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宏：北洋時期軍閥形象的「另類」書寫
原標題：楊天宏：北洋時期軍閥形象的「另類」書寫
軍閥及軍閥政治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歷史存在。軍閥干政亂政，軍閥時期政治黑暗，是客觀歷史事實，不容否認。但軍閥是民初制度建設不完善的產物，是制度造就了軍閥，非盡關乎軍閥個人品性之不良。就人員構成論，軍閥可謂薰蕕同器，一些軍閥禍國殃民，一些軍閥卻憂國憂民，在國家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為抵禦外敵侵略，為捍衛共和民主制度，做出貢獻。在地方層面，一些軍閥塗炭生民，一些軍閥卻重視民生，保境安民，殊難一概而論。就制度而言，督軍制度賦予軍事長官兼攝民政的權力，是導致軍閥亂政的制度根源，而軍隊的非國家屬性使問題更加惡化。後來國共兩黨均致力於改變軍隊的私屬性質，建立黨領導軍隊的現代軍事制度，可反證軍閥政治之弊端所在。
軍閥及軍閥政治是近代中國歷史中一個重要且繞不開的話題，但研究並不充分。既有的歷史認知基於「大革命」時代形成的思維定式，將軍閥定義為擁兵割據干政擾民的軍事閥閱，軍閥統治時期被描繪成政治動蕩，戰爭連連，經濟蕭條，民不聊生。這樣的認知，有歷史事實支撐，從大方向上把握了軍閥及軍閥政治的基本特徵，提供了研究大革命時代「打倒軍閥」政治訴求的認識論基礎，為北洋時期的歷史研究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值得充分肯定。但基於唯物史觀及辯證法作徵實、兩分及動態考察，客觀地說，這一總體上值得肯定的研究也存在偏頗。主要問題出在片面強調軍閥的個人素質而忽略了制度層面的考察。軍閥固有眾多可遭訾議之處，但軍閥問題主要出在制度上，是軍閥制度造就了軍閥和北洋時期的混亂，而非盡關乎軍閥個人品性之不良。
從構成上看，軍閥並不是一個同質模塊，而是具有不同教養與素質的人的綜合體，其內部差異甚大，且前後歷經變化，形質不定。軍閥中一些人具有強烈的國家民族主義情懷，主張抵禦外敵侵略，矢志報國，終生不渝;一些軍閥具有現代民主意識，反對封建專制，為抵制封建帝制復辟，捍衛共和民主政製做出積極貢獻。就身份認同看，一些被視為「軍閥」者悖論似地始終注意與時人唾棄的「軍閥」劃清界限，呼籲廢除造就軍閥的督軍制度。此外，由於內部分野及變化，軍閥也有左右之分。在一些激進人士眼裡，軍閥不僅有「右派」，也有「左派」。從代際關係上看，軍閥還存在新、舊分野，故有「舊軍閥」及「新軍閥」的稱謂，而「新舊」又往往與「好壞」相關聯，引來有關軍閥的價值判斷。蘇俄記者維連斯基曾稱讚吳佩孚是「好軍閥」，共產國際和中共一些領袖(如斯列帕克和李大釗)也一度持此認知，致力於促成吳佩孚與孫中山聯合，以推進國家統一。1920年到1924年間，由各地報刊、高等及中等院校、社會團體舉辦的多次民意調查，軍閥或出身行伍者得到平均29.20%的支持性投票，可證部分軍閥尚有民意基礎，可劃入「好軍閥」範疇。直到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直系軍閥失去對中央政權的控制，各派軍閥均淪落成割據性質的存在，民心大部喪失，情況才發生變化。
顯而易見，既有研究因忽略軍閥政治表現的多面性及其發展變化，得出的結論與歷史事實未盡相符。本文基於實證立場，在肯定以往對軍閥的批判性認知具有部分客觀性的前提下，儘可能詳盡搜集有關軍閥的歷史文獻，從不同觀察維度，再現軍閥的社會形象，期與既有研究合璧，為北洋時期政治史的研究，為大革命時期「打倒軍閥」政治口號的合道性，提供相對全面的歷史事實基礎和更具說服力的解釋。
一、胡適緣何當「走狗」
1926年9月，北伐進行之初，胡適在巴黎萬花樓發現一份中國旅歐巴黎國民黨支部的傳單，警告旅歐華僑同胞注意「孫傳芳走狗胡適博士來歐的行動」。傳單聲稱:帝國主義者利用其走狗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等，侵略中國。最近丁文江替孫傳芳做了走狗，這無可諱言。「不幸我們又發現胡適博士亦做了同樣的勾當」。傳單指出:此次胡氏來歐，假名辦理退還英國庚子賠款事，實則銜了孫傳芳的命令，來與英、法等國政府勾結，併到處肆口狂言，為孫傳芳虛張聲勢。「這位向來被稱為學者和青年指導者的胡適博士，竟甘心當孫氏之走狗，其人格行為真可謂卑鄙已極」，故發此宣言，敬告旅歐華僑同胞注意胡適的一切行動，並嚴密探查他來歐所干勾當，以便宣告國內同胞，群起而攻之。
這份傳單于數年後被胡適補記在日記里，可見胡適對此一直耿耿於懷。胡適的心態自不必深究，但傳單內容卻讓人從一個獨特視角見識了國民黨靡遠不至的反軍閥宣傳，並引出胡適、丁文江這樣的知識界領袖何以會認同軍閥，以至出面為其效力、當其「走狗」的思考。
應該承認，在對待「軍閥」的立場態度上，具有敏銳政治嗅覺的國民黨並未厚污胡適和丁文江。但丁、胡願意為孫效力，也有其自持的「正當理由」。
北洋時期中國政治形勢呈分裂狀態，大的對峙常被概括為南北抗禮，但直系後起之秀孫傳芳在東部的崛起也讓人矚目。1920年代前期，在曹、吳先後戰勝皖、奉軍閥的戰爭中，孫傳芳以南京為根據，宰制蘇、浙、閩、皖、贛五省，實力不在吳佩孚之下，按照李劍農的說法，頗有「作三國時代孫吳」之想，其地位與作用已不可漠視。
孫傳芳得到丁文江、胡適等知識界人士青睞，與其出眾的才華、抵制列強侵略的民族主義意識、改良中國政治的抱負以及正在從事的改革事業有關。在士官出身的軍人中，孫氏才華橫溢，抱負高遠，且能延攬人才，悉心做事。高拜石評論說:「平心而論，孫才氣卓躒，很愛名譽，也很想把事情辦好，又能敬禮耆賢，延攬才俊。當時蔣百里、陳陶遺、丁文江、陳儀、劉厚生等，都認為孫乃『可造之材』，曾有著類似智囊團的小組織。孫要做的事，多提出來和大家商量，諸人愛其風格峻整，只是頭腦陳舊，缺乏現代智識，故遇事亦頗能盡言。」由於大力延攬，孫氏幕府集一時人才之盛，最著名者有秘書長張其鍠、總參議章炳麟、外交處長張志潭、交通處長高恩洪、秘書幫辦楊雲史等。多方面傑出人物聚集孫氏身邊，全國視線，為之吸引。就連「論兵邁古聞中外，攬轡澄清志羽綸」，被譽為「現代諸葛」的蔣百里，也成為為其出謀劃策的幕後人物。可見其受時論及時賢讚譽擁戴之一斑。
胡適與孫傳芳「勾結」可能是通過丁文江牽線。丁英年早逝，後來胡適寫了一本《丁文江的傳記》，從中可以看到丁與孫傳芳的政治合作以及胡適對孫的認知。胡適說，丁文江的一生，「最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者不了解或責備的事」，是應孫之約就任淞滬總辦。在此問題上，他之所以執意為之，是因為他認定改良中國政治不能等到所謂時機成熟，有機會就不應失去。既然孫傳芳把機會擺在面前，豈容錯失?作為「好人政府」的倡導者之一，丁選擇合作對象並非沒有原則和標準。丁認為，孫是個愛國軍人，他「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只因缺乏近代知識，故難成大事。一旦獲得知識精英輔佐，情況就會改觀。這一認知與高拜石對孫傳芳思想及行為特點的分析相契合，說明丁氏決意輔佐孫傳芳，是為慎重選擇。
孫傳芳的改革事業集中體現在「大上海計劃」的實踐上。胡適評論道:所謂「大上海計劃」，是要使上海租界的周圍地區成為一個模範城市，為取消外國租界奠定基礎。這是極富國家民族意識的改革計劃。近代以來，中國遭遇列強侵略，主權大量喪失，其中最為國人痛心疾首者，一為額定關稅，一為領事裁判權。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署乃是實施領事裁判權的「市政機關」。巴黎和會召開後，中國民族主義日漸高漲，收回領事裁判權的呼聲響徹南北。列強被迫同意召開法權會議與關稅會議，以解決這兩大問題。孫傳芳聘請丁文江擔任辦公署全權總辦，正與維護國家主權有關。此事最終獲得成功，雖系呼應「五卅事件」之後各界的愛國努力，但作為控制華東地區的地方官吏，孫傳芳也功不可沒。胡適認為，在孫傳芳爭回的許多重大利益中，收回上海會審公堂是最大的成功。他感嘆說:「孫傳芳向來不認得在君，居然能完全信任他，給他全權，在他八個月任內從來沒有干預他的用人行政，這不能不算是孫傳芳的政治家風度了。」而丁通過與孫合作，也找到了施展才華實現政治抱負的機會。
丁文江接觸的「軍閥」並不只是孫傳芳一人。1920年代初，丁文江為了解北方軍事情形，在軍隊中廣交朋友，並請各地友人告訴他對當地軍隊的看法。在東北期間，他常代表北票煤礦外出考察，有深入研究奉、直兩系軍閥的機會。丁文江發現，一些軍閥能自我約束，並在轄區內實行和平政策，禁止軍隊奴役人民，拒絕接受外國的政治貸款，控制貪污。「這些模仿文官美德的做法，贏得丁文江的讚賞」，認為軍人「在他們所受教育和所處環境許可的限度內，也希望拯救民族，為社會做貢獻」。
不僅如此，通過深入認識軍人，丁還在價值上認定軍人中也有不少「好人」。1920年代初，他呼籲建立「好人政府」，明確表示「好人」也包括軍人，主張知識界應「認識社會上政治上有勢力的人，平心靜氣去研究他們的道德、性情、能力，以決定我們對於他們的態度」。他解釋說:「我所說的這種人，包括軍人在內，因為軍人也是國民，也有好人。平常抽象的名詞如『武人』、『軍閥』，對於個人，都不能適用。」類似認知並不少見。美國人巴克(PearlBuck)也說:「我所知道的軍閥沒有例外都有天生的不平凡的能力，具有特殊的個人魅力，富有想像和力量，常具有樸實的詩意。」這種與一般人不盡相同的對「軍閥」的認知，按照齊錫生的說法，是不帶偏見並有「許多機會密切觀察」的結果。正是因為與巴克一樣對軍人不帶偏見，密切觀察，全面認知，丁文江才在孫傳芳那裡找到施展才華的機會和場所，與丁文江關係密切的胡適也才會極力為孫說法，以致被國民黨旅歐巴黎支部認為是在充當軍閥的「走狗」。
二、「曹操」未盡扮白臉
問題在於，像孫傳芳這樣能得到丁、胡認同的軍閥，是否只是特例?傅斯年曾對丁文江效力孫傳芳作過善意解釋，他說國人對軍閥是區別對待的，當是之時，無間南北，不滿北京政府者，皆以為「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所謂「孫權」暗指孫傳芳，「曹操」則諷喻曹錕。言下之意，丁是因認定孫傳芳不是「國賊」才輔佐他，其他軍閥或難類比。事實果真如此么?我們不妨看看「不滿北京政府者」眼中的「國賊」曹錕在最終敗落前，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是何形象。
曹錕是直系首領，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通過「賄選」就任總統，在傳統歷史認知中形象極為負面，是一個目不識丁、顢頇愚昧、兇殘成性的軍閥。然而持此認知者或許沒看到曹錕的另一面。關於「賄選」，歷史當事人、當時的國會議員、後來的歷史學家陳垣曾有一番解釋，說自己領到的5000元是補發歷年所欠國會議員的歲費。近年也有學者從「賄選」指控的法律證據角度做過辨析，認為對曹錕的指控材料尚存瑕疵，要坐實行賄，還需尋找信實的證明材料。茲不贅述。
對於曹錕，與之直接打過交道的顧維鈞的記述最有說服力。他說:在與曹錕的接觸中，有一件事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了解到曹為何能從一個普通士兵上升到總統位置。曹錕就職總統三個月後，高凌霨內閣被孫寶琦內閣取代，顧仍在新內閣任外交總長。當時保定派的吳毓麟和高凌霨極力遊說，要求任命黃榮良為駐倫敦公使。顧表示黃雖有外交經驗，但作此任命還需慎重考慮，因倫敦公使是個很重要的外交崗位。但三人反覆向顧運動，並希望總統能與顧商量。出乎意料的是，曹聽了吳毓麟的陳述，立刻沉下臉來對他說:「老弟，你什麼時候開始學的外交?因為我不懂外交，才請顧先生來當外交總長。顧先生辦外交有經驗，我把這攤工作完全委託給他，你們為什麼要出來干預?這件事應該完全由顧總長決定。」由於曹錕回答乾脆，其他人遂不再作聲。顧維鈞說:「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因為我並沒有對總統提過黃的任命委託，也沒有向他解釋過對這項任命需要花時間考慮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斷，認為他們不應該干預。在這些行動上曹總統表現了他的性格。每當他任用一個他認為勝任的人，他就放手讓他擁有充分的辦事權力。換句話說，他信守這個原則:『用兵不疑，疑兵不用。』我認為他處人處事的方式給人印象深刻。……他也很恢弘大度，襟懷開朗。」
如果說，顧維鈞曾獲曹錕支持，對其懷有好感，所言尚難說明問題，那麼與曹錕沒有直接關係的丁文江的認知，或許就有參考價值了。據蔣廷黻回憶，有一次他問丁文江:「那個自封為大總統的曹錕怎麼樣?他憑什麼能當大總統?」丁文江說:「讓我告訴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錕檢閱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為什麼哭?』士兵說他剛接到家信，說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說:『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說完丁反問蔣廷黻:「如果閣下是那名士兵，遇到這種類型的長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對曹錕的感受一樣?你能不忠於他嗎?能不感恩圖報於他嗎?你能不覺得他是個可依靠的人嗎?」
曹錕的個人品性在當時曾贏得較好口碑。沈亦云說:「曹雖系不讀書武人，然性忠厚。」就連發動政變將曹錕囚禁的馮玉祥，也多次表示:「曹大帥是好人，但用人不開大門」;「曹使為人忠厚，可惜用人不當」;「曹使是光明磊落之人」;「平心論之，曹尚不失為好人，可惜用人不當耳」。
然而曹錕在政治上一度成功，憑藉並不在此。從根本上言，曹錕是通過標榜走聯絡美、英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路線，內政上支持吳佩孚推進武力統一，在戰勝皖、奉兩系軍閥之後，恢復法統，重開國會，制定憲法，從而獲得各界支持的(詳後)。對於擔任總統，曹錕有足夠自負，稱自己「作總統大約比黎(元洪)強，而不以正道，則不作也」。(3)所謂「正道」，是標榜要在法律規範下行事，這正是他執意重開國會，通過選舉登上總統位置的原因所在。
當然，有關曹錕的負面認知也不少。除了為反直各方所指控的曹氏作為直系軍閥首領的種種「罪行」外，前引馮玉祥的評價曾多處出現「用人不當」的批評。所謂「用人不當」，應指曹信用吳佩孚。曹信用吳佩孚當否?答案見仁見智。很可能馮玉祥的「基督將軍」做派以及讓人捉摸不定的行止，使吳有所防範，馮因不滿而出此言，亦未可知。但曹錕信用吳佩孚未必就是用人不當。
人所共知，曹錕系依靠吳佩孚輔佐，才取得對皖對奉戰爭的勝利從而走上中國政治權力的最高位置。但與曹錕不同，作為北洋嫡系的後起之秀，作為新一代軍閥的重要代表，吳氏因沒與「最高問題」(總統選舉)發生直接關係，負面因素稍少，每為輿情看好。且與一般軍閥不同，吳雖置身軍旅，卻出身科舉，能文能武，十分注意形象塑造。鑒於自己的軍人身份和文武分途的呼聲，即便在取得巨大軍事成功的情況下，吳佩孚也一再宣稱自己「只是個軍人，不懂政治」，主張將政治問題交由政治家解決。1924年10月，正當勢力如日中天之時，他卻在參議院宴會上表示，願國會為之記名「入武廟」而不入「文廟」，以示不爭政權之意，其軍人的身份認同十分明確。白魯恂(LucianW.Pye)說，在對奉張作戰過程中，「洛陽的軍事領袖極力證明汰除軍人政府，恢復在議會控制之下的文官政府的努力的正當性」，所指即此。
不過吳佩孚名聲的來源尚不止於此。曾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的吳廷燮認為，吳獲得廣泛民意與其治軍嚴明有關，吳深明韜略，長於治軍，所部操練勤奮，紀律嚴明，絕非其他軍隊能及。他舉例說，吳駐防湘南時，申明軍律八項，嚴厲執行，故兵士皆遵守營規，不敢有違。較之張敬堯所部，強暴仁厚，相去天淵。湘民對張軍皆疾首蹙額，惟願其去，對吳軍則皆相安無事，絕少惡感，甚至屢請政府以吳督湘。蘇聯駐華代表處武官格爾克在考察吳的軍隊後曾讚歎:「從未見過這樣完美的軍事秩序:秩序和紀律極其嚴整，操練和訓練比讚許的還要好。」北伐期間，胡政之在武漢與南軍將領陳銘樞交談，感嘆張發奎生活清廉，與士兵同吃同住。陳銘樞回答說:「兵士不住民房，不拉夫，不害百姓，這是軍隊應當的事，不算什麼稀罕，北方有良心的軍閥，也在這樣努力。」吳佩孚或許就是這類「有良心」的北方軍閥。
作為軍隊高級將領，吳佩孚在戰場上「身先士卒」，其勇武的軍人形象也頗受世人仰慕。陳冠雄寫道:直奉戰爭中，吳氏「七晝夜未睡眠，一切排陣計劃，煞費苦心。戰期內親臨前敵指揮，當其攻下丰台時，有西人某謁吳，見其衣服多泥土，並有二晝夜無飽食，而吳氏仍不失常態，可知英雄作事，其忍耐勞苦，不與庸人同。英國人勞倫斯·英培(LawrenceImpey)認為:「吳佩孚是中國軍事家中第一流人物。」言雖出自外人，卻也包含對中國軍心與民意的觀察採擷。
在對外問題上，吳佩孚具有民族主義意識，對五四運動中罷學、罷工、罷市三大風潮，極表同情，是首先通電主張罷免曹、陸、章，要求懲辦國賊之人。正因為如此，吳氏頗得「全國工商學界之傾心，其聲名遂洋溢於全國，無人不想望風采，而稱之為救時偉人」。難能的是，儘管吳曾為蘇俄看好，成為其在華聯絡的政治對象，但在後來蘇俄尋求北京政府外交承認的談判中，吳佩孚在最為關鍵的外蒙駐軍及中東鐵路權益問題上，支持顧維鈞等外交家的強硬態度，與日漸高漲的民族主義運動相呼應。以致蘇聯駐華代表處武官格克爾也承認「吳佩孚是為中國的統一和獨立而奮鬥的民族主義者」。鑒於當時一些政治家動輒逃到租界避難遭到非議，吳佩孚誓言「不入租界」，終其一生，未跨入租界一步，並因此廣受讚譽。日本外務大臣在給其駐華公使的訓令中指出:「吳能順應民眾之思潮，比張(作霖)更得輿論之好感。」也可見民心民意對吳的認同。
對於試圖侵佔中國的日本，吳佩孚始終保持高度警惕，要求其部下抵制日本侵略。直皖戰爭中吳佩孚出師「討賊」電指出:「自古中國，嚴中外之防。罪莫大於賣國，丑莫重於媚外，窮凶極惡，漢奸為極。段祺瑞再秉國政，認仇作父，始則倒賣國權，大借日款，以殘同胞。繼則假託參戰，廣練日軍，以資敵國，終則導異國之人，用異國之錢，運異國之械，膏吾民之血，絕神黃之裔，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也。」吳佩孚在對士兵演說時，「鼓動他們必須報日本侵掠中國的仇」，將日本作為敵國的意向，十分明確。直到「九·一八」事變發生，吳佩孚都還在為抵抗日本侵略儘力。新刊布的歷史檔案顯示，他曾致函國聯調查團，譴責日本侵略暴行，稱「日本為軍國主義最盛之國家」，日本侵佔東三省，並欲佔據上海，「彼之計劃，實欲置東三省於其支配之下，獨霸太平洋，東抗北美。更欲借端佔據上海，以扼揚子江上下游，推翻歐美各國東亞商界之根據地，而執東方商業之牛耳。日本果皆如願以償，世界無寧日矣」。
由於堅持民族主義立場，抵禦日本侵略，吳佩孚受到各方高度讚譽。把吳佩孚抬到最高地位的莫過於《密勒氏評論報》助理編輯董顯光，他在《吳佩孚將軍:中國的民族英雄》一文中稱吳為「當代偉人」，說他「在勝利中出現，現在被視為中國的民族英雄、平民權利的無畏戰士」。董把所有能歌頌一個著名人物的美德都獻給吳，說吳銳利的目光表示智慧和果斷，他為人謙虛，勇氣為部下稱道，他誠實、不自私，感召了士兵對其表示忠誠，深孚眾望，不僅如此，吳佩孚還是一個學者，他不喜歡當眾炫耀或阿諛奉承。總而言之，吳堪稱「全體中國人的表率」。以往的北洋歷史研究忽略了軍閥中一些人抵制列強侵略的一面，結論明顯偏頗。
或有人不解，像吳佩孚這樣的軍人和政治家，何以會甘心為曹錕所用?顧維鈞對此作過有說服力的解釋，他說:「我曾親身接觸過中國的幾乎每一個重要的政治和軍事領袖，我認為曹錕總統確實是個有意思的人。我覺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尋常的品質，使他能從一個普通士兵登上中國政權的頂峰。為此我對他很感興趣，注意對他進行觀察和研究。我發現他有幾件事給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雖然幾乎從未受過學校教育，卻是個天生的領袖。舉個例子:曹錕不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隨者的衷心擁戴，還能使他的軍事將領們如吳佩孚大帥之流感到心悅誠服。吳大帥是個性情剛愎、相當專斷獨行的人，但每逢緊急時刻，他就毫不猶豫地執行曹錕將軍的命令並尊重他的權威。」
曹、吳結合，使直系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達到頂峰，而曹、吳的實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線選擇，使國人在連續十年的政治動蕩後彷彿看到一線生機，對其表示認同。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之初，包括熊希齡、梁啟超、蔡元培、汪大燮、孫寶琦、王芝祥、錢能訓、王寵惠、谷鍾秀、林長民、梁善濟、張耀曾等在內的眾多知識界與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錕、吳佩孚出來主持局面。1922年5月，曹、吳徵詢各界對國是的意見，熊、梁等致電曹、吳稱:「諸公于軍事倥傯之際，尊重民意，謀鞏國本，希齡等曷勝欽佩。承詢各節，經約集在京同人討論，僉以解決糾紛，當先謀統一，謀統一當以恢復民國六年國會，完成憲法為最敏速最便利之方法。」對曹、吳期望之殷，溢於言表。
一些標榜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也一度看好曹、吳。丁文江把直系與皖段奉張的戰爭上升到文野之爭的高度，為直系獲勝而由衷慶幸。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在君談吳佩孚的戰事，非常高興，他有『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袵矣』之嘆。」丁氏把張作霖視為關外胡虜，固然失之偏激，但其對吳的推崇，卻可見一斑。不惟如此，胡適自己也彷彿由此看到政治曙光。1922年9月，胡適發表《假如我們做了今日的國務總理》一文，提出解決時局問題的計劃，主張迅即召開「全國會議」或「統一會議」，開會地點為北京。胡適特別表示:「我主張在北京，因為北京雖在北京政府勢力之下，然而比上海確實自由多了，文明多了。」由此可見胡適對南、北政治的優劣判斷及對控制中央政權的直系軍閥的認知。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受到胡適支持的王寵惠、湯爾和、羅文乾等人的「好人政府」主張和實踐應運而生。白吉爾(Marie-ClaireBergere)稱直系軍閥控制中央政權的一段時期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嘗試時期」，並稱之為一次「震撼人心的嘗試」。他認為在此期間，從《努力周報》的哲學家到商會的實踐家，立場一致。當時知識精英和工商業者對民主政治的追求，以及中國思想家、政治家的「好人政府」實驗，都充分體現出這一時段「自由主義的政治特徵」。這是極具眼力的觀察。不過白吉爾忽略了，如果沒有直系對國會政治的恢復，如果沒有吳佩孚對「好人政府」的鼎力支持，這一「自由主義嘗試」只能是胡適等人標榜「我們的政治主張」中的理想，不可能付諸實踐。
三、「軍閥」原來也讀書
在有關北洋歷史的書寫中，軍閥最受詬病的一個問題是很少受過正規教育，缺乏現代思想。張作霖沒有受過基本教育，被說成是出身綠林的「馬匪」;張宗昌沒有受過正規教育，被譏為「狗肉將軍」;孫傳芳因「缺乏近代知識」，輔佐他的丁文江也感覺遺憾;就連秀才出身的吳佩孚，在日本人觀察的中國部分民意中，也「並無高邁識見，不過一介魯莽武弁」。
然而批評者大多忽略了，有大約70%師、旅長以上的軍閥受過軍校及其他類型的學堂教育，具有高出於其他社會群體的教育程度和起碼的軍事職業素質。孫傳芳畢業於北洋武備學堂，後入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步科學習，以優秀成績畢業。段祺瑞以「最優等」畢業於天津武備學堂，後到德國軍校見習，併入克虜伯炮廠實習炮工。吳佩孚早年在登州府參加科舉考試，作文「見賞主試，遂一發中的，居然入泮矣。當案發之後，主試以其寫作俱佳，於拜謁之時，當面獎許」，中丙申科第三名秀才，是取得科舉功名的才俊之士。科舉廢除後，吳投考武備學堂。但即便加入行伍，也不廢文字，一生治學，有《循分新書》《正一道詮》《明德講義》《春秋正義證釋》等著述傳世。閻錫山少時讀過私塾，習作八股文，後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學習三年，後被選派日本學習陸軍，成績優等。被說成目不識丁以至其屬僚顧維鈞都懷疑真不識字的曹錕，也上過4年私塾，粗通經史，後來考入北洋武備學堂，受過數年正規現代軍事教育，且成績優異。北洋武備學堂首屆學生畢業時，李鴻章曾專折上奏朝廷，列舉該校10余名後來被稱為「軍閥」的「屢考優等生」及「學生之著者」，請予表彰，曹錕就是其中之一。就連自稱是在「綠林學校」讀書的張作霖，也讀過私塾，見識甚廣，並非目不識丁的文盲。可見過去對軍閥「赳赳武夫」形象的塑造，多少偏離事實。
退一步言，即便軍閥真的普遍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也並不意味著其政治運作就一定低劣。原因在於，北洋時期的政治並非由軍事領袖獨木支撐。中國傳統官僚體制有幕府制度作為技術輔佐，以保證科舉入仕但「學非所用」的「外行」官吏能有效管理國家。近代以來幕府制度發展到極致，像曾國藩、張之洞等清朝官吏，都禮聘大量幕僚為其出謀劃策。北洋軍閥承續清代官僚體制與傳統，直、皖各系軍閥都延攬眾多「賓客」，一些軍閥幕府，極一時人才之選，其中不少文人閱讀廣泛，思想新潮，即便軍閥本人武勇少文，也可彌補缺憾。
以吳佩孚的首席幕僚白堅武為例。白氏18歲中秀才，旋入天津北洋法政學堂，畢業後歷任直隸都督署秘書、《黃鐘日報》記者等職，民初一度任國務院內務部僉事。1922年為吳佩孚聘用，任巡閱使署政務處長。白氏勤於讀書，據其日記所載，僅1921年1至3月，所讀書報就包括羅素的《民族與改革》《歐洲戰後之經濟》《能夠造成的世界》;科羅連珂的《瑪加爾的夢》《勞動神聖頌》《馬克思還原》;克魯泡特金的《麵包略取》《歐戰論》《告少年》;蔣百里《新思潮之來源與北京》《代軍閥而興者誰》;張東蓀「討論社會主義」的系列文章;伯伯爾《社會之社會化》;宋介《社會現象之研究與社會改造》《一個哲學家的記載》;《白香山詩》等數十種。
白氏所讀之書，除《白香山詩》屬傳統詩文外，其他均可劃歸「新思想」的範疇，可見其知識構成。而其點評，每多精道，尤可讓人識其思想見地。白堅武曾稱羅素著作「真乃推倒民主招牌正宗社會主義之前驅也」;稱《馬克思還原》「至有價值」，克魯泡特金的著作「感人至深」，「尤為寫實名作」;稱張東蓀的著作「具相當之理」;伯伯爾的著作「精確詳盡」，蔣百里的著作「誠有所見」;科羅連珂的著作則使之「懷想俄羅斯文學家寫實派深刻厚遠之美」。白氏主持的政務處有「小內閣」之稱，其思想如此，自然會對吳佩孚產生影響。
顯而易見，以往對軍閥個人素質低劣的批評並不完全公允，有些批評甚至暴露出批評者認識上的偏頗。如孫中山曾評價說:「曹錕雖然可能是個傻瓜，他的幕僚卻非常聰明。」聰明人甘當「傻瓜」的幕僚，這未免不合情理。但即便曹本人真是傻瓜，有那麼多僚屬及幕友賓客甘心為其效力，若其政治路線符合潮流，順從民意，同樣可能創造歷史，改變歷史。
然而歷史發展往往具有偶然性。得到吳佩孚鼎力支持並有眾多高參出謀劃策的曹錕志在掃平六合，以武力實現統一。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直軍一度佔據戰場優勢，勝利在望，卻因馮玉祥反目，功敗垂成。結果皖系首領段祺瑞當上臨時執政。
在既有的歷史書寫中，段祺瑞也是「軍閥」，但從北洋時期各次問卷調查看，支持率卻不低。在《順天時報》「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佔總票數的36.4%，與得2073票佔總票數36.6%的孫中山，幾在伯仲之間。在《密勒氏評論報》「中國當今十二位大人物」選舉中，段祺瑞入圍次12名「大人物」。在同期南北各地舉辦的民意測驗中，段得票率均在「軍閥」中名列前茅。段在直皖戰後已手無寸鐵，何以會受到各方推舉?因為在國人的記憶中，這個曾經的軍閥首領有著「三造共和」的歷史，受到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反直三角同盟」各方認同，故能受薦出山，擔當執政，登上中國政治權力的最高位置。
作為已經失勢的軍閥，段上台後的政治措施之一就是通令各省軍事長官一律停止軍事行動，各守疆圉，互戒侵陵。在位期間，段對內主張召開善後會議以解決戰爭善後問題，召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家根本問題，對外積極推進召開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致力於收回國家主權。雖未盡人意，其努力仍得到時人高度肯定，就連曾力挺直系的胡適，對善後會議也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在個人生活上，段祺瑞律己甚嚴。對段多所貶斥的楊蔭杭也承認，「民國之督軍大率皆富翁，一旦失敗，且投資於銀行，藏身於租界，以資本家自豪」，段「不以貪著名」，是比較廉潔的軍人。胡政之更盛讚段祺瑞，將其與孫中山相提並論，稱:「吾治新聞事業往來南北垂十數年，所見偉人名士，不可數計，求一見即能予吾以人格之感化者，(孫中山)先生與段合肥兩人而已。……其對於國家之忠誠，亦南北輝映。」
北洋時期反映軍閥形象的歷史記錄甚多，就連關內民眾口碑形象極為負面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有關記載也展示出鮮為人知的一面。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結束後的國家重建過程中，雖多數人寄希望於段，卻也有不少人看好張，盼他「以其真正救國之廢督裁兵主張，本身作則，成就和平統一事業」，於「中年以前，作世界第一仗義之軍人，中年以後，作世界第一造福之救主」。
這種期望是與張治理東北的成績聯繫在一起的。張作霖的美國顧問麥特曾極贊張作霖之能，稱:「東三省吏治甚肅，財政甚裕，陸軍甚練，而炮隊、馬隊可以抗衡歐洲，今聘德員教用飛機，亦設備甚周。張貌不揚，而作事多得良效，度中國無可匹者。」港英政府代理布政司弗萊徹在給港督司徒拔的備忘錄中稱:「張作霖是一個好的執政者，尤其是一個好的理財家，他初到滿洲時，那裡有1800萬元的債務，而今他已將其轉變為3000萬元的盈餘。」用經濟數據印證了麥特的說法。
約而言之，對歷史人物的認知言人人殊，有時卻又殊途同歸。胡適不滿《密勒氏評論報》的「大人物」選舉，自己列出「近20年政治史上有很大勢力的大人物」名單。有意思的是，在其補入「前12位大人物」的3人名單中，後兩人(段祺瑞、吳佩孚)都是軍閥。不僅如此，對人們認知中極為負面的軍閥王占元，胡適通過與其治下百姓接觸，發現百姓居然很喜歡王，而改變了對他的看法。胡適記載說:「對近年湖北當局的人，名譽最壞的要算王占元。然而我今回到此地，聽一班商人說起王子春來，只有讚歎，沒有怨言。他們說:『王占元確然侵吞軍餉，因此發了大財，然而他沒有別的罪惡，他從不擾民。』」王占元系「小站將弁」，在北洋將領中是最受訾議的幾人之一，文人無不罵他，留下的記載極為負面。但在湖北商民看來，卻是另一副面孔，並不猙獰可怕。
造成這種認識暌隔的原因是論者對軍人缺乏直接了解。蔣廷黻1920年代在天津會見他認為「最了解軍人」的丁文江，問他軍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麼好結果」?言下之意只有壞結果。丁駁斥蔣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的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有貢獻。」丁氏所謂「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道出了人們誤讀軍閥的部分原因所在。
四、制度之病奈人何
討論軍閥現象涉及對中國近代軍事力量興起的認知。傳統中國政治文化及社會觀念皆重文輕武，這是中國軍事力量不能得到發展、國家無力對付外敵侵略的重要原因。甲午戰爭以後，民族主義逐漸在中國興起，國家政制開始轉型，觀念形態亦生變化。為抵禦外敵侵略，受德、日軍事強國路線的影響，尚武精神在中國漸受提倡，軍國民教育興起。在戊戌維新運動中，「鼓民力」開始與「開民智」「新民德」一樣受到重視，從而開啟了20世紀初國人鼓吹「力本論」即尚武精神的先河。
清末新政期間，尚武精神得到進一步提倡。梁啟超在《過渡時代論》《新民說》等論著中將提倡「尚武精神」視為鑄造一代新民的重要方面，系統批判了重文輕武的傳統觀念。他甚至斷言，處過渡時代，「當以軍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方能治國安邦。差不多同時，由留日學生組織的軍國民教育會在東京成立。該組織以「軍國民主義」為宗旨，其成員對統治者標榜「文治」的做法，進行了有力的抨擊。梁啟超的學生、後來成為著名軍事家的蔡鍔、蔣百里等人此時亦開始鼓吹「尚武」，贏得聲譽。稍後胡漢民發表文章，嚴厲批判被視為「社會公論」的民諺「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大聲疾呼「軍魂兮歸來」，並將軍人捧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斷言「從來軍人具有左右一國政治之能力」，產生了廣泛影響。1911年在北京召開的全國教育聯合會，提出的第一項建議就是要在所有公私學校推行「軍國民教育」。進入民國之後，尚武之風益烈。1914年11月12日，原先只是為民間崇奉的關羽、岳飛正式被北京政府尊為「武聖」，與「文聖」孔子同列，讓人供奉。由此可見時尚的變化。
尚武精神的提倡與時人對時代特徵的認知有關。韓非雲:「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所言爭於氣力的「當今」雖特指春秋戰國時期，影響卻及於後世。從世界範圍看，「弱肉強食」被人視為「天演」定律的近代乃是「爭於氣力」的戰國時代的再現。生當斯世，強調「尚武」，顯然有利於國家民族與外力競爭。後來林同濟將當時中國所處的時代看作是「戰國時代的重演」，主張「『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戰國七雄』時代的意識與立場」，以解決中國面臨的內外問題。林氏的說法雖稍晚出，卻極具象徵性，他所說的「新戰國時代」亦包括清末民初，用於認知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前後的北洋時期，尤其適合。
由於重視軍事，中國在科舉制度廢除後的幾十年里，軍隊數量、武器裝備水平一直呈直線上升趨勢。清末編練新軍，到辛亥前不過練成20余鎮，每鎮將弁兵役1.2萬人，合計不過24萬人。1916年，軍隊數量增加到50萬人;1928年，配備武器的人數則已達到或超過200萬。武器裝備也不斷更新。清末新軍不過是用普通熱兵器替換舊時使用的刀矛箭戟，武器裝備並不可觀。進入民國以後，武器裝備不斷推陳出新。到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戰爭雙方的武器裝備、作戰方式和技術，按照林霨教授的估計，已達到甚至部分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水平。
軍事力量的提升意味著國家財政支出向軍事傾斜，這固然要付出經濟與民生的巨大代價，並增加國內政治失范的風險，但對於面臨列強侵凌、國勢衰弱的中國，卻又具有正面的建設性意義，是國家抵禦外敵侵略的重要憑藉。就軍人來說，生當世界性的弱肉強食環境，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是在國家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嚴重危機的背景下，一腔熱血，抱著「軍事救國」的理想，加入行伍，成為軍事領袖的。閻錫山說:「我19歲時(1901年)為時勢所驅，認為欲有補時艱，有濟國危，只有投筆從戎，乃考入太原國立武備學堂。越三年，清政府選送日本學習陸軍。」軍閥當中像閻錫山這樣改變身份，投筆從戎者不少。20年代初湖南軍界及政界有「三個秀才攜手合作，可以統一中國」之說，「三個秀才」指的是吳佩孚、趙恆惕和陳炯明，三人都是在科舉制度下獲取功名，後來懷著軍事救國理想加入行伍，成為所謂的「軍閥」。吳廷燮說:「吳氏雖屬文人，素抱軍國民主義，遂投靠武備學校入而肄業。」可為佐證。
但中國現代軍事力量興起生不逢時，正當國人觀念改變、軍事受到重視、軍人地位上升之時，歐戰突然發生。這場被稱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在造成大量物質性破壞的同時，也在精神信仰層面褻瀆了對軍事的崇拜。隨著戰後和平裁軍呼聲高漲，軍人地位在短暫上升之後陡然下降。李宗仁在軍校讀書時看到前來視察的蔡鍔將軍，佩服之至，有「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之感嘆。蔣夢麟在浙江高等學堂讀書時，一位高等學堂的畢業生從日本士官學校回來探望師友。他穿嶄新的軍服，腰旁佩著長劍，劍鞘閃閃發光。蔣夢麟感嘆說:「這就是中國軍隊的未來將領，我們無不懷著欽敬的心情熱烈地歡迎他。」然而短短十餘年功夫，情況就發生變化，讓蔣夢麟為之悲嘆:「一度被鄙視，後來受尊重的軍人，現在又再度被人鄙視了。」這種變化，固然與軍閥政治的弊端暴露，一些軍閥的惡行極大改變了時人對軍人的印象有關，但軍閥並非全是惡人，對具有統一國家政治抱負及抵禦列強侵略的民族主義意識的某些軍人而言，明顯是不利的政治語境。
這樣分析認識「軍閥」並不意味著對國民革命「打倒軍閥」革命目標的否定，而是客觀指出對「軍閥」的既有認知存在認識論偏差。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軍閥」概念的模糊性。如前文所引，丁文江通過與軍人接觸，曾意識到籠統稱之為「軍閥」過於勉強，主張對軍人應區別對待和認知，認為「平常抽象的名詞如『武人』、『軍閥』，對於個人，都不能適用」。研究軍閥史的資深學者來新夏也意識到，人們所說的「軍閥」「只是用作貶義的政治性通俗名稱，而非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學概念」。國外學者如白魯恂曾對「軍閥」及「軍閥政治」概念產生困惑，認為這類概念「帶有政治批評含義」，主張以包含實際官職的「督軍政治」概念，取而代之。
除了概念模糊，對制度的忽略是更為嚴重的研究缺陷。這並非今人的後見之明，早在「大革命」時期，就有人意識到軍閥問題出在制度上。從1920年代初開始，南北蓬勃興起「廢督裁兵」運動，所謂「廢督」，就是廢除產生軍閥的督軍制度，而非針對軍閥個人。後來國民革命揭示「打倒軍閥」的革命目標，指向性亦主要不是軍閥個人而是造就軍閥的制度。1926年，北伐前夕，「打倒軍閥」口號開始響起之時，王恆曾對這一口號提出質疑，他說:「『軍閥』這個名詞，把他當做一個人看待，是不對的，我以為應當把他當做一個制度看待，或者至少也應當把他當做一個『准制度』看待。」並提出了判斷軍閥制度及「准制度」的認識標準。
從制度上分析，督軍制度和層級更高的巡閱使制度，均賦予軍事長官兼攝民政的權力，是導致北洋時期軍閥參政干政的制度根源。而這一制度的成立，與民國獨特的各省先宣布「獨立」而後談判「統一」的建國方式以及民初國家根本制度建構的不成熟有關。這涉及根本法對國家軍政制度的設計。民初根本法及各配套法規標榜分權，卻未領會分權政制的真諦，在需要權力相對集中的國家政治轉型時期實施分權，又將分權製做得彆扭，不僅未能處理好立法與行政的關係，而且未處理好不同行政機關對軍隊的軍政權與軍令權的關係，造成亨廷頓所說的軍人參與或干預政治的制度條件。
在有關「軍閥」制度的認知中，軍隊歸屬最為關鍵。軍事力量應納入國家有效控制的範疇。依照中國傳統，軍人的定位在於「執干戈以衛社稷」。詩經《國風·周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夫，公侯腹心。」《秦風·無衣》曰:「王於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小雅·六月》曰:「王於出征，以佐天子。」隋、唐以後的科舉時代，文武分途。儘管就內涵而言，科舉制尚包含「武舉」在內，但誠如學者所言，中國兵學很大程度上已被儒學包容，就是作為武科考試基本參考書的《武經七書》，也已納入儒家文化體系，內容雖不乏兵家必備的攻守方略，但儒家理論則明顯居於「統領性地位」。進入科舉時代之後，不僅「以文制武」被國家制度化，從而形成明顯的「文疆武界」，而且社會心理亦愈益重文輕武。國家制度與社會文化相互支撐，維持了國家軍事力量的有序存在。
科舉廢除後，文弛武張，變化在所難免，但變化的方向卻出現問題，步入了脫離國家控制的軌道。清末國人提倡「尚武精神」，軍人地位提高，固屬對蔑視軍事及軍人舊傳統的合理「矯枉」。但不幸的是，在軍人地位提高的同時，國家權勢重心失卻，中央權力虛化，紫禁城已是落日黃昏，地位提高了的軍人因此失去效忠對象。而取代清朝八旗、綠營世兵制的募兵制又為「兵為將有」提供了生存條件。軍事力量的國家屬性由此發生變化。軍人當兵吃糧，追求餉俸，成為提供餉俸的官長的「私兵」。而當蛻變成私人性質的軍隊，在長官利益訴求不同的情況下，爭奪在所難免，兵災兵禍也就接踵而至。於是尚武精神的提倡就像是打開了希臘神話中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惡魔出來肆虐，善後之道，殊難謀求。雖然軍閥中一些派系(如直、皖兩系)曾試圖擺脫這種狀況，實現國家統一，但因「北洋正統」觀念根深蒂固，無法自「革」己「命」，終北洋之世，軍閥及軍閥政治的問題，均無法解決。後來國共兩黨都致力於改變軍隊的私屬性質，分別確立「黨領導軍隊」的原則，建立起體現文治精神的新型軍隊，除了受蘇俄的影響，一定程度上也是汲取北洋時期「兵為將有」歷史教訓的結果。
總之，軍閥問題主要是制度問題，非盡關乎軍閥個人品性之不良。研究北洋歷史，涉及軍閥與軍閥政治的評價，應信守唯物辯證的基本立場。要做到「唯物」，就要實事求是，尊重事實，不能概念先行;要做到「辯證」，就應在強調普遍性的同時，關注事物的特殊性，一分為二，從多元視角動態地觀察認知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終極形態，也不能忽略其歷史發展與前後變化。尤其要有抓「主要矛盾」的意識，注重根本，強調製度，最大限度避免因現象而蒙蔽本質的歷史淺見或誤讀。這並不是說對軍閥歷史的既有研究以及對軍閥形象的固有認知全都錯了。本文列舉的事例畢竟不能概括軍閥多個、多類及多變的形象，要找到相反案例殊非難事。北洋時期軍閥割據，軍人干政亂政，造成國家政治黑暗，民生受到嚴重影響。為數不少的軍閥禍國殃民，形象醜陋，為人不齒。翁有為教授近年就「五四」前後時人對軍閥現象認識所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軍閥負面形象的歷史資料，徵實可信，足供參考。
然而，即便考慮到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將正反兩面並觀，上引並不怎麼負面的「軍閥」形象描寫，至少證明「軍閥」構成複雜，薰蕕同器，善惡並存，簡單做全盤否定或整體肯定，均會偏離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立場。1925年，當「大革命」運動正蓬勃興起之時，長沙湘江學校展開民意測驗，主持人根據答卷將軍閥區分為「較開明之軍閥」與「舊軍閥」兩類，堪稱這一結論的最好注釋。
作者：楊天宏，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來源：四川大學學報，2018，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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