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北京民謠英譯
（圖源：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來源】《山東外語教學》2018年第2期 第98-107頁
【中圖分類號】H059
【作者機構】中央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建國後小說英譯研究」(項目編號:12BYY026)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摘要】晚清和民國時期，先後有四種近世北京民謠英譯作品在中國和美國出版。四個譯本風格各異，比較生動地反映了北京地區普通民眾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威達利等四位譯者搜集和翻譯北京民謠作品的努力尚未得到學界足夠的關注，但其譯作理應在中國文學外譯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關鍵詞】北京民謠；英譯；晚清和民國時期
晚清和民國時期的北京民謠英譯
馬士奎
1.0 引言
民謠是民間口口相傳的詩歌形式，往往是一個地區社會風俗的集中反映，也是民眾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的直接體現。民謠被公認為中國詩歌的起點，但因作品大多比較粗俗，長期難入正典，遊離於主流文化之外。一個時期內出現的、對民間歌謠的特別關注，往往是詩歌傳統發生變化或轉型的信號。在18到19世紀的德、英等歐洲國家均發生過「民謠復興運動」(曹成竹, 2002:82)。20世紀10年代末到30年代，在新文化運動背景下，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也開始重新認識久被忽略的民間歌謠的價值。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近世民謠徵集、刊發和研究運動迅速輻射到各地，在文學界和學術界產生了廣泛影響。胡適等人是這一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周作人和常惠等在1922年底創辦的《民謠》周刊①更是這一運動的重要標誌。
民謠等民間文化作品長期「被摒棄在正統文化殿堂之外」②，自然通常也難以作為中國文學的代表被介紹到國外。但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這不到40年的時間內，先後有4種北京民謠英譯作品在我國內地和美國出版。其中，義大利人威達利的《北京兒歌》和美國人何德蘭的《孺子歌圖》對後來國內的民謠運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張則之的《北平民謠》和Ruth Hsü的《中國童謠》則明顯是這一運動的產物。4個譯本的譯者背景、選題原則、翻譯策略、意向讀者和翻譯目的各異，文本和副文本方面亦呈現出不同的特點。它們從不同角度將北京及周邊地區的社會風貌、中國民眾的典型性格和生活方式、尤其是中國兒童的情趣展現給英語世界，構成4幅風格各異的中國、尤其是北京地區的民俗風情畫。
胡適(1993)、常惠(1923)、Chang-tai Hung(1985)、L. H. Liu(2014)、李海英(2014)等均對威達利譯本的民俗意義和學術價值給予充分肯定。常惠(1923)等曾對何德蘭譯本的優缺點作出簡單評價。於潤琦(2014)對威達利和何德蘭譯本的不同特點作過描述。趙曉陽(2007)列舉的「歌謠類」文獻就包括了威達利、何德蘭和張則之三人的譯本，並且附有簡單的背景介紹。楊鳳軍(2013)探究了童謠的語言特色及英譯問題，是少有的聚焦於早期民謠英譯作品的代表性翻譯研究論文。而Ruth Hsü的譯本幾乎完全為學界所忽略，在翻譯界、文學界和民俗界的研究中均未有人提及。在此背景下，本文意在對晚晴和民國時期的北京民謠英譯狀況進行比較系統的考察。
2.0 威達利的《北京兒歌》
義大利人威達利(Baron Guido Vitale, 1872-1918)於1890年來華，曾在北京生活多年並且與一中國女子結婚，1893年至1915年間先後擔任義大利駐華使館翻譯和漢文正使等職。威達利對中國民間文學抱有濃厚興趣，他克服重重困難搜集和翻譯的北京民謠於1896年由北堂印書館出版。後世有人將書名Pekinese Rhymes譯為《北京歌唱》《北京民謠》《中國民俗》等，但因首篇「拉大鋸」前面附有另外一個英文總標題「Pekinese Baby-Songs」，周作人等均據此採用「北京兒歌」這一譯名。該書扉頁有致威達利的老師——義大利著名漢學家、羅馬大學首位漢學教授諾全提尼(Lodovico Nocentini, 1849-1910)的獻辭。這是首部由外國人收集、整理和翻譯的中國近代民謠作品，對後續各種英文版本都有一定影響。威達利的中國民間文學英譯作品還有《中國歡樂故事》(Chinese Merry Tales)，於1901年同樣由北堂印書館出版，並且於1908年再版。
威達利(Vitale,1896:I-II)的初衷在於他相信外國讀者能夠通過民間文學作品接觸到獨特的詞語，更清楚地了解中國民眾生活的情景和細節；且歌謠樸實、感人，可以使讀者從普通百姓的吟誦中覓到「真詩」(true poetry)。他同時認為，雖然民謠作者大都目不識丁，但作品包含的詩歌規律與許多歐洲國家類似，尤其與義大利詩歌幾乎完全相符。在他看來，「根據在這些歌謠之上，根據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種新的『民族的詩』也許能產生出來呢」③(A new national poetry could perhaps spring up based on these rhythms and on the true feelings of the people. Vitale, 1896:III)。
《北京兒歌》共收錄170首歌謠，以漢英對照形式印行。與一般書籍體例有所不同，譯作卷首以按英文標題首字母排序的「索引」(Index)代替目錄，正文中亦未列出中英文篇名，僅提供拉丁文序號。該書最大程度地保持了民謠的原汁原味，語言不事雕琢，文字質量參差不齊。《北京兒歌》一書最為矚目之處在於每首作品的中文原作和英語譯文之間都有比較詳盡的「解析」(notes)，著重解釋方言及其他文化辭彙和風俗習慣，並對作品蘊含的意思加以說明，其文字篇幅遠超正文。這些「解析」在向外界介紹中國民俗文化方面具有較高的價值。例如第53首「厚底鞋兒」描述了已婚女子回娘家時的境遇和複雜心情，威達利在「解析」中不僅解釋了「厚底鞋兒」、「娘家」和「板凳」等地方詞語，同時也對民謠主題及其反映的風土人情作了說明。
「解析」所涉及的重要詞語均附有音譯，採用利瑪竇等人創造的漢語注音體系，連音調亦一一標出。由於民歌演唱者本人未必能提供一些辭彙的確切解釋，威達利不得不多方求助。比如，他曾對「高高山上一座樓」一首百思不得解，最終經一個幾乎沒受過教育的人點撥方才明白其意(Vitale,1896:158)。對文中諸多比較隱晦之處，威達利並無太多把握，有時需要進行推測，因此「解析」中的不妥之處並不罕見。比如，中國各地廣為流傳的「天皇皇」一篇中，他將「夜哭郎」解釋為「a young gentleman who won』t go to sleep」 (不肯睡覺的少爺)即存在些許偏差。
威達利基本上採用了等行翻譯、逐行(句)對譯的做法，內容貼近原文；詩行之間用破折號連接，較好地保持了原作的節奏。以第3首為例：
楊樹葉兒
嘩啦啦
小孩兒睡覺找他媽
乖乖寶貝兒你睡覺
螞虎子來了我打他 （Vitale, 1896:6)
The poplar leaves---are stirring---the baby is about to sleep and looks for his mother---be a good boy, my treasure, get sleep---if the bogie comes, I』ll beat him.(Vitale, 1896:7)
《北京兒歌》一書素材豐富、譯筆生動，而且書籍版式精良、製作精美。譯作並非單純以兒童讀物的面貌出現，更以漢學和民俗研究學術價值見長。威達利對中國民謠價值的發掘領先中國學者20年。進入20世紀後、尤其在新文化運動之後，該書引起中國學界廣泛關注，當時國內「歌謠運動」的發起者們從中得到許多啟發，後世學人均對其價值給出極大的肯定。例如，胡適曾從譯作中選擇了18首，發表於1922年10月出版的《讀書雜誌》第2期上；有學者認為威達利在中國民謠方面的觀點「無疑奠定了或堅定了胡適的民間文學思想」(劉錫成, 2007:5)。周作人也認為威達利對中國民謠的認識「極有見解，而且那還是1896年說的，又不可不說他是先見之明了」(轉引自於潤琦, 2014:114)。美籍華裔學者L. H. Liu(2014:204)在評價這一現象時曾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將民謠視作新的中國民族詩歌之根基這一靈感，並非源自胡適，而是在北京的義大利業餘民俗學研究者——威達利」。另一美籍華裔學者Chang-tai Hung(1985)亦認為「該著即便今天看來，亦堪稱縝密嚴謹，條理分明」。
3.0 何德蘭的《孺子歌圖》
威達利的《北京兒歌》出版4年之後，美國傳教士何德蘭(Isaac Taylor Headland,1859－1942)編譯的中國兒歌集《孺子歌圖》(The Chinese Mother Goose Rhymes)由美國Fleming H. Revell Company出版。該書的中文名或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流傳於漢水以北的民歌「孺子歌」，《孟子·離婁》和《楚辭·漁父》等都對這一民歌的典故有所記載。何德蘭於1888年來華，在北京生活20餘年，與清廷上層交往甚密，曾任北京匯文書院教習，出版過《中國的男孩和女孩》(The Chinese Boy and Girl)、《慈禧與光緒：中國宮廷中的生存遊戲》(Court Life in China: The Capital, Its Officials and People)和《中國的家庭生活》(Home Life in China)等多種反映中國社會風情和宮廷生活的作品。何德蘭長期保持著對中國兒歌的興趣，他的另一部作品《中國歌謠集和其他》(Chinese Rhymes for Children with a Few from India, Japan and Korea)在其去世後的1958年出版。書中除了英譯中國兒歌之外，還收入了少量印度、日本和韓國等其他東方國家的同類作品。
《孺子歌圖》收錄了152首北京等地的兒歌，系從何德蘭等人搜集的600餘首作品中精心選出，並按主題分為昆蟲、動物、鳥類、人物、兒童、食物、身體器官、動作以及職業、行業和生意9類。這些作品大都短小精悍，原文不超過4行者居多，僅有少數幾篇超過10行，適於幼童吟誦。該書沒有添加任何注釋，語言簡單、風趣，版式也較為活潑，符合兒童的閱讀興趣，出版後頗受歡迎。值得指出的是，多數作品都配有譯者親自拍攝的、反映中國平民生活的精美照片，可以更為充分地再現那一時期的中國風情，該書也因此成為最早配有照片的中國文學譯作之一。另外，「水牛兒」一篇還將樂譜用五線譜列出。譯者在選材上偏愛傳達親情的歌謠，旨在展現中國的家庭生活，以喚起西方兒童對東方夥伴的同情和友愛。何德蘭在翻譯過程中一方面注重再現原作內容，另一方面也十分注重童趣。他在卷首序言中闡釋了自己的翻譯原則：
我們希望儘可能忠實於原作，並且讓講英語的孩子喜歡。我們考慮的是孩子的反應，而不是評論家。(Headland, 1900:5)
何德蘭的譯筆比較靈活，他不拘泥於字面，沒有刻意採用逐行對譯、等行翻譯的做法，而是注重英詩形式，尤其將押韻效果放在重要地位，使譯作朗朗上口。以我國北方家喻戶曉的「小耗子 上燈台」為例：
小耗子 上燈台
偷油吃 下不來
叫奶奶奶奶不來
激溜咕嚕滾下來
The Mouse
He climbed up the candlestick，
The little mousey brown，
To steal and eat tallow，
And he couldn』t get down.
He called his grandma，
But his grandma was in town，
So he doubled up into a wheel
And rolled himself down. (Headland, 1900:38)
何德蘭雖然久居中國，深諳中國文化，堪稱「中國通」，但在理解中國作品中一些相對比較玄妙、複雜的環節時也曾力所不逮，因此其譯本中也存在明顯的謬誤或不足。這也是早期國外漢學界普遍存在的短板。比如：
天皇皇 地皇皇
我家有個夜哭郎
過路君子念三遍
一覺睡到大天亮
The Lullaby
The heaven is bright，
The earth is bright,
I have a baby who cries all night；
Let those who pass read what I write，
And they will sleep all night,
Till broad daylight. (Headland, 1900: 29)
這是國人非常熟悉的一首兒歌。譯作雖然韻式比較整齊，但內容失當之處非常明顯。首行中的「天皇皇」被理解為「天空是明亮的」顯然有違原意；原作第三行中的「三遍」這一關鍵數字在譯文中沒有表達出來，意義就有了明顯出入；尤為關鍵的是，原作末行本意是指如是孩子便可安然入睡，譯作卻將主語定為「路人」，這樣整首譯詩傳達的信息基本上是錯誤的。常惠曾經對何德蘭的譯作給出過比較中肯的評價：
(《孺子歌圖》)不但有中文，還譯成英文的韻文，而且還有極好的照相，很能把二十年前北京的社會狀態表現出來，這是我最喜歡看的。然而她④譯成英文因為韻的限制，將原意失了不少，這也是一個美中不足。(常惠, 1923:7-8)
何德蘭的《孺子歌圖》是首部在國外出版的近世北京民謠英文譯本，相較而言更容易進入國外讀者的視野，影響範圍和傳播效果明顯優於另外3個譯本。
4.0 張則之的《北平歌謠》
張則之的漢英對照版《北平歌謠》是同類作品的首個華人譯本。張則之，別號晉臣，畢業於北洋大學，後任教於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和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均為北京師範大學前身)，曾與溫源寧、陳達、初大告(初誥)和李香谷等外語界名流共事。張則之屬於被歷史完全湮沒的民國翻譯家之列，他在中英互譯方面的貢獻幾乎無人提及，生平也鮮為人知。他的著譯作品大多署名「黔陽張則之」，常用英文署名為「Kinchen Johnson」, 後世或誤以為他是外國人, 如趙曉陽(2007:50)等當代學者將其姓名譯為「金曾·約翰生」。張則之的編、著、譯成果豐富，而且大都集中在1932年至1939年之間出版，單就作品數量而言在同時期的學者中非常突出。有些作品屬於教科書或輔助教材，如《漢英對照實用文大全》(北平科學社, 1936)和《漢英對照實用翻譯法》(北平科學社,1936)等，其中英美文學漢譯作品包括《英漢合壁沃茲沃斯詩集》(建設圖書館, 1936)和《國外詩歌一百篇》(北平立達書局, 1933)等；此外，張則之也是該時期在中國作品英譯方面貢獻較大的學者之一，作品包括《漢英對照翻譯類纂(上下冊)》(北平文化學社,1935)和《長恨歌》(北平林文印書局, 1936)等，其中可以代表張則之翻譯成就的是1932年由北平商務印書局(The Commercial Printing & Company)出版的《漢英對照北平歌謠》(Peiping Rhymes, 下文簡稱「《北平歌謠》」)。
《北平歌謠》英譯本是在民謠運動的影響下問世的。張則之意識到民間文學「已經成為一門科學，對揭示人類社會歷史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而編譯、出版該書的目的在於「讓世人了解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Johnson, 1932:I)。張則之在大學任教之餘搜集了北京及周邊地區不同時期的大量民謠，從中精選出214首「最有教育性、最有價值、最好笑、最有趣和最感人」(Johnson, 1932:I)的作品。所選民謠題材十分豐富，涉及昆蟲、動物、人物(尤其是兒童)、食物、職業、歷史、婚姻和日常生活等，對不同時期中國北方、尤其是北京地區的社會風貌有比較全面的反映。
需要指出的是，《北平歌謠》在諸多方面借鑒了先期出版的威達利的譯本。二者選文重合甚多，而且張譯本部分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參考了威達利的翻譯，為此譯者曾在序言中稱「義大利使館威達利的工作使得本書的編譯輕鬆了許多」 (Th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was rendered much easier by the work done by Baron Vitale of the Italian legation in Peking, Johnson, 1932:II)。以我國北方家喻戶曉的「小白菜」一篇為例：
小白菜兒
小白菜兒
地里黃
七八歲兒
離了娘
好好兒跟著爹爹過
又怕爹爹娶後娘
娶了後娘三年整
養了個兄弟比我強
他吃菜
我泡湯
哭哭啼啼想親娘 (Vitale, 1896: 22; Johnson, 1932:11.)
Hsiao Pai Ts』ai
Like the small cabbage---which has become yellow and dry on the ground---at the age of seven or eight years, I have lost my mother.---I lived so well near my father---only I was afraid he would take another wife--- and he has taken her; just after three years---they have given me a brother who is more worthy than I am---because he eats the food---and I only pour the gravy on my rice---weeping and wailing I think of my own mother！ (Vitale, 1896:23)
The Small Cabbage
Like the small cabbage which has become yellow and dry on the ground, at the age of seven or eight years, I lost my mother. I lived so well near my father，only I was afraid he would take another wife. He took one just after three years. She had given me a brother who is more worthy than I, because he eats the food, I only pour the gravy on my rice. Weeping and wailing I think of my own mother! (Johnson, 1932:12)
可以明顯看出，張譯本大量借用了威達利的譯文，只是改變了原譯本的標點符號，並且對個別語言細節略作調整，自譯、他譯的界限比較模糊。
張則之在翻譯過程中向來注重完整再現原作內容。該書所收民謠的譯文沒有保持詩體，而是採用了不分行的散文形式。以出現年代相對較晚的一首民謠為例：
火車一拉鼻兒
火車一拉鼻兒，
粥廠就開門兒。
小孩兒給一點兒；
老頭兒給粥皮兒；
擦脂抹粉兒的給一盆兒。(Johnson, 1932:47)
When the Train Whistles
When the train whistles, the door of the congee shed opens. Little children are given a little; old people are given the surface of congee; but beautiful women are given full basins. (Johnson, 1932:48)
實際上，張則之在譯作序言中比較清晰地闡述了自己翻譯民謠的理念，尤其解釋了譯為散文體的原因。他認為：
準確再現原作意義並非易事。譯者已經盡最大可能保持原作內容的完整性和原文的精神。這些歌謠沒有譯成詩體，而是譯為散文。原因在於，如果考慮韻律，難免會損害其意義和精神…… (Johnson, 1932:II)
《北平歌謠》是張則之具有的代表性的漢英翻譯作品，對再現古都北平的風土人情和歷史風貌貢獻頗豐。張則之的譯本貼近原作內容，嚴格採取以行為單位的對譯策略，但是忽略了民謠固有的樂感和節奏，譯語略顯生硬、呆板，未能充分再現民間歌謠的輕靈、活潑。或正因如此，譯作出版後並未引發足夠的關注，同時代學者幾乎無人提及，當代學者Chang-tai Hung(1985)研究民國時期中國民間文學運動的專著《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以及L. H. Liu(2014)為《民俗學指南》(A Companion to Folklore)撰寫的有關中國的辭條等文獻也未對其加以介紹。直到初版的80年後，《北平歌謠》終於因其在民俗研究領域的價值獲得關注，被全文收入《華北民俗文獻(第四卷)》，以專輯的形式於2012年由學苑出版社再版。總體而言，該書作為民國時期國內學者翻譯出版的第一部民間歌謠作品具有一定價值，張則之主動將民謠運動這一重要文化、文學現象介紹到外界的意識實屬難能可貴。
5.0 Ruth Hsü的《中國童謠》
同一時期國內出版的北京民謠英譯作品還有Ruth Hsü編譯的《中國童謠》(Chinese Children』s Rhymes)。該書於1935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人為著名出版家王雲五。全書精選了60首英譯中國兒歌，以北京地區流行的歌謠為主，對流傳於南方和北方的作品均有涉及。書中附有畫家Teng Kuei創作的28幅充滿兒童情趣和中國元素的精美插圖。與前述3個譯本的漢英對照形式不同，該書為純英文版。有關譯者Ruth Hsü生平的資料極少。據美籍教育家、文物專家和社會活動家福開森(John Calvin Ferguson, 1866－1945)為該書撰寫的序言，Ruth Hsü系在美國出生，來華後曾就職於燕京大學⑤。該書是在民謠運動陷於相對沉寂的局面下出現的，譯者本人在「導言」(Introduction)中曾談及這一背景：
幾年前曾經從國立北京大學興起收集民謠的運動，一時有不少詩集問世，但後來民謠熱消退了。現在已經很難看到那些四五年前還充斥市場的集子。 (Hsü, 1935:VIII)
導言同時還介紹了中國民謠的起源和南、北方民謠各自的特點，並且闡述了中、西民謠的異同。Ruth Hsü(1935:XV)稱編譯此書的用意並非對中國童謠作科學的分類，而主要在於「幫助講英語的孩子通過詩歌欣賞並且理解他們的中國小夥伴」 (help English-speaking children to enjoy and understand their Chinese cousins through the poems)。該書所選作品以描述家庭和社會生活、動物、傳統節日者居多，對春節、元宵節(上元節)、清明、中元節和中秋節(下元節)等重要節日均有涉及。譯者一方面注重傳達原作的思想、意象和情感，另一方面注重英詩韻式，並未刻意保持原作形式。以第2首「什麼時候下雨？」(When will it Rain?)為例：
When will it Rain?
When the gay clouds southward float，
Put out the large family boat；
When the gay clouds northward roam，
The flood waters will soon come.
When the gay clouds eastward go，
A strong wind will surely blow.
When the gay clouds westward keep，
The Goddess Wong puts on her rain-cape. (Hsü, 1935:3)
與張則之《北平歌謠》的境遇類似，Ruth Hsü的《中國童謠》問世之後長期未能得到學界的重視，迄今為止的相關著述均未提及。但譯者反映民謠運動成果的努力和促進中西兒童相互了解的動機值得肯定，譯者的長篇導言在闡述中國民謠特點和比較中西民謠異同方面更是具有獨特的價值。
6.0 結語
以發端於北京大學的民謠運動為界，威達利和何德蘭的譯本先於這場運動出現，並且對其有推動和促進作用，而張則之和Ruth Hsü的譯本是民謠運動的產物和反映。前2部譯作同被1923年3月出版的《歌謠》周刊列在4本「研究中國近代歌謠的書」⑥中。威達利的自序被翻譯成中文並且破例在《歌謠》周刊第18期和第20期刊發兩次，何德蘭的序言譯文亦刊於《歌謠》第21期。上述4個民謠譯本在選材上有共同之處，交叉篇目較多，但所依賴的原作文本在文字上往往略有差異；譯者翻譯原則有所不同，譯作面貌亦呈現出差異。
威達利的《北京兒歌》首次將鮮為人知的中國口頭文學介紹到西方，具有開拓意義，其歷史地位和價值居4個譯本之首。譯作忽略詩歌形式，偏重學術性，副文本在譯作中篇幅突出，著力詮釋原作內容及其包含的文化現象，是民俗研究和漢學研究的重要文獻。何德蘭的《孺子歌圖》著重再現童趣，被明確定位為童幼讀物。書中附有大量當時罕見的、反映中國兒童生活的照片，向西方讀者展示了遙遠東方國度普通民眾日常生活的畫面，充滿異國情調。Ruth Hsü的純英文版《中國童謠》和《孺子歌圖》一樣剔除了相對粗俗的內容，並且同樣圖文並茂，注重保持詩歌形式，富有樂感，適於兒童詠誦。張則之的《北平歌謠》帶有宣介中國文化和服務翻譯教學的雙重動機，所收作品數量最多，題材最廣。但與另外幾個譯本相比，目標受眾指向不夠明確，對異文化讀者的閱讀習慣有所忽略，書籍版式等方面亦略顯遜色。
早期中國民謠翻譯實踐過程中包含大量類似田野調查的前期文本搜集和整理工作，其意義遠遠超出翻譯範疇，在民俗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價值尤其不可低估。上述民謠譯本迄今未能獲得翻譯界足夠的關注，但它們應該在中國文學外譯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注釋】
① 《歌謠》周刊創刊於1922年12月，1925年6月停刊，後於1936年4月復刊，次年6月再度停刊，前後連同增刊共發行150期。上海文藝出版社於1962年出版了《歌謠》周刊影印版合訂本。
② 引自鍾敬文為Chang-tai Hung 《到民間去——1918－1937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民間文學運動》中譯本所作之序言第2頁。
③ 此處引文系胡適翻譯，參見姜義華編《胡適學術文集》第422至455頁《北京的平民文學》一文。其他引文除特殊說明外，均為本文作者所譯。
④ 常惠在文中誤將何德蘭視作「一位美國女士」，故誤用「她」字。
⑤ 引自John C. Ferguson為Ruth Hsü的Chinese Children』s Rhymes所作之序言第Ⅴ頁。
⑥ 參見1923年3月11日出版的《歌謠》第9號第1版中「台灣的歌謠序」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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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羽佳)
由山東省教育廳主管、山東師範大學主辦的學術刊物《山東外語教學》於2018年全新改版，頁碼有所增加，內容更為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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