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禁錮了人們對於女性自身的想像力?| 蕾拉·斯利瑪尼
本公號屬於經濟觀察報·書評
編輯/日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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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因為我自己是女性,所以選擇寫關於女性的主題,而是女性本身就是讓人著迷的主題。福樓拜寫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寫女性,所以選擇女性作為主題並不是很新穎的事情。但我希望通過寫作破除一些關於女性的美好神話,比如女性的主要特質是基於女性的溫柔、女性只有在家庭當中才能實現真正的價值、女性在傳統中的定位、女性的從屬關係、女性作為母親的形象……我們往往因為這些刻板形象禁錮了對於女性自身的想像力。而我認為女性真正的美在於其複雜性。
—蕾拉·斯利瑪尼
蕾拉·斯利瑪尼,法國作家,2014年出版小說處女作《食人魔花園》,在法語文學界嶄露頭角。2016年憑藉《溫柔之歌》榮獲龔古爾文學獎。2017年被法國總統馬克龍任命為全球法語推廣大使。蕾拉的作品因關注女性、深入挖掘女性心理、揭示女性生存困境而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廣泛閱讀。
袁筱一:
我是蕾拉兩部小說——《溫柔之歌》和《食人魔花園》——中國版本的第一個讀者。
在我所閱讀的
有限的
中國女作家的寫作中,我還沒有碰到過作家本人對筆下的女性人物不存在同情心的。所以我很想請蕾拉先談一談,你是怎樣開始寫作的?我知道蕾拉做過三年記者,《溫柔之歌》是你的第二部小說,並且獲得龔古爾文學獎,作為非常年輕的女性作家,可能是幾十年來比較少見的事情。
蕾拉·斯利瑪尼:
和所有作家一樣,我也經歷過失敗。作為一個作家,失敗和成功同樣重要,這也是我想對從事寫作的人說的。寫作時,很多創作出來的東西是棄之不用的,80%的東西要扔掉,然後再重新寫80%的東西。
我的第一本書花了兩年時間,但遭到了很多家出版社的拒絕。我在結束了這段寫作後,感到非常沮喪,差點放棄了寫作。突然有一天我產生了一個想法,這個想法使我創作了後來的作品《食人魔花園》。我辭去工作,把自己關在房間里,
花了半年時間
全力以赴地寫作,最終這本書被伽利瑪出版社接受了。紐約客對蕾拉·斯利瑪尼作品《溫柔之歌》的報道
在伽利瑪出版社,我遇到一位非常好的出版人——我的編輯。正是這位出版人幫助我找到了屬於我的語言風格,找到了自己的聲音,找到我和辭彙之間的關係。所以能夠遇到一個好的出版人是非常重要的,他能夠發掘作者身上最本真的東西。也正是因為這位出版人,我初步確定了自己
冷硬的
寫作風格——生硬的、直接的,甚至有些殘酷。出版人告訴我:我應該相信讀者,讀者並不愚蠢,最重要的不是我說出來的東西,而是言外之意。正是通過這位出版人的幫助讓我找到了自己的文風,就是這種冷硬的風格。袁筱一:
蕾拉·斯利瑪尼:
首先,並不是因為我自己是女性,所以選擇寫關於女性的主題,而是女性本身就是讓人著迷的主題。福樓拜寫女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寫女性,所以選擇女性作為主題並不是很新穎的事情。但我希望通過寫作破除一些關於女性的美好神話,比如
女性的主要特質是基於女性的溫柔、女性只有在家庭當中才能實現真正的價值、
女性在傳統中的定位、
女性的從屬關係、女性作為母親的形象……我們往往因為這些刻板形象禁錮了對於女性自身的想像力。而我認為女性真正的美在於其
複雜性
。2015年法國電影《我的國王》
另外,與其說我對女性心理或者人物心理感興趣,不如說我關注的是人物本身要做什麼、人物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及
衝突
。比如,女性是如何來理解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她們為此感到哪些痛苦?女性在意的是人們怎麼看她,或者是這個社會如何影響她的命運。我不認為存在著一種女性心理,或者存在著單一的「女性」一詞。我認為女性是多種多樣的,而且女性可以自己決定「你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女性」。第三,我認為女性並沒有一種天然而成的天性,女性都是由社會塑造出來的(承接了波伏娃的觀點,編者注)。在社會中,我們會有自己的角色,以及人們所希望我們成為的角色。我希望能夠通過寫作證明某些時候女性可以脫離人們的定義。我希望通過在生活中出現的事件,比如愛情、孩子、工作,或者是生命中的突發事件,展現女性看待世界不同的方式並找到自己的自由。
但有一點我不太同意你說的,我對我筆下的人物是非常有同情心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共情。我希望能夠讓我筆下的女性大膽地說出一些現實社會當中的禁忌,甚至表達出她們惡劣的想法,比如一位女性不想一直當媽媽,或者不希望有很暴力的性關係,還有一些女性可能想殺死自己的孩子。
人們會認為這些想法是不道德的,但我的目的是希望讀者們在讀到這些想法之後,能夠感到共情。小說不是法庭,並不需要我們對人物進行道德審判,讀者要找到的是另外一種東西,也就是同情心。
蕾拉·斯利瑪尼與法國總統馬克龍
袁筱一:
我很想知道當蕾拉寫路易絲這個人物的時候,你認為路易絲為什麼殺了那兩個孩子?
蕾拉·斯利瑪尼:
事實上,我並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保姆殺死孩子,或者說我不完全知道。我所了解的和我的讀者是一樣的。我掌握了一些信息,可能是因為這個保姆極度孤獨,或者失去了對現實的感知,她把現實和慾望完全混淆在一起,陷入了瘋狂。
我認為對於作品來說,最主要的不是給出回答,而是提出問題。我希望我的讀者在讀完之後,不是感到終於看完這本書了,或者終於知道怎麼回事了,然後放下書什麼都不想了。我希望我的書繼續存在於讀者的腦海中,他會一直提出一個問題。就像我邀請朋友吃飯,給他做了一頓大餐,但不讓他吃十成飽,而希望他時刻惦記著哪個菜還要再來點。文學也是一樣的道理,要有一種不滿足的感覺。
我希望我的讀者有積極性,不是被動地出於娛樂的想法來進行閱讀,而是積極地提出一些思考和問題。我希望的是讓他們感到震撼,或者讓他們覺得不舒服,不斷的想像在閱讀中有哪些精彩時刻和情感,進而重回到文學的觀點上來。
(法)蕾拉·斯利瑪尼 /著
袁筱一 / 譯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8年3月
袁筱一:
沒有一個作家是為了編造一個故事而寫,蕾拉在一次採訪中也提到過「懂得寫作本身就是一種反抗,文學也許不能改變世界,但是能夠影響到正在閱讀他的人」。可不可以談談對於寫作本身的看法?
蕾拉·斯利瑪尼:
我想引用薩特的一句話,他說「作家是一個自由的人,談論的也是自由的人」,所以我認為文學和寫作對我最核心的詞是自由,所以我才會寫作。
這和我們在閱讀時的愉悅是一樣的。
我在閱讀的時候感受到充分的自由;我在寫作的時候,在桌子前面對我即將寫出來的一頁頁紙,我也感到一種巨大的自由,而且我可以充分掌控我筆下的辭彙,掌控我的語言,我能創造出一個世界,這就是最大的自由。正是因為寫作讓我的生命有了意義。我認為寫作也是一種鬥爭,很多作家說過寫作是非常痛苦的,對我來說,我們寫作的時候語言始終是陌生的,在和我們進行對抗,有的時候甚至拒絕我們進入。我們在寫作的時候在經歷一場鬥爭,可以說寫作是痛並快樂的過程,是難以用語言描述的。
(法)蕾拉·斯利瑪尼 /著
袁筱一 / 譯
浙江文藝出版社
2017年8月
袁筱一:
聽說你最近出版了一部紀實性作品《心靈的謊言》,我想知道你近期的寫作計劃,是正在進行中,還是在醞釀中?
蕾拉·斯利瑪尼:
《心靈的謊言》
已經出版完成了。這本書是在我的家鄉摩洛哥進行的一項調查。我邀請了很多婦女來談論她們自身與自己的身體和性之間的關係,這些女性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其中有信仰宗教的、有不信仰宗教的、有保守派人士、有自由派人士、有已婚婦女、單身人士、妓女和神學家等等。讀者提問:
了解到你在寫作之前想嘗試過不同職業。在嘗試各種職業時肯定會對社會上的問題有自己的思考。在你的工作和思考之中,你是否會感到一些隔閡?你以後還會有什麼新的嘗試,會在作家這條道路上一直堅守嗎?
蕾拉·斯利瑪尼:
對於未來職業選擇很難說,但我不希望成為罪犯,希望在正道上。作為作家可以成為一切我們想成為的人,可以實現一切奇思妙想。有人曾經問過我,作為作家不覺得孤單嗎?我正是想要這種孤單。我之所以喜歡寫作,也是因為孤獨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很享受一個人。
本文整理編輯自《當代文學寫作中的女性問題:蕾拉·斯利瑪新書座談會》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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