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之子周幼海的豪門「叛逆」人生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後來卻成為國民黨要員，又墮落為大漢奸。而他的兒子周幼海反其道而行之，從花花公子、紈絝子弟「叛逆」成中共特別黨員，從事秘密工作——父子殊途，恰恰成了「老子反動兒混蛋」最鮮明的一個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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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漢奸」三字對他刺激莫大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時半，日本鹿兒島山間一幢農舍里，一個男孩呱呱落地。父親是中國湖南沅陵的25歲的留學生周佛海。周佛海望著新生的幼兒，給他取名「周幼海」。

周佛海在宦海飄浮，周幼海也隨父過著動蕩的生活。1938年12月18日，周佛海和汪精衛等飛往河內，打起「和平運動」的旗號，公開投敵當上漢奸。不久，周幼海來到嶺南中學上課時，見課桌上寫著「小漢奸」三字，臉色驟白。他曾憤憤地說：「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可是，同學們總是對他投來冷漠的目光，使他的心靈第一回蒙受莫大的刺激。他曾在校刊上公開發表抗日文章，表明他的愛國之心。他無法再在香港上學。周佛海隨汪精衛來到上海，把家眷也接去了。周幼海來到上海不久，日本方面便安排他去日本讀書。在日本，周幼海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他說，他曾是「一個純潔的青少年」，卻「在日本學壞」。他的內心空虛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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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記》給他指點迷津

就在周幼海心靈備受煎熬的時刻，一位名叫陳國禎的中國學生給他指點迷津。陳國禎秘密地借給周幼海一本書，書的封面用紙頭嚴嚴實實包了起來。周幼海回到住處，連夜讀這本由上海復社出版的《西行漫記》，使他懂得了什麼是中國共產黨，什麼是中國紅軍。

看了《西行漫記》之後，陳國禎對周幼海說：「父親是父親，兒子是兒子，只要你不當漢奸，同學們是不會看不起你的。」陳國禎的話，使周幼海得到安慰。他們漸漸熟悉了，開始討論國內政局。如周幼海在未曾發表的文稿中所回憶的：「他又給了我《論持久戰》。這是一本油印的小冊子，我第一次讀到了毛主席著作……」陳國禎後來被日本憲兵逮捕，病死在獄中。他在周幼海的心中播下了進步的種子，他嘗試著進行反抗。他的第一個小小的反抗行動，便是要求在寒、暑假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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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前往蘇北成為中共特別黨員

周幼海回國後，被送到了成都華西壩華西大學。他在那裡找到了他的好朋友蕭孟能。在蕭孟能的幫助下，周幼海曾秘密回到重慶，來到中共辦事處，求見董必武，提出希望到延安去。

這樣，在1946年6月底，周幼海由田雲樵安排來到了淮陰，找到了中共華中分局聯絡部。社會部副部長楊帆熱情地接待了周幼海。他改名周之友。1946年8月2日，是周幼海人生的轉折點。這天，經楊帆、何葷介紹，周幼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身份是「特別黨員」，候補期兩年（1948年3月由田雲樵向他宣布轉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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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策反、情報工作

入黨之後，周幼海被楊帆派回上海，在田雲樵的領導下工作。為了不暴露身份，他只和田雲樵保持單線聯繫。

周幼海回滬以後，跟母親楊淑慧一起，住在小沙渡路的南陽公寓。他有著那樣的一位父親，而從事的工作又那麼秘密，幾乎沒有誰會想到他是中共特別黨員。雖然周佛海作為大漢奸被關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但周幼海當年隨父親參加種種社會活動，結識大批國民黨上層人物，這樣他仍能不時把主要的情報報告田雲樵。

周幼海曾參加「國民政治協會」活動，與李潔、胡伯敏、湯濟溪等策反了浙東稅警大隊長。他也曾策反了國民黨上海警察局的重要頭目……他冒著生命危險，從事策反工作。那時，周幼海的公開身份是在中央商場二樓的交易所里做投機生意的商人。他在中央大樓租了寫字間。他化名「周開理」，在永大銀行開了戶頭。表面上，這位「大公子」正忙於生意經，整天跟「孔方兄」打交道。他正是在「孔方兄」的掩護下，從事革命工作。

上海解放後，楊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兼社會處處長。周幼海依然成為楊帆、田雲樵的部下，在上海市公安局社會處二室二科擔任股長。後來，他擔任副科長。

受「潘楊」、劉少奇案牽連坐牢18年

1955年5月16日，周幼海被人跟蹤。一進局裡，一張逮捕證甩到他的面前，他竟咔嚓一聲被戴上手銬！

他懵了！他實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後來他才明白，原來是潘漢年、楊帆冤案波及了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劉少奇的冤案平反了，潘漢年、楊帆冤案平反了。1983年8月22日，公安部終於下達了《對周之友同志問題的複查結論》。晚年的周幼海，對黨的熱愛愈發熾烈，革命的信仰益發堅定。有人跟他說起汪精衛、陳公博的子女在海外生活如何優裕，言外之意是說他「走錯了路」，他毫不猶豫地說：「我當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我的選擇沒有錯！」但20來年的冤獄，嚴重地摧殘了周幼海的身體。多日高燒不退，急性肺炎，心力衰竭，他終於在1985年7月24日離開了人世，終年63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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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幼海差點「子承父業」

周佛海共有二子三女。在五個子女之中，前妻所生一子一女不在他身邊；日本妻子金田幸子所生女兒處於「保密」狀態；常與他一起生活的是幼海、慧海。他最為鍾愛的是幼海，期望他「子承父業」……

就在周幼海被送往日本不久，1940年1月，發生了「高、陶事件」。陶希聖在香港《大公報》發表文章，揭露「日汪密約」，並且說日方把周幼海弄到日本讀書，實際上是當「人質」。消息飛快地傳入周幼海的耳朵中。誠如他後來所回憶的那樣：「陶希聖的文章使我非常痛苦。在留日的生活中，我逐步認識到當時日本統治者在有計劃地把我培養成漢奸親日派的接班人。」

但周幼海嚮往光明的決心實在太強烈，以致於父親周佛海都不能阻止。周幼海回內地前夕，父子倆做了一次長談。周佛海和楊淑慧希望他去美國讀書。這時，周幼海意味深長地說：「我的一生到現在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後我要走自己選擇的道路了。」周佛海雖然不明白他「自己選擇的道路」是什麼，但是這麼說道：「好吧，由你自己決定吧。這也是人各有命。」這便是周氏父子最後一次關於人生的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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