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貴族精神，社會走向庸俗化？
【作者小傳】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華東師大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任上海歷史學會副會長、秘書長、中國史學會理事。先後擔任過香港中文大學、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哈佛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研究員。
【中西方背景對照】許紀霖：中國的士大夫精神
近代以後，當傳統士大夫逐漸自我演變為現代知識分子以後，其社會政治影響究竟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是繼續成為社會的重心，還是被社會邊緣化？關於這些問題，近年來學界有不少討論。
從「士紳社會」到「知識人社會」
晚清發生的「三千年未有之變局」，對於士大夫而言，無疑是自春秋戰國以後的第二次禮崩樂壞時代，其所賴以生存、發展的社會文化秩序處於不斷的解體之中，而1905年科舉制度的廢除，乃是士大夫與過去那個賴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與制度發生斷裂的轉折點所在。傳統的秩序崩盤了，新的秩序尚待建立，這時，士大夫以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參與瓦解著舊的秩序，同時又被舊秩序拋離到社會，再次成為流落民間的自由流動資源。
晚清知識分子游士化，與春秋戰國時代不同，不是從宗法封建政治關係中，而是從帝國和家族秩序中遊離出來，成為下移到民間的游士。雖然知識分子失去了國家所賦予的功名，失去了法律上的政治和社會特權，但他們依然不是一般的平民，依然是社會的精英，充滿了憂患意識和「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
這就是梁啟超當年所說的「既有思想之中等社會」。這一「中等社會」指的就是從帝國和家族秩序中遊離到民間的知識分子們所組成的社會。這些知識人，雖然成為職業各不相同的游士，但他們並非互相隔絕的一盤散沙，而是有著一個緊密聯繫的社會文化網路。這樣的社會文化網路，我稱之為「知識人社會」。
「知識人社會」大約在晚清年間出現，到民國初年發展成型。如同中國的知識分子自傳統士大夫自我演化而來，「知識人社會」的產生，與傳統的「士紳社會」有著歷史的血脈聯繫。所謂「士紳社會」（gentrysociety），指的是一個由獲得功名的精英主宰的社會，它處於由地方行政官代表的公共事務領域與個人及其家族的私人領域之間。漢唐時代的儒生們更多地體現為帝國的士大夫，而宋明以後由於佛教和理學的內在轉向，士大夫們注重民間的教化職能，從士大夫變為士紳。
這些士紳雖然具有科舉考試所正式賦予的國家功名，但他們的權威更多來自民間，來自儒家文化傳統所形成的威權。由於傳統中國的政治權力只達到縣一級，在地方權力與鄉村社會之間，有很大的權力真空，這一真空正是由地方士紳們所填補，形成一個具有自治性質的「士紳社會」。
到19世紀中葉，藉助平定叛亂的機會，地方士紳的權力從地方性的社會文化事務，擴展到擁有全國影響的政治軍事領域。地方士紳在新政和自治的制度化名義下，進一步擴展權力的基礎，終於在辛亥革命中成為最大的獲利者。晚清是「士紳社會」權力擴張的登峰造極，同時也因為其過於政治化而自我瓦解：一部分士大夫直接轉化為政治權力而失去民間的身份，而另一部分士大夫則在新式的建制之下蛻變為新式的知識人。清末民初，傳統的「士紳社會」漸漸自我轉型為「知識人社會」。
「士紳社會」與「知識人社會」的最大區別首先是其主角的不同，從傳統的士紳易為現代的知識分子，除了身份和文化背景的轉換之外，「知識人社會」與「士紳社會」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其內部建制的變化。
1890年代以後，隨著新式的學堂、傳媒和社團的出現，出現了一個「知識人社會」。這一「知識人社會」居於國家與社會之間，其中的角色不再是傳統士紳，而是現代知識分子，其職業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師、編輯、記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們不再像士紳階層那樣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也不再有國家科舉制度所認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這些職業與身份多元的現代知識分子，共同形成了一個知識生產、流通的文化交往網路。
在整個知識的生產和流通過程之中，學校和傳媒是兩個最重要的核心環節。知識分子因為控制了這兩項核心資源，使其晚清以後在文化和輿論上的影響力，比較起傳統知識分子，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掌握了知識和輿論生產、流通權力的知識分子，本身又形成各種知識分子的社團共同體。於是，藉助學校、傳媒和社團，具有多種身份和職業的知識分子，形成了一個替代傳統「士紳社會」的「知識人社會」。
這一正在崛起的「知識人社會」，其在現代中國社會獲得的文化影響力，是過去難以想像和比擬的，從晚清到1930年代，達到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程度。傳統中國政治的二重權威之中知識分子所擁有的道統權威，如今因為擁有了相對獨立的學校、傳媒和學會這三大「基礎建構」，而變得空前強大。
貴族精神沒有了，何來貴族？
中國經濟崛起了，神州富人遍地。富裕起來的暴發戶，都想做貴族，甚至自以為就是貴族。開寶馬車、喝人頭馬，都成了貴族的身份標誌。
不那麼富得流油的城市白領，另闢蹊徑，泡酒吧、看話劇，談村上春樹，以精神貴族自居。各地的大學也以開設高爾夫球課程招攬生源，似乎學會了揮舞球杆，從此便步入上流社會。
滿城盡帶貴族甲，偏偏無人對歷史上的貴族感興趣，沒有人去深究細想：什麼是真正的貴族？貴族的精神何在？暴發戶與貴族相距多遠？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有一位德瓦爾德教授，一直著迷於歐洲貴族的研究，苦心研讀幾十年，終於成為歐洲貴族史的研究權威。
最近商務印書館翻譯出版了其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名著《歐洲貴族（1400－1800）》，讓我們有機會在最短的時間內通覽歐洲貴族的歷史變遷。
近代的貴族是中世紀封建制度的產物。聳立在歐羅巴平原與英倫海島上的一個個中世紀城堡，便是貴族權力的象徵：它們獨立於王權，又統轄著臣民，自成為一個王國。
歐洲的貴族最初是唯血統論，是庶民還是貴族，就看你繼承的是哪個家族的血脈，出身是否高貴。
最初的貴族是那些蝸居在鄉野城堡中的鄉紳，他們粗魯，缺乏教養，只關心狗和打獵，到16－17世紀的中世紀晚期，血統貴族的傳統被打破了。大批貴族遷往城市，在文藝復興的影響之下，慢慢融入近代的文明進程，教養開始代替血統，成為貴族的重要標誌。
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已經誕生，這些靠海上貿易和手工作坊起家的暴發戶們，要論錢包，要比貴族們鼓得多，唯獨缺乏的，是貴族的教養與氣質。教養這個玩意很玄虛，又很實在，體現為優雅的談吐、文明的舉止與對人的彬彬有禮。不要以為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只有貴族之間才講文明禮貌。
貴族與庶民，雖然身份不平等，但同為上帝的子民，人格都是平等的。每一個社會階層，都有自己的尊嚴，你看英國歷史片中的管家先生，沒有一個卑躬屈膝，個個都像貴族那樣體面、有尊嚴。
張愛玲說過，老上海公寓里的電梯工，一定要衣著齊整，才肯出來為客人開電梯。不僅全社會追求紳士風度，以教養為榮，而且貴族對下人也尊重有加。路易十六皇后上斷頭台，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皇后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對不起，先生。」
貴族的教養從何而來？它無法像知識那樣機械地傳授，只能在適宜的文化環境之中熏陶而成。家庭、學校與社交，便是陶冶性情最重要的空間。教養首先來自家教。家教不是指彈鋼琴、背《論語》式的家庭功課，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親切與自然，舉手投足中的優雅與高尚。
家庭之後是學校。從伊頓公學到牛津、劍橋，貴族學校教你的不是謀生的本領、賺錢的實用知識，而是閱讀大量「無用」的拉丁文，通過古典文化的熏陶，讓學生成為貴族社會所需要的紳士。
最後是社交。男孩女孩到了十六歲，便為成人，由父母帶領進入社交圈子，學會與不同的人交往，實踐各種社交禮儀，成為彬彬有禮的君子。
一般來說，貴族氣質要三代而成。第一代是暴發戶，雖然腰纏萬貫，但從小形成的粗鄙習性不復改正，無論如何模仿，皆不成體統，於是開始培養下一代，送子女進貴族學校，學紳士禮儀。
但第二代畢竟只是教育的結果，所謂的貴族氣質乃後天形成，尚未內化到血脈之中。平日尚能維持文明與體面，一到吵架的時候，家鄉的罵人土話便脫口而出。
一直要等到第三代，習慣變為自然，貴族品性渾然天成，方能形成家族門風。
儲安平在《英國採風錄》中說：「在英國，貴族制度之所以能傳至今日，並非由於任何武力上之憑藉，而胥由於人民之同意。英人貴族制度流傳至今，乃是得到民眾同意。英人不僅不反對他們所處的社會裡有這種貴族的成分，且反以此種貴族制度為驕傲，為滿足。
他們以為『貴族』代表一種尊嚴，代表一種高超的品性」。一個社會很難人人為君子，但只要大多數人以貴族精神為自覺追求，便會形成文明的秩序和有教養的氛圍。泰坦尼克號即將沉沒之際，所有乘客，無論是頭等艙的，還是甲板以下的，在婦孺面前，都表現出禮讓與風度，便是一個紳士社會的風範體現。
貴族精神的另一個標誌是責任。不要以為紳士們貴為一方，手握權柄，便可以為所欲為。身為貴族，便意味著擔當與責任。首先是對自己負責，嚴於自律。最有名的貴族學校伊頓公學，人人趨之若鶩，但身在其中，無異為吃苦訓練營。統一作息時間，清晨起床跑步，晚上集體熄燈。軍營化的管理，目的無他，乃為培育學生高度的自律與團隊精神。
歐洲的中世紀家庭，實行的是長子繼承製，長子以下的貴族，都要從軍打仗。嚴明的紀律訓練，性格的自我約束，成為貴族學校的第一要務。儲安平比較中英教育，深有感嘆地說，英國的學校重視人格教育，思想容忍自由，性格傾向管制。
中國的教育卻是思想管制，性格放縱。放縱的結果是人人自由散漫，全國一盤散沙。中國人是「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抬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而英國貴族教育所形成的團隊精神，是另一個結果：「一個英國人，一個獃子，兩個英國人，一場足球，三個英國人，一個不列顛帝國」。
歐洲的貴族傳統，非常重視名譽，名譽高於一切，包括最珍貴的生命。貴族間的決鬥看似野蠻，卻是捍衛自家名譽的不二法門。名譽不是虛榮，它意味著另一種責任，即對家族的責任。
每個貴族不僅代表個人，也代表整個家族，其一言一行，都與家族的榮譽休戚相關。在各種慾望與利益的誘惑面前，僅僅靠個人品性難以抵擋，還要靠家族的集體約束力。一個貴族世家的榮譽，來源於幾代人鮮血凝聚的戰功，不容有敗家子毀於一旦。
到了現代，傳統的貴族世家已經式微，融入平民社會，但集體的名譽依然存在，轉化為母校的榮譽感。比如，哈佛的畢業生，一生須謹守哈佛的法則，無愧為哈佛之子。若個別害群之馬有醜聞曝光，當令整個學校蒙恥。母校決不護短，定下驅逐令，將其逐出家族（校友）圈子，以此警戒家族眾人，不要自取其辱。
中國儒家有修齊治平的傳統，歐洲貴族也是從個人到家族再到庶民，對底下臣民懷有保護的責任。中世紀分封制下的貴族，作為一方領地的統治者，其權力之大連國王都不得與聞，但權力同時也意味著責任。
領主與臣民之間，看似依附與被依附，實乃保護人與被保護人的關係。若無法保護臣民的利益，盡到領主的職責，臣民們會出走投奔自由城市，領主的勢力也隨之衰落。
這一中世紀貴族「為臣民負責」的傳統，到了現代便轉化為「為公眾服務」的精神。一到周末，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貴族名校，皆人去樓空，學生都到社區、醫院、教堂和養老院當志願者，為公眾服務去了。
真正的貴族，不是在學校學打高爾夫球，與民眾們拉開距離，以顯示上等人身份；而是盡量走向底層，接近平民，為公眾服務。
奢侈不是貴族的身份標誌，只有暴發戶才需要炫耀性消費，證明自己已經脫貧。真正的貴族雖然有錢，但不在乎錢，更不以聚財和享受為人生目的。他們在生活上是低調的，在意的不是消費，而是慈善。
慈善活動才是真正的貴族圈遊戲。在各種賑災、拍賣和捐助之中，貴族們競相攀比的，是他們對社會的愛心，同時也是自己的榮貴身份。
在歐洲，英國貴族是開放的、流動的，經過國王與女王殿下的冊封，不斷有各界精英與成功人士，作為新鮮血液補充入貴族隊伍。相比之下，法國的貴族比較封閉、保守。
路易十四時代，中世紀的分封制轉變為中央集權制，為削弱各地諸侯的實力，國王繼續授予貴族們以經濟特權，卻剝奪了他們的地方政治實權。
路易十四建造了輝煌無比的凡爾賽宮，讓貴族們遷居到首都巴黎，在他的眼皮底下生活，沉浸於上流社會的豪華奢侈之中，從此樂不思蜀，不再關心臣民的疾苦。
托克維爾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為貴族階級享有特權，卻不盡公共責任，因而人民非常痛恨他們，欲除之而後快。一個社會的精英階級是否腐敗，不是看其享受了多少特權，而是要看是否承擔了相應的社會責任。若責任與特權相等，民眾尚可接受，民生也能安頓。一旦統治階級只考慮私利，放棄對臣民的職責，甚至荒淫無恥，全然不顧民眾的死活，有貴族卻無貴族精神，便距離革命不遠了。
托克維爾還分析說：貴族社會傾向於地方自治，平等社會卻需要中央集權。17、18世紀法國的中央集權，建立了一個人心中的平等社會，但這個社會還死死抓住已經被掏空了內容的貴族形式。
當貴族們沉湎於花天酒地，不再擔當精英職責的時候，新的社會精英出現了：啟蒙知識分子領導第三等級，通過革命的方式，試圖建立一個沒有貴族的民主社會。
法國貴族之所以滅亡，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一種自我謀殺：在其肉身尚未滅亡之前，其靈魂——貴族精神已經死亡了。貴族精神除了教養與責任之外，最重要的乃是自由。「不自由，毋寧死」，最早是貴族對抗王權的口號。
當法國的貴族們在凡爾賽宮的花園裡徜徉，在富麗堂皇的舞廳里，圍繞著國王、王后翩翩起舞的時候，他們的自由也就喪失殆盡了。大革命後的法國，建立的是一個平等的平民社會。
貴族階級滅亡了，但是否還需要貴族精神，尤其是其靈魂——自由精神呢？生活在奧爾良王朝時代的托克維爾敏銳地發現：貴族時代的原則是榮譽，平民時代的原則則是自利。每個人都是利己主義者，在不損害他人的前提下，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貴族精神中的公共責任消失了，在威權主義的統治下，不是楊朱，即為犬儒。在封建時代，以貴族為中心的地方自治，社會內部存在著有機的結合，但到平民時代，每個人都是原子式的個人，彼此孤立，是一種機械的利益組合。為形成起碼的社會秩序，在原子式的個人之上，不得不按照舊制度的傳統，重建一個專制威權。
在中古時代，民眾們追隨貴族，貴族是社會的公共表率。到了平民社會，不再有道德與輿論權威，人們追隨多數人的意見，為匿名權威所擺布。在這樣的社會之中，優秀的品質與可怕的災難都會減少，但在平等的多數主宰之下，社會逐漸趨向平庸化和膚淺化。
托克維爾是一個貴族出身的自由主義者，深知貴族社會與平民社會的利弊所在。平等與民主是現代性不可扭轉的大趨勢，復辟貴族制無疑是一條死路，出路在於如何在平民社會之中發掘貴族的自由傳統，在沒有貴族的時代重建貴族精神。
所謂的貴族精神，有三個重要的支柱：
一是文化的教養，抵禦物慾主義的誘惑，不以享樂為人生目的，培育高貴的道德情操與文化精神；
二是社會的擔當，作為社會精英，嚴於自律，珍惜榮譽，扶助弱勢群體，擔當起社區與國家的責任；
三是自由的靈魂，有獨立的意志，在權力與金錢面前敢於說不，而且具有知性與道德的自主性，能夠超越時尚與潮流，不為政治強權與多數人的意見所奴役。
平民時代的來臨，宣告了貴族階級的死亡。但各種偽貴族們，無論是物質貴族，還是精神貴族卻應運而生，這些不再有貴族精神的貴族膺品，充斥了我們的時代。
教養、責任與自由，這些久違了的貴族精神，究竟又在哪裡？從歷史返觀當下，不由令人長嘆：世無貴族，遂使偽士成名！
本文選自許紀霖：《優美是否離我們遠去》，三聯書店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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