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知識：隸書的重要作用

就中國文字和書法的發展看，隸書是一大變化階段，甚至說今日乃至將來一段時期全是隸書的時代也不為過。草書和楷書為千餘年來流行的書法，它們在形體上，由隸書衍進，固是無待多言的事實，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隸法的各種變化。

王羲之是精擅隸書，更以其中許多筆法變化移轉到楷書和草書上最有成就的大家。事實上，自從有了他，中國的書法才形成了由他而下的一條書法大河流。

這樣，不免有人要問：「姑不論為何不談篆書，既然將書法追到隸書上，為何不從秦漢書法談起？為何不談趙高、程邈？為何不談史游、曹喜？甚至為何連再後一些的蔡邕、師宜官和梁鵠都不談？甚至連鍾繇、張芝也不談？」這一是由於材料太少，文獻不足征；二是由於這些書家的影響後來，都不及王氏大。

東漢 蔡邕《熹平石經》

唐太宗作《王羲之傳論》。他在最後論到書法的所以興起，乃是由於繩文鳥跡的樸質不足觀。這樣才去朴歸華，而有舒箋點翰的工拙之可言。在他那個時代，他已經說「伯英臨池之妙，無復余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迹」，我們今日更未有發現。論到鍾繇，他還算看到一些鍾繇的真跡，但我們今日無從得見。所以在羲之以前是很難舉例的。

那麼，又有人問：「二王真跡安在？」不錯，嚴格談起二王真跡來，凡今日所存，號稱二王的墨跡，皆有可疑，但，畢竟還有一些墨跡存下來。日本所存的《喪亂》、《二謝》、《孔侍中》、《頻有哀禍》等帖，以及我國所存的《奉橘》等三帖，至少是唐以前的摹本。以我國所存的「三希」而論，儘管有人對於羲之的《快雪》、獻之的《中秋》都表示異議，但對王珣的《伯遠帖》卻從無異辭。以這些字跡與我們後來所發現的敦煌晉人尺牘，及考古隊所發現的晉人文書、敦煌一部分的經卷、六朝碑版中的字形筆勢相比勘，無不昭然可見其血脈的淵源。何況更有大部分傳模的法帖，縱非墨跡也多資取之徑？然則，不溯源於王氏，在客觀條件上又有何更好的源頭呢？

東晉 王珣《伯遠帖》

我深覺王羲之不僅是一個精通隸書的大家，其更偉大的成就則在能以隸法來正確地、巧妙地、變化地移入楷行草書之中，成為新的體勢，傳為不朽的典範。誠然，現在的楷行草書的筆法皆由隸書變化而來，其根本方法是隸書的方法；然而，我們所寫的畢竟不是隸書而是楷行草各體書。有人主張先寫隸書再寫楷行草，我們不反對；有人主張從楷行草書上溯隸書，我們也不反對。其理由即是有了像王羲之這樣的樞紐人物。

東晉 王羲之《蘭亭序》（定武本）

初唐虞歐褚薛四大家之中，虞是智永禪師的弟子。智永無論就血緣或就書法，皆是王羲之的後裔。歐則父子二人都是從隸法來的，而歐陽詢的《定武蘭亭》，尤其傳右軍的書脈。褚是專門學右軍的，他又受法於虞歐兩位前輩。薛稷是魏徵的外孫，他專學魏家所藏的虞褚真跡，尤其努力學褚，得其神貌。這四大家無疑是屬於王右軍系統的。

李邕、孫虔禮、張旭、懷素，一般說來是繼承了晉人的。張旭和懷素在草書上說來，受張芝的影響多，但張旭的楷書《郎官石柱記》則純是右軍法則。至於李邕、孫虔禮是苦學過二王的。

顏柳二家皆從褚遂良以追溯右軍的隸法。柳公權的《復東林寺碑》幾乎完全是褚字。顏之出於褚是人人皆知的。

五代的楊凝式和宋初的李建中，皆出於歐陽詢。楊的《韭花帖》楷書又變歐法以上追右軍，而其分行布白卻下開董其昌的新局面。這二人保留了一些唐人的風格，但已漸開宋人的氣派了。

蘇黃米蔡四家，蘇黃皆力學顏真卿、楊凝式，其心意是要追右軍。米是直學晉人，意似不局於右軍，實際跳不出王家範圍。蔡是專學褚薛，因之近於顏真卿。這四家當然皆歸之右軍的雲仍遠系了。

趙孟頫起於宋末元初，但其書法竟欲超越了唐宋兩代而直接二王。這是中國書史上一段奇特的光彩。他的天資和功力，皆臻極詣，是右軍嫡乳。影響之大，不僅整個元朝書法為其籠罩，明清兩代以至今日皆尚挹其餘波。

元 趙孟頫《陶淵明五言詩頁》

明清兩代書家不少。但真知書法，影響甚大，而能多少接上一些右軍法脈的，恐怕只能提到一個董其昌。關於這一切，我們以後再為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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