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煒：手機是損害文學的「炸彈」
張
煒
當代著名作家，中國作協副主席，山東省作協主席。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張煒文集》48卷，各種單行本600餘部，作品被譯為英、日、法、韓、德、塞、西、瑞典等多種文字，曾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第四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全國「五個一」精品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等多項榮譽。
作為中國當代最多產、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被王蒙稱讚「死磕」文學的張煒，上世紀80年代就以《古船》轟動文壇，40多年來勤力筆耕，散文、詩歌、小說、兒童文學並進，僅小說就有短篇130多部、中篇10多部、長篇21部，《古船》《九月寓言》《刺蝟歌》《外省書》《醜行或浪漫》《你在高原》等均為扛鼎之作，而《你在高原》更是以書寫22年、原稿600萬字、出版450萬字的體量摘得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在中外純文學史上絕無僅有。今年，張煒先後推出長篇《艾約堡秘史》和散文集《海邊兔子有所思》兩本新書。接受記者專訪時，張煒坦言，自己寫出來的都是至少醞釀了15年的種子，「讓種子放得更久一些，也是為了等待一些種子死亡、另一些種子萌生。這是作家的一種選擇方法，等於自然淘汰法，並不是所有種子都會茁壯生長。有的種子，再厚的土也壓不住，它的尖芽會頂得人心頭髮疼發癢，那就是一個非要長大不可的生命了。」
平常儘可能遠離「創作狀態」
新報：您覺得自己發揮生命能量最好的是《刺蝟歌》《外省書》《醜行或浪漫》，但在讀者和評論界影響最大的是《古船》《九月寓言》，得茅獎等大獎的又是《你在高原》，您會怎麼看這種自我認知和外界評價上的差異？
張煒：我這樣講，是僅僅指自己近二十年來的寫作，並不包括更年輕的時候。《古船》《九月寓言》是我比較早的作品，大致是三十歲前後的創作，因為經歷了較長時間的閱讀接受，同時又是我最早的兩部長篇小說，大學中文系常常講到它們，所以通常被認為是我的「代表作」。它們對我也的確很重要。《你在高原》的體量很大，寫得很久，耗費精力極大，內容也非常複雜。我今後大概再也不會寫這麼長的作品了。再過一段時間，更多的讀者可能與作者自己在評價上趨向一致，也可能仍然有較大差異，這都是很正常的事。對文學作品的意見，主要還是要聽對語言藝術極敏感的那部分人的。文學作品說到底最終還是要交給有文學閱讀能力的人。這本來是極簡單的道理，不過真要弄懂也不容易。
新報：曾有茅獎評委透露，第四屆茅獎評選時《古船》被列為首部重點推薦，第五屆時《九月寓言》也被一致看好，可直到《你在高原》才獲獎，一直想問問您對此的感受。
張煒：評獎是活躍文學的一種方式，可以使寫作和閱讀不太沉悶。在物質主義和商業主義時代，在一部分外行那裡，差不多已經把複雜的文學審美活動簡化為文學評獎，就像對待體育賽事一樣。文學可絕對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這種現象大致是由於缺乏文學閱讀能力造成的。《古船》和《九月寓言》沒有得過上面提到的那些獎，卻有可能是我前期最重要的兩部作品。有影響的獎項具有很大的廣告效應，但它改變不了作品本身的質地。
新報：《艾約堡秘史》首次關注中國暴富人群，《獨藥師》是養生世家傳奇，為什麼每部小說都換風格？
張煒：一個寫了許多年的作家，對自己傷害最大的，可能就是不自覺中進行的「慣性寫作」了，即沿用過去的生活積累和筆調以及順手的結構方式，輕車熟路地完成一部「還不算太壞的作品」。這對作家來說是糟糕的事，文字的堆積是最無聊的事。創作是心靈的一次欣悅和感動，需要新的暴發。沒有嶄新的感觸和經驗就不必動筆。一般來說，作家的表達在總體風格上是不會改變的，但具體到每部新作都應該有新的元素加入，這些元素越多越好。特別是「筆調」，它需要重新去尋找和確定。
新報：寫了40多年，寫出最期待的作品了嗎？還有什麼特別想寫的嗎？
張煒：我覺得《尋找魚王》《獨藥師》《艾約堡秘史》這三部近作，是我花了四十多年的時間才抵達的一種目標，也是我多年來的文學期待。今後特別想寫的文字當然會有，那只有放在較從容的時間裡去完成了。我會寫得比較少，因為可能去寫更有難度的作品了。要超越從前的作品就得花費更多的時間、花雙倍的力氣。經驗多了，經歷多了，技法層面長進了，應該是作者手中的法寶，但要用好它們也不容易。文學表達是極有難度的一種工作，沒有多少工作比這個更難了，所以寫作者哪怕有一點點長進，往往都要付出成噸的汗水。
新報：除了網路文學，中外純文學裡只有《你在高原》篇幅最長，22年寫一部書，會不會有被掏空的感覺？要怎麼解決瓶頸？
張煒：準確點說，回歸理性，可能沒有什麼「網路文學」，就像沒有什麼「收音機文學」和「報紙文學」一樣。只有文學，好的或不好的文學。網路報紙和廣播只是不同的發表園地、發表方式而已。好的作家，無論用什麼方式發表作品，都需要苛刻嚴謹地對待每一個字，所以只要寫得很長都會很累。文學寫作的難度，稍有寫作經歷的人都會知道。寫作中誰都會被卡住，那就只好放一段時間，多想想或者一點都不想。到了時候，問題總會解決的。
新報：接下來會是哪顆種子萌芽？您平常的生活狀態是怎樣的？
張煒：這要等待一下再看，因為寫作的慾望不是平均的。要寫作就最好把滿腦子的「文學」排空，以便讓靈感進來。想「文學」太多會很累。我認為作家干體力活最好，讀書也好，平常想儘可能地遠離「創作狀態」，這樣就不至於傷害「文學」了。文學思維在日常生活中會被磨得老舊，而它應該是新銳新奇的，所以不應該被平均化地撒在日常生活中。我覺得這一點對寫作的人大概很重要。
作家要寫出無可抵擋的文字
新報：您是少有的還寫兒童文學的純文學作家，這兩種創作會有什麼不同？您是穿插著寫兒童文學來換腦筋嗎？
張煒：少年讀者和成年讀者在我眼裡大致是一樣的，比如他們讀了一本書都要覺得有趣，都要在故事、語言中感到滿足才好。文字的魅力是無可抵擋的，如果能夠抵擋那就不是文學了。寫出無可抵擋的文字、無可代替的文字，這是作家的夢想和光榮所在。往昔的生活與今天差距多麼大，可是我們好像剛剛離開了昨天。我一直寫著兒童文學，從十幾歲開始，到現在一共寫了一百多萬字。我不是一個專門為某個讀者階層去寫作的人，而是寫一切能夠感動我、讓我心中產生寫作衝動的人和故事。兒童喜歡的文字是很難寫的，因為這需要直指文學的核心。我如果寫出了更多讓兒童喜歡的作品，就意味著自己更加靠近了文學的核心。有人以為兒童文學是「小兒科」，是玩玩而已，那就大錯特錯了。寫一下就知道難度了。純潔的心靈會在這裡找到真正的知音，而純潔是人多麼可貴的品質。兒童文學其實是一切文學源頭的部分，所有好的兒童文學一定是成人喜歡閱讀的，反過來說，只要是成人讀了了無趣味的東西，就一定不是什麼好的兒童文學，甚至不是什麼文學。我會繼續寫下去，這對我是從來沒有終止的一項工作。我並不把文學過分地分成兒童或者成人，儘管有時也要注意一下二者的區別，但它們首先要是文學，要是好的語言藝術才行。各種所謂的「文學」都沒有什麼豁免權，都是一樣的權衡標準，比如都要是絕妙的語言藝術。網路時代的寫作，十分需要自我苛刻、再苛刻。寫出讓兒童少年們傾心的文字，對作家來說是可能一種艱苦的磨鍊。沒有難度的寫作，只會產生廉價的文字。
新報：您認同把文學劃分為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劃分方法嗎？
張煒：通俗文學的主要功用是日常娛樂，這種娛樂生活中是需要的，只要健康就好。「純文學」這個概念也許有問題，但我們大致知道它指的是一種詩與思、一種語言藝術，這與一般意義上的娛樂文字畢竟是不同的。就像相聲雖然不同於哲學著作，但相聲也不能被哲學著作取代一樣。各有所需，功用和價值不同，它們肯定是共存的，將被不同的人接受或推崇。
新報：網路時代越來越多碼字的人被稱為作家，您覺得現在是文學最好的時代嗎？
張煒：出於禮節性的尊敬，作為尊稱，怎樣叫都可以。但顯而易見，「作家」「思想家」「軍事家」「哲學家」「詩人」之類，不可能是一種職業稱謂。現在寫作的人很多，發表的園地也很多。過去寫作的人也同樣多或更多，只不過發表的園地不多。但無論多與少，並不會影響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的數量，他們在每個歷史時期大致也就那麼多，不會太多。真正意義上的作家總是很少的，正像一個時期思想家哲學家不會太多一樣。寫作是人的一種慾望和本能。談論寫作和發表，有許多時候並不是在談論文學。有時從市場接受上看起來很「文學」了，甚至呈一時之盛，但也極有可能與文學的關係並不大。文學接受是極複雜的審美過程，不是熱熱鬧鬧的商業促銷大甩賣之類。
新報：您說「應該扔掉手機，手機是損害文學的炸彈」，有這麼嚴重嗎？
張煒：一個人總是離不開手機閱讀，就像離不開煙酒一樣，有可能損害健康。戒掉一些習慣是不容易的。但我們不能說煙酒對人一點益處都沒有。還是要鼓勵紙質書和經典書的閱讀，因為這才是一個民族精神成長的大路，關係到一個民族的未來。紙質書中的垃圾當然也很多，所以才強調多讀經典。人的文明水準、文化素質是不同的，最終是這些決定了他對書的選擇。智能手機讓我們接收信息變得太便利了，所以腦子總是被填滿，這是太可怕的一件事。一直沉湎在電子閱讀中，往往會喪失文學閱讀的基本能力，最後連明顯的語言優劣都看不出來了。不過從網上看看新聞大概還行。
撰文：宇浩
編輯：期待加薪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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