾千年來都在強調要像西方學習、改善。他強調，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照搬西方一樣的模式，因為那樣只會越來越糟糕。所以，無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上，中國都應該實現中國模式。「我們要做到文化自信，雖然我們也要向西方學，但學習的目的並不是變成西方那樣，而是使我們現在的制度更好。」

對於世界經濟波動越來越大，越來越頻繁的現象，鄭永年提出，經濟學家們應從整個社會經濟形態構造角度做研究，為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提供更有力的學術支持。

從中國周邊地區經濟發展與中國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看，各國很關注現在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取得的進展。中日韓自貿區、東盟自貿區等如何穩定向前發展，中國政府還要做哪些事情排除干擾因素？鄭永年回答筆者相關提問時說，中日韓自貿區取得進步了，以前是因為政治問題，但我不認為中國和日本有根本的利益衝突。實際中日韓之間經濟整合制度並不比歐美少，只是經濟體制的問題。現在中日韓+非常好，應該是開放的體系，有了「+」東北亞和東南亞就好處理，東北亞經濟整合程度前景要好於東盟，東盟除了新加坡是發達經濟體之外，其他還是比較落後的經濟體，但這兩塊也是可以整合的，因為已經有「10+3」，但經濟還沒有整合到亞洲概念里來，亞洲概念就是中國-日本、中國-印度、中國-印尼，因為中國要建立亞洲秩序必須要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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