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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的余灰:格陵蘭冰蓋下藏著另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

原標題:帝國的余灰:格陵蘭冰蓋下藏著另一部羅馬帝國衰亡史


羅馬文明的經濟盛衰終於有跡可循——曾經龐大的鑄幣業的廢氣揮之不去,在格陵蘭的冰蓋之下封存了幾十個世紀,直至重見天日。


很久很久以前,某年的3月15日,幾十名身強力壯的政客——正式當選、並宣稱效忠於共和國的元老——向他們的終身獨裁官、正走向元老院的裘力斯·凱撒拔出了匕首。毫無防備的凱撒被刺23刀,倒在了血泊中。由此引發的一系列戰爭終結了羅馬共和國,並拉開了羅馬帝國的帷幕。


2062年過去了,我們的爭論從未停止。從紐約中央公園內上演的舞台劇《裘力斯·凱撒》(因被指影射特朗普而飽受爭議),到報紙評論版面對「凱撒主義」的控訴,這位羅馬獨裁者,以及他所生活過的世界,依然時不時出現在美國的政治對話中。就連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建築,都是仿照古羅馬的格局而建。


但這麼多年來,爭論所引據的資料卻原封未動。考古學家發現新遺址,挖出銀幣、盤子或珠寶;學者們一遍遍重讀古羅馬作家西塞羅、薩盧斯提烏斯、卡圖盧斯,揣摩他們筆下的凱撒。幾個世紀以來,但凡是研究古羅馬,用到的無非是這些手段。當然,它們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最近,其中又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近日,科學家發現了一種全新史料,有望重寫幾個世紀以來,一些備受爭議的羅馬政治與歷史問題。該團隊由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和氣候學家組成,他們重構了古羅馬的鉛污染史,並據此對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800年間,地中海一帶的經濟活動作出了大致估計。該史料距古羅馬廣場千里之遙,埋藏於格陵蘭冰蓋的深處。


簡而言之,他們重構的逐年經濟數據記錄了羅馬共和國與羅馬帝國的盛衰。有關該記錄的消息已於近日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


大氣中的鉛含量為何能反映羅馬經濟?


「它是鑄幣生產的指標之一。這是最主要的一點。」多倫多大學古代史教授塞斯·伯納德(Seth Bernard)說。古羅馬政府要用錢時,就會下令開啟新一輪的鑄幣生產。這些銀幣中,有一部分產自伊比利亞半島的銀礦。但這些銀礦出產的並非純銀,而是銀、鉛、銅混合物,提純所需的熔煉過程會釋放出鉛,從而造成空氣污染。


一旦進入空氣,這些鉛污染就會四處飄散,隨風遊走,一部分混入風暴,降落在北極圈內的格陵蘭島上。含有鉛污染的雪或凍雨落在冰蓋之上,與冰蓋融合,形成最新的冰層。歷經一個又一個世紀,冰雪逐層覆蓋疊加,但已有的冰層始終不受擾動。直至1999年,氣候學家開始在北格陵蘭冰芯計劃(NGRIP)的駐地鑽取冰芯。他們通過口徑約10cm的管道,將這些古老的冰層帶上地表,將其保存在潔凈無染的環境中。


「沒有比這更詳細的羅馬經濟記錄了。」論文作者之一、沙漠研究所(Desert Research Institute)水文學教授喬·麥康奈爾(Joe McConnell)說,「我們的記錄在時間解析度和斷代準確度方面,都不同尋常。」


「論文本身就說明了一切。」塞斯·伯納德說。他並未參與此次研究,但很早就接觸到了這一發現。「這就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世界上還有另一片天地,它一直都在那裡,只不過我們現在才看到。我覺得,這座大陸就是科學的研究方法。」


該論文公布的一系列發現中,有些已經能應用於古羅馬歷史的研究。比如,該研究發現,伴隨著有據可循的歷史事件,包括戰爭與瘟疫,羅馬的經濟呈現出對應的消長。比如公元前218年,羅馬與迦太基的第二次布匿戰爭期間,鉛污染水平似乎呈下降趨勢——而隨著羅馬軍隊打下西班牙南部的迦太基礦山並將其投入生產,鉛污染水平直線上升。非暴力事件也從中得到體現:公元64年,當羅馬貶值貨幣、迪納厄斯銀幣的含銀量降低時,空氣中的鉛污染呈現出下降趨勢。


它為羅馬歷史上的關鍵性事件——包括凱撒之死(以及耶穌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經濟背景。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27年,羅馬共和國爆發了一系列內戰與政治紛爭,並最終走向滅亡,而該研究發現,與這一時期相對應的,是長時間的經濟停滯與解體。在羅馬帝國早期,尤其是「羅馬和平」時期,整個地中海地區連續206年安定無事,與之相伴的,則是經濟的繁榮。但對比其他研究,該研究顯示,在「羅馬和平」時期,西歐的鉛污染水平或許達到了歷史最高點,直至1800年後工業革命時期才被超越。


這一發現完全逆轉了上世紀90年代一項曾被廣泛援引的結論。那篇論文使用類似但較為初級的研究手段,從格林蘭冰蓋中提取鉛污染,其結論是:羅馬的經濟活動在羅馬共和國晚期達到巔峰,繼而陷於停滯,停滯狀態貫穿羅馬帝國始終。但那項研究依據的是18個數據點,而新研究則從冰芯中提取了2.5萬個不同的數據點。

鉛污染與羅馬歷史以及地中海歷史的對應關係



圖中信息十分密集。它根據從北格陵蘭冰芯計劃的駐地鑽取的冰芯,測量了空氣中的鉛污染走勢,並按照羅馬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及公元前300年以後,羅馬銀幣中的含銀量,凸顯了這一時間線。頂部字母分別代表:A:布匿戰爭;B:塞多留戰爭;C:羅馬內戰;D:高盧和西班牙的最終平定;E:安東尼大瘟疫;F:西普里安大瘟疫;G:羅馬放棄對英國的統治;H:西羅馬帝國的崩塌。


「鉛污染的重要性變得尤為凸顯,因為它給出了文獻資料無法給予我們的信息。未來十年,這個圖表出現在50篇論文里,這也是完全可能的。」伯納德說,「這是個好東西。」


然而,鉛污染並非對羅馬繁榮的最忠實記錄,因為對於羅馬究竟如何看待自己的經濟,學界仍不清楚。銀幣的重要性顯而易見:在羅馬帝國鼎盛時期,銀幣的標準化程度已是如此之高,以至於從理論上說,如今的敘利亞、西班牙、義大利和土耳其都可以用同一種貨幣購買商品、服務和奴隸。


「這個統一貨幣區域的範圍是無可比擬的。」伯納德說,「而鑄幣發行量似乎也是空前絕後,展現了當時羅馬經濟的一體化水平和貿易水平。」


至於從現代角度講,羅馬的貨幣管理是如何進行的,我們依然不得而知。「我們需要的是一份文件,它直接就能告訴我們,羅馬有這樣一個貨幣政策。」伯納德說。但這樣的文件至今沒有被發現。因此,羅馬的領導者們是忽略流動性或通貨膨脹,只要政府面臨大規模支出,就一味地下令增發鑄幣呢,還是實行戰略性的貨幣管理?對此,學界仍有爭議。公元64年,尼祿下令貨幣貶值,這表明,羅馬帝國最終還是看到了增加貨幣流通量的好處。


研究人員告訴我,他們之所以能有上述發現,離不開技術上的三大進步。


首先,近二十年中,計算機大氣模型顯著改進。憑藉這些模擬,科學家估計了伊比利亞半島的空氣如何飄散到格林蘭冰蓋(在古羅馬時期,這些空氣中充斥著鉛污染)。他們還能藉此區分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的空氣,以及歐洲再往東地區的空氣。這也有助於其他的歷史研究:研究發現,從公元前800年開始,空氣中的鉛污染水平逐漸上升,這與腓尼基文明向西地中海地區擴張的時間恰好吻合。


其次,化學家和水文學家也更善於在冰芯中找到微量礦物質。上世紀90年代,研究人員只能從冰芯中削取冰片,藉以分析污染情況。現如今,實驗室使用高度敏感的質譜儀,可同時探測35種元素和化學物。

相應的技術手段也日新月異。此次研究用到了2.5萬個以上的冰芯數據點,時間跨度達2000年。哈佛大學氣候學家、歷史學家亞歷山大·莫爾(Alexander More)告訴我,另一個團隊正在研究一種技術手段,可從縱跨2000年的冰芯中提取出20億個數據點,同時不對冰層造成任何破壞。



正接受分析的格陵蘭冰芯


最後,將數據點與確切年份掛鉤的手段也日益成熟。過去十年,氣候學、地球化學和火山學的研究人員跨領域合作,將重大氣候事件的測年統一起來。最重要的是,他們掌握了過去2500年中,每一場重大火山噴發的確切年份,並從龐大的自然氣候記錄中,將它們一一鑒別了出來。1257年,印尼撒瑪拉斯火山大爆發,隨後,包括格陵蘭島和南極洲的冰芯,以及世界各地樹木的年輪,都顯現出清晰可辨的化學標記。藉助這樣幾場大爆發以及其他異常事件,科學家可以順著冰芯回溯歷史,將每一個冰層對應到具體年份。


「我們年份標尺的不確定性在一兩年左右,哪怕是古代年份。」論文作者之一麥康奈爾說,「這已經很好了。以前的考古學是辦不到的。」


通過這種一一對應,研究人員得以在冰層中,精確定位政治事件。比如,第二次布匿戰爭過後,雖然羅馬佔領了伊比利亞礦山,但當地的革命與起義綿延了幾個世紀。直至公元前19年,羅馬帝國的開國皇帝奧古斯都征服高盧的其餘地區,將整片區域納入新政權的統治。


「鉛污染的大幅上升與奧古斯都平定伊比利亞和高盧的時間完全對應。而伊比利亞和高盧正是這些污染的來源地,這都能對應起來。」麥康奈爾說。


儘管如此,羅馬歷史上有那麼幾場重大事件,似乎並沒有在鉛污染記錄中得到體現。公元541和542年,查士丁尼瘟疫或許使歐洲一半人口喪生,但在鉛污染記錄中並未凸顯。此外,冰層中所體現出來的,也並非羅馬鑄幣業的完整面貌:很多重要的銀礦都坐落在希臘附近和東地中海一代,那部分污染也許未曾抵達格陵蘭。


哈佛研究人員亞歷山大·莫爾並未參與該研究,他說,即便對於這項研究,他也依然「很想知道,伊比利亞的空氣是如何抵達格陵蘭的。」莫爾團隊的氣候模型分析顯示,氣團一般從歐洲的西北部轉移到東南部,跟此次研究的假設恰好相反。「因此,可能也有來自中國的鉛污染,我們不得而知。」他說,「各種因素都要考慮。」


但總體而言,他說,新的研究成果讓他感到「欣喜」。「我們很高興看到,歷史學家、氣候學家和考古學家通力合作,產生了這類跨學科的研究成果。」他說。

有學者認為,鉛污染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羅馬的衰亡。若鉛污染本身就記錄了這一衰亡史,其中將不無諷刺意味。從公元165年開始,一場瘟疫從東部侵入羅馬。它被稱為安東尼大瘟疫,會導致高燒、腹瀉和皮膚膿包。(有學者猜測是天花。)這場瘟疫導致數百萬羅馬人喪生,更是摧毀了羅馬的軍隊。


羅馬經濟從此一蹶不振。那一年,鉛污染水平直線下降,此後,便在基線水平上維持了幾個世紀。直至4世紀晚期,一個日耳曼部落推翻了西羅馬皇帝的統治,空氣中的鉛污染水平才進一步降低。


一個老問題也被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羅馬帝國是否毀於瘟疫?這個問題如此讓人心力交瘁,以至於18世紀歷史學家、4000頁《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都要退避三舍。如同研究中的其他發現一樣,這也將改變塞斯·伯納德等古典學者對主要研究資料的解讀。


「我們對西塞羅的解讀,我們對格拉古兄弟的史料的解讀。感覺就像解鎖了全新的史料。」伯納德說,「其中的機遇就在於參照這些新數據,重新審視已有的史料。」


而且,氣候學家能成為歷史學家的好幫手,這也在情理之中,他說。「我們很早就知道,如果你生活在一個依賴人力、卡路里和能源——因而依賴太陽——的世界,那麼,太陽的活動和氣候的變化就至關重要。」伯納德說。


對此,我只補充一點:一個靠卡路里和人力、靠太陽和穩定氣候而運轉的文明,不需要在卡圖盧斯、凱撒、西塞羅和喀提林的文字中去尋找。將廢氣播散到地球上每一個角落,留下那個時代的人未曾想到的自身印記,這樣的文明也並非只有古羅馬一個。如果你想尋找這樣的文明,那麼祝賀你:你現在就身處其中。


翻譯:雁行


校對:其奇


編輯:穎仔


來源:The Atl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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