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大衛·阿米蒂奇 重構歷史中的「內」戰
《內戰：觀念中的歷史》作者：大衛·阿米蒂奇 譯者：鄔娟 伍璇 版本：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5月
《歷史學宣言》作者：喬·古爾迪 大衛·阿米蒂奇 譯者：孫岳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17年3月
「一個幽靈，短期主義的幽靈，正困擾著我們這個時代。」2014年發表的《歷史學宣言》中，歷史學家大衛·阿米蒂奇同喬·古爾迪一道，借用幽靈的喻體開場，指出「短期思維」為史學研究以及現實世界帶來的威脅：當氣候變化和環境問題向全球發出通牒，當不平等程度逐漸加劇、貧富差距愈發顯現，人們應該如何克服由短視和狹隘造成的危機和局限。
回歸「長時段」（longue durée）的歷史敘事，是阿米蒂奇等歷史學家在堅持專業判斷和承擔公共責任的基礎之上作出的選擇：它意味著重新把歷史置於更宏大的圖景和更久遠的時段之間，讓人們看到那些困擾當下的焦點問題，以何種方式在數世紀甚至數千年前，就曾向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出挑戰。至於「回歸」，則意味著「長時段」的提法早有踐行並曾消退，而歷史學者們也正因為需要回應當下以及未來的挑戰，喚回公眾對歷史的興趣，才重啟這一思維與視野。
如果把《歷史學宣言》視作對「長時段」的理論呼籲，那麼阿米蒂奇這本《內戰：觀念中的歷史》則是他作為歷史學家耗時十年對這一方法的研究實踐。「內戰正逐漸成為人類最廣泛、最具破壞性以及最具特色的有組織的武裝暴力形式」，阿米蒂奇有感於內戰對21世紀的破壞與消耗，認為有必要直面這個之前鮮被探索的領域。「我的目標不僅是挖掘、整理出內戰的歷史，而更在於指出，在塑造我們如何看待世界這個問題上，內戰具有重要意義。」這意味著內戰的界定與歷史的情境緊密相連：它並不是一個超脫時間之外的抽象名詞，而是隨著時間變遷內涵意義也會作出相應改變的複雜觀念。
究竟什麼是「內戰」？又是什麼讓「內戰」成為「內」戰？這其中的界定其實一直以來都不明晰並存在爭議。為了正視並理解「內戰」，阿米蒂奇搜集了過去2000年間有關「內戰」觀念的爭論歷史，從古羅馬一直追溯至近年發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敘利亞的戰爭，以「長時段」的視角觀察「內戰」的演變，並儘可能在更長的時間跨度中呈現其累積的變遷。讓這一路沉澱下來的豐厚概念幫助人們更好地面對當下和未來，這也是阿米蒂奇出於一個歷史學者的願景與期待。
【對話大衛·阿米蒂奇】
觀念中的歷史
它通常存在爭議與衝突
新京報：為什麼《內戰》書名強調「觀念中的歷史」（a history in ideas），而不是「觀念的歷史」（a history of ideas）？
阿米蒂奇：我所說的「觀念中的歷史」，其實是指一系列戰爭（或者用更強的概念，一系列內戰）所構成的歷史。寫這本書的目的也是為了理解兩場戰爭（以及當代對於「內戰」概念的界定）：一個是2006年到2007年的伊拉克，另一個則是2011年至2012年的敘利亞，是否應該把這兩場衝突看作「內戰」，在國際上其實也有爭論，比如在聯合國，或者在美國。它們還有可能被稱作「叛亂」（rebellion）「恐怖主義」（terrorism）或者「武裝暴動」（insurgency）。
作為一個歷史學者，尤其是研究政治觀念的歷史學者，我更感興趣的是：在伊拉克或者敘利亞的問題上，到底是什麼讓這些詞的意義產生了這麼根本的分歧；為什麼對於這些暴力衝突的界定能夠引發這麼火熱的論爭；以及，對論辯雙方來說，無論同意或者否認冠以「內戰」之名，那些正在發生的衝突背後是否都有歷史的維度。
所以我把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兩個論爭置於更長時段的歷史敘事中。在這本書里我一直追溯到古羅馬，那時關於「內戰」的含義就有類似的爭論，它們會從不同的歷史語境中跳脫出來，這些衝突有著不同的背景、預設和意識形態，它們彼此碰撞、相互抵觸。我在這本「觀念中的歷史」里想講的就是兩千年來從古羅馬到敘利亞「內戰」觀念的歷史，借用這些特定歷史時刻的爭論，作為墊腳石，嵌入更長的歷史敘事。而不是想當然地假定「內戰」是某個已經存在著的，有著特定本質的概念。它其實是人創造出來的東西，在不同時間點可以被拿來用作武器。而我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工作，則是去創建或者重建這個關於戰爭的歷史，讓不同時刻的這些觀念變成論辯的主體。「觀念中的歷史」就是聚集這些相繼的時刻，以及有關這一觀念的各種主張。但並不假定這個觀念本身有任何內核、根基或唯一不變的意義。它們通常都是有爭議的，總是衝突。而內戰，正是觀念中的歷史的一個很好的例子。
長時段的歷史
期待以此方式重述中國「內戰」
新京報：這本書對於「內戰」觀念的考察，其實更多是從一個歷史學家的角度出發。它顯然是與政治學家或軍事學家的視角不同。在我看來，這大概也和你一直主張的回歸「長時段」的思維相關。你能進一步談談為什麼把「長時段」的方法引入「內戰」研究嗎？
阿米蒂奇：我猜你大概指的是《歷史學宣言》中的一些論證，它已經是幾年前的著作了。它更像是我在從事「內戰」研究這項實踐背後的理論支點。
在我完成「內戰」研究之前，我和喬·古爾迪合作的這本《歷史學宣言》中就有「長歷史」的方法，得以支持我「內戰」研究這項實踐。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兩本書是緊密相連的。我尤其強烈地感受到，「內戰」的觀念是羅馬人在兩千年前創造出來的，並且一直沿用到今天，所以去講述這段歷史唯一負責任的方式，就是要涵蓋整整兩千年的時段。寫這本書花了我十年時間，其間也面臨很大挑戰。但我認為最核心的就是要涵蓋足夠長的時段，展示這個名詞在論辯中各種各樣不同的用法。當然，並不是每個歷史主題都需要這樣處理，但關於「內戰」我覺得是有必要的。
新京報：你在《歷史學宣言》中也呼籲歷史學家在公共領域應該發揮更積極的作用。而現狀卻是，你在講座中也提到，公共政策的制訂已經很少參考歷史學家的意見了。
阿米蒂奇：我不知道在中國是否也是類似的情況。在美國或者英國，確實很少歷史學家在公共政策方面被諮詢或徵求意見，他們更多參考的是律師、經濟學家或者是科學家的意見。可並不是一直如此。如果你往前追溯到20世紀初，會發現至少在英美這兩個國家，歷史學和政治治理（political governance）有著極其緊密的關聯。這也意味著，這種聯結其實是在20世紀某個時刻被打破了。即便現在我們無法恢復到，像20世紀初的歷史學家們那樣可以用他們的理念、分析和知識，影響公共政策的形成，那麼至少現在的歷史學者可以做點什麼讓公眾了解到歷史的重要性。
我寫這本《內戰》其實也不僅僅是為了同行學者，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希望讓更多讀者得以通過這本書理解21世紀的現代困境。把內戰置於一個更長的歷史脈絡中，在我看來是可以幫助大家理解發生在伊拉克、敘利亞或者阿富汗的那些暴力衝突的。所以它其實也在某種程度上完成了《歷史學宣言》中提出的一個目標，即找到一種方式，去書寫一個相對複雜的歷史，並讓這種廣泛的閱讀是可理解的並且是有意義的。
新京報：對於《內戰》的中國讀者，你有什麼特別的期待嗎？
阿米蒂奇：有一件事我其實很期待，就是希望中國也有學者或者學術團體，會有興趣梳理中國的長時期傳統中「內戰」概念的演變。我在書中最開始「導言」部分就提到，中文裡關於「內戰」的概念完全不同於civil wars的傳統。而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人做相關工作。所以如果有人看過我這本書之後，可以梳理中國「內戰」的傳統，我會非常高興。
采寫/新京報記者 李佳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