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拼媽、喪偶育兒，學者楊可研究的是母親、也是教育經紀人
2017年的母親節，在北京海淀區某家教育機構，一場感恩母親的活動正在進行。孩子們手捧鮮花，簇擁在媽媽們周圍。楊可也在現場，她是一位15歲男孩兒的母親，也是以母親教育職責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者。
「這些輔導機構當然要『感恩母親』，他們最清楚媽媽們是有關孩子教育的決策者，也目睹了她們日復一日的付出」。楊可對我說。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學研究》編輯部編輯，社會學所的助理研究員，研究領域集中在性別社會學、社會史、女性史等，她曾出版《勞作的女人：20世紀初北京的城市空間和底層女性的日常生活》《歷史寶茷：過去、西方與中國的婦女問題》等譯著，並曾獲第三屆中國婦女研究優秀成果評選譯著類二等獎。
楊可曾經以為輕鬆的參與學校教育，孩子就能有好的進步和發展，正如她年幼時那樣。她就讀於某高校附小，校內就有很多興趣班。她兒子面對的卻是另一幅光景：在參加兒子小學一年級的家長會時，老師跟所有家長明確地說，「家長不能指望學校，一班40個人，老師怎麼可能都照顧到？家長就得負起責任來。」老師明確撇清了責任，楊可不得不為兒子尋找影子教育資源（課外培訓）了。後來，她的兒子參加了奧數的培訓，在小學四年級時，周六就要上九個小時的奧數課，才算在小升初的競爭中勝出。
社會學家將異乎常情的事情作為研究的起點。楊可觀察到，現在城市的兒童教育特別需要家庭，特別是母親的付出。並且校外培訓（影子教育）的作用甚至超過了在校教育。教育的「私事化」也是學界近年來的熱門議題。例如，已有針對亞洲社會的影子教育的研究證明，影子教育可能會造成階層之間教育結果的不平等，成為一種優勢階層維護精英地位的機制。針對中國兒童的市場化撫育，也有學者也明確提出應重構國家和青年父母之間的契約，由整個社會集體分擔兒童養育的責任。
楊可想從母職實踐的角度切入這個課題。她反思這樣的社會現實是否有值得反思和挑戰的空間？她的研究問題包括：教育市場化和家庭化究竟對母親究竟意味著什麼？ 「教育拼媽」這種規範性力量又對教育公平產生了什麼效果？
2017年夏天，她正式開展了這項研究，楊可進行訪談並參與觀察了8個北京戶口的中產階級家庭。孩子年齡從4歲到21歲不等，全都參與過課外培訓，這些家庭中都是母親對孩子教育負主要責任，母親均在職，從事科研、會計管理等工作，學歷為高中到博士。
基於這些調查和訪談，她寫成了《母職的經紀人化——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母職變遷》一文，並於2018年5月14日刊登於《婦女研究論叢》。論文發表並經《婦女研究論叢》雜誌公號推送之後，引起了諸多關注和反饋。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副編審劉亞秋認為「經紀人化」的概念有解釋力，貼切地概括了社會現象；從事教育分層研究的復旦大學李煜教授看重其勾連影子教育與階層分析；上海社科院的李駿副研究員指出本文結論也符合上海市近年來的數據調查分析結果。不僅圈內女學者發來評論表示深有感觸、感同身受，男性學者也紛紛表示這是很重要的問題和很現實的研究，「已轉愛人參閱」。
2018年4月2日，安徽六安毛坦廠中學前陪讀送餐的家長。 視覺中國 圖
楊可的主要觀點包括：隨著教育競爭加劇以及教育市場化背景下的一種適應性變遷，城市家庭中的母親角色突破了私領域內照料子女的傳統內涵，母親教育方面的職責陡增為一種「經紀人化」的新特徵。楊可的研究還佐證了此前那些認為孩子的學業成績和母親的表現呈正相關的研究。她認為，母職的經紀人化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的甚至有些壓倒性力量的密集母職，已經成為一種霸權式的制度，對社會結構的多樣性和流動性構成了壓迫。
談到這項研究對她的影響，楊可說，她正在學習並反思成為一個越來越民主的媽媽，並且希望孩子以後可以自己當自己的經紀人。
帶著三個問題，澎湃新聞採訪了楊可。
一、為什麼母親們爭當「教育經紀人」？
澎湃新聞：你可以再簡單介紹下母職、還有密集母職和擴大母職的概念和區別嗎，這兩個概念也是理解你的文章的關鍵。
楊可：母職是motherhood的翻譯，母職是強調怎麼扮演母親這個角色。當你生了這個孩子，你就已經是母親了，但是只有你扮演起相關的角色的時候，才能說你進行母職的實踐。密集母職（intensive motherhood），強調母親責任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為中心、情感捲入深、在時間上有點內卷化傾向，甚至會越做越多；而擴大母職（extensive motherhood）往往是將孩子委託給家人或社區鄰里照顧的這樣一種模式。有的媽媽不一定是全職主婦，但是她可以付出最大的心神進行母職實踐，這是一種情感勞動。
澎湃新聞：為什麼要用「教育經紀人」這個詞來概括中國的這種「密集母職」？
楊可：我發現母親成為了連接家庭、學校和市場的一個樞紐。母親們其實發揮著經營信息與社交網路的作用。她們要了解教育市場產品與目標學校的需求，還要定製個性化的學習路線，規劃影子教育學習的時間，親身整合教育資源等一系列功能。這個很像經紀人的角色，我們說經紀人服務的是一個明星，這些媽媽作為教育經紀人服務的對象是自己的孩子。
我自己就是一個教育經紀人。我負責規劃、了解和收集信息。雖然我不是一個最理想的代表，但是我身邊有做得最好的人，關鍵的節點她們都能抓住，我就求助於她們。我自己，還有其他像我一樣的母親們都要經營孩子，為他們服務，為他們規劃，因為孩子還不成熟，所以需要母親幫忙做判斷，帶領他往前走。
澎湃新聞：這個研究是放在怎麼樣的一個研究空間裡面展開的？你對話的對象是哪些？
楊可：金一虹老師的《教育拼媽》已經寫得很透了，包括肖索未也提到過母親在家庭育兒中的軸心地位，我也想過：這個現象大家都抓到了，我為什麼還要再抓一次？就是我強調的是一個不同的側面，拼媽是如何拼的？通過什麼機制來拼的？在教育市場化的背景下，母親作為教育經紀人中反映的規劃性、策略性，對女性提出了特別高的現代性的要求。我想把它講出來。
我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作為教育經紀人的母職實踐絕對不是一個非理性的事情，反而是對當前這個市場化的趨勢、教育競爭的慘烈程度的理性認識下的選擇。現在我很真切的知道這兩個東西是相關的：母親的精力投入和孩子學業的效果。
教育拼媽現象還有一個理性的地方是，母親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跟最好的孩子在一起。如果她們發現自己的孩子在學校里已經鶴立雞群，就要去影子教育的機構去認識更優秀的孩子。這個很重要。同伴影響對提高學業成績的促進作用也已經被經驗研究所證實。
澎湃新聞：孩子的教育結果和影子教育的相關性，以及母親的付出和孩子教育結果的相關性可以具體講講嗎？會不會媽媽不一定要付出太多，孩子可能靠自己也可以做得很好？
楊可：按照更有經驗的蔡老師（化名）的講法，因為學校提供的教學不滿足學生的個性化需求，高質量的學習反而是在機構里完成的。有些孩子上課都成了校外為主，校內成輔助了。補習不一定好，但不補往往不夠用。我也同意他的說法。
現在課外培訓市場的課程非常細分，內容都不一樣。影子教育機構它們做了很多調研的工作，匹配不同的師資。有的時候家長也會提供很多反饋，家長和老師的關係很緊密。其次，機構里有很多好老師很了解你的孩子，甚至比學校的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師更了解。如果你能夠善用這個資源，會對孩子有很大的幫助。
我曾經接觸過北京最牛的那幫孩子的媽媽們，她們不一定學歷多高，但是她一定是用心的，像我前面說的，一定是個理性的人，她要給孩子找最適合的資源，然後規劃時間。高中生也許可以自主安排，但因為小孩子還做不到，一定要有一個人來做這件事。
我訪談的蔡老師（化名）也帶過有很多拿競賽金牌的孩子。他的觀察結論可以說和我的觀察相印證。孩子的表現和媽媽的付出非常相關。這麼說吧，如果孩子比較自覺，孩子學業成績會不錯；但是如果家庭希望孩子有尖端的卓越的表現，就還是要有人推他，這個人往往是媽媽。
澎湃新聞：對於要出國的孩子，這種影子教育還能發揮這麼大的作用？
楊可：分兩個情況。影子教育其實是學科的教育，不完全是素質教育，不過現在課外補習中也開始有素質性的教育出現了。但是出國也一樣面臨教育競爭，這個市場的量也特別恐怖。如果要「爬藤」，也就是最終實現送孩子去常青藤大學的夢想，那花在這個教育市場上的費用和精力也是非常驚人的。
澎湃新聞：你論文里說成為教育經紀人是有門檻的有條件的，可以再具體講講嗎？
楊可：並不是人人都可以拼媽。看似平等，實則隱含著門檻，只有母親具有相應稟賦的家庭，子女才更可能在教育市場上佔得先機，在這個意義上，它成了一種學生教育成就的分層機制。
母職的經紀人化體現了韋伯意義上的現代的工具理性的特徵。在做母職的經紀人化的時候，媽媽們是在發揮種種現代理性人的能力。包括明確目標，找到便捷的路徑，信息搜集與甄別，理性規劃與抉擇，社會溝通與協調，網路構建和維護。例如，我論文里的小濤媽媽是從無到有的經紀人式密集母職實踐的過程，她調動職業經歷帶來的社交網路構建能力，鏈接優質影子教育資源，成為一個核心人物，她善於維護圈子，打通資源，讓信息流動，如今成為了一個可以為其他母親提供成功經驗的媽媽。
六安市毛坦廠中學門口，在校門口吃午飯的孩子。 視覺中國 圖
有的時候我見到不同的人，我就會想，比如學校餐廳來給大家打飯的阿姨，她們晚飯時間都得工作，看到她們我就會想，她們孩子誰來送她去上課？她可能也沒有那麼多錢請保姆送孩子去。這樣下去豈不是成了一個階級固化的趨勢了。之前有小學生跳樓，就是因為他父母沒收了手機，因為他玩遊戲成績不好。他媽媽第二天上午也跳樓了。這是一個悲劇，這種勞工的家庭要花很多時間滿足生存的競爭，他們拿不出這麼閑暇完成這種模式的母職。當母職變成一個內卷化的要求，它越來越精細，要求母親付出的時間越來越多，任務也不斷升級、日益密集。而勞工家庭的母親可能忙得連看管都做不到，何談後續的有規劃要求的需要投入大量精神的付出呢？
還有就是對於那些很優秀但是異常忙碌的職業，比如母親是醫生，也往往很難肉身參與到孩子的日常教育上，那麼她的孩子可能也無法延續這個優秀的優勢。同時，像前面說的處於社會弱勢地位的人可能也無法改變自己的弱勢地位。
我論文里有的受訪人的情況是她職位已經比較高，也有自己的團隊了，她可以掌控自己的時間安排和工作節奏。她就比較具備這個做教育經紀人的條件。
澎湃新聞：這個被訪人的社會支持系統比較好，她是你調研中的例外嗎？
楊可：是，也許這種社會機制她能勝任，她沒問題，但是如果母親面對的是壓迫性的、固化的評價標準就很可怕。現在的情況是這個經紀人的趨勢讓人很難反抗了，作為個人，我反抗我似乎就要失敗了。
你可以代入自己設想一下，有時候自己失敗也就算了，但假如我的表現會影響到孩子，你要對另一個人負責，那就迫使很多女性不得不做出這個權衡：在單位我犧牲的只是我自己的職業成就，但是我這幾年不努力，我犧牲的可能是我孩子的一輩子。如果這樣想的話，她就沒有動力去發展自己的職業了。
二、三種母職類型：完美規劃型、接納不完美型、自我增權型
澎湃新聞：我感覺你個人的社會身份是比較特殊的。因為是在北京，而且你的孩子曾經是在「牛孩」當中的。然後你自己也是這種受教育比較高的「精英女性」，包括你的採訪對象，是不是你們本來也更擅長去抓取這些信息？所以這個是不是你研究的一個有點特殊的地方？
楊可：我的案例里也有沒有受精英教育，只是高中學歷的母親，她也指出「這個跟學歷沒有關係」。你的這個質疑我也曾經有過。在教育競爭沒有那麼激烈的地方、往上游的慾望沒有那麼強的地方，或者教育培訓的市場化發展沒有那麼豐富的地方，可能情況不太一樣。但是跟母親自己的精英身份並不絕對相關。台灣的藍佩嘉也有過結論，只要家庭有往上流動的願望，它就會在教育上著力。而且只要女性有理性規劃的能力，她就有可能勝任這個工作（教育經紀人）。
陪讀家長的守候，就是為了緊張準備高考的孩子能吃一口熱飯。
澎湃新聞：影子教育如此重要，影子教育資源的主要尋求者、聯結者為什麼主要是母親？
楊可：我的研究也發現親職投入呈現出父親經濟投入為主，母親人力投入為主的性別化的模式。這個是有很多客觀原因的，比如在現代社會，父親面對的是更強的理想員工的要求，除非在比較有彈性的崗位就業，職場並不會給有孩子的男性員工完成家庭責任，留出合理的時間，父母雙方可支配的時間，資源的不對等，成為家內性別分工格局難以改變的客觀原因。台灣中產家庭也是如此，父親扮演養家角色，提供經濟資本，母親通過自己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積累，來輔助孩子的培養。
澎湃新聞：另外，母親們會試圖挑戰這種性別分工嗎？要在家庭和孩子上付出這麼多，她們有沒有抱怨？
楊可：比較少有媽媽挑戰這種性別分工，按我訪談的海歸博士的小婷媽媽的說法，儘管更加認可親職共擔的模式，也並不想耗費精神挑戰既有的性別分工傳統。
她們的母職實踐有幾種類型：要麼會盡量完善自身時間規劃，儘力協調；要麼就是保持彼此邊界，乾脆接受不完美。有一個媽媽，算是完美規劃型的媽媽，她的協調方式在20到30歲的時候，達到求知求學的年齡段的極致，30到40歲的時候奉獻給孩子家庭 ,工作只要應付，40歲之後在工作上重新投入。
有的媽媽是選擇接受不完美。她們會計算投入在孩子身上的時間是否值得。但是如果說投入不夠，就會給孩子帶來學業懲罰的風險，以及因此帶來的失職感。
母職付出對母親的損害是存在的，無論母親承認不承認。有的母親強調母親和孩子的邊界是存在的，願意表現出這個邊界，有的人默默地消化了這個邊界。有一個被訪人，我說你覺不覺得這種特別密集的付出對你職業生涯造成了影響？她會說我願意為我的女兒付出啊，我自己樂意啊。
我呢，朋友說我有點虎媽，我也會自我解嘲地說自己有點「虎」。「虎媽」這個標籤把社會文化變成個人心理問題了，而且是「黑化」了母親，所有這些並不是媽媽們的慾望引發的。在和其他媽媽的交流中，我們會用「親媽」和「後媽」的說法來開玩笑。親媽的標籤比虎媽好，強調了母親的付出。
一名奶奶陪著孫子吃晚餐。
澎湃新聞：你論文里也提到一個超出你想像的第三種母職實踐類型。比如有些媽媽是通過母職實踐自我增權的，有的自己轉型變成文化人，個人聲望不斷上升，例如有個母親自己的博客成為名博，自己也轉換職業軌道，入職了某科研院所的少兒編程教育團隊。最後你認為這種經紀人方式的母職還蘊含一種發揮女性主體性，增進職業權能的潛力。包括你還有訪談對象說，有了孩子以後對社會更寬容了，因為沒有孩子之前，不知道在北京有這些資源，芭蕾、歌劇從來不去，不捨得掏錢，然後通過孩子碰見了很多理念相同的父母，因為女兒才知道這個社會很精彩，「她不學聲樂，我怎麼知道歌劇呢？ 」
楊可：是，這個是我意料之外的，不過還是少數。中華女子學院的王穎老師看到文章也給我反饋說，她近年來專門研究自閉症孩子的母親，母職一路以來的研究除了非洲和印度的幾個研究之外，提出積極面向的非常少，而我的文章提出婦女通過母職實踐自我增權，在國外文獻談母職異化之外提出了全新的研究進路。她還說，「看看生活中多少媽媽有了孩子之後辦幼兒園開公眾號，就明白女性融合家庭工作領域的賦權能力有多強」。
三、母職懲罰：成為「好母親」的道德壓力
澎湃新聞：你文中提到了一個母親，她是不願意在教育經紀人的角色上付出那麼多，也是邊界比較清楚的，你說她其實受到了母職懲罰。你會怎麼評價這個案例？
楊可：她看了我的文章後跟我說：「我怎麼覺得比別人失職。」這讓我覺得很遺憾，正是這種理想化的母職實踐造成了女性的負疚感，孩子的表現變成是母親的事情，母親成為被責備的對象。
澎湃新聞：問題的另一面，是那些消化了母親和孩子的邊界，強調母職付出的媽媽，可能一到媒體話語里，就成了這個女人沒有自我，因為只有自我意識強的人才能夠表現出邊界。有的時候，一心撲在孩子身上的母親成了不被鼓勵的，甚至被嘲笑的。
楊可：對啊！首先這可能是她自我的選擇，我們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經歷了理性的選擇的過程。背後的原因也許是理性的，也許是情感的。是情感的也沒關係，我的一個被訪對象說她對女兒的付出是有固定的時間的，她看到了這也會影響她的工作產出，但是她就說我願意啊，願意為女兒付出，她人生的成就一部分來自女兒，一部分來自自己的職業。這是她個人主動的選擇，他人置喙什麼呢？
你剛才說難道那些付出很多的人反倒變成嘲笑的對象了，我也認可你這個觀察。我覺得社會學的主流觀點和其他一些學科的差異就是主張從社會根源來理解問題，而不是簡單的把問題歸咎為個人。
澎湃新聞：現在有這樣一種聲音，比如說母親節的時候，有媒體會做「不要用偉大扼殺母親」這樣的選題，很多人在轉。有評論稱「越被歌頌的就是越被剝奪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認同這個觀點？
楊可：我覺得有歌頌比沒有歌頌好。要提高這個尊嚴感。假如這個結構性的問題暫時無法改變——當然最好是通過父母雙方「親職共擔」，通過教育的社會化，通過減少不必要的教育競爭等等減少目前母親勞動總量的辦法來尋求改變——如果現在做不到，現實情況就是要有人來承擔這些犧牲。目前的格局下，付出最多的這個人難道還不應該被歌頌嗎？當「心軟」的女性來承擔了這個角色，對她的勞動時間造成擠占，對職業生涯造成很大的挑戰，難道不應該被理解？
澎湃新聞：在當前的趨勢之下，母親必須密集性的為孩子投入時間和精力成為了一種理所當然的選擇了，如果做不到好像就是母親個人的問題，會引發強烈的負疚感。你認為這是一種霸權的制度了。
楊可：是的，密集母職變成了一個絕對化的評價標準。它會造成一種壓迫。我認為這不應該是一個必然。現在的現實則是孩子不經過影子教育是很難取得出類拔萃的成就。當然，成就的定義很複雜，我們這裡說的成就表現在升學的效果上。既然你必須採用影子教育，就要有人來規劃，有人來接送。在教育社會學中這套機制已經被證明。影子教育已經被證明是一個跟教育的效果、跟學業的成就有關的機制。不安排一個人來用這個機制就會吃虧。
目前的母職的經紀人化是一個彈性很小的機制，而且對人力資本的要求也很高。如果孩子的媽媽沒有這個能力，家庭沒有這個資源呢，孩子就註定要失敗嗎？萬一媽媽病了呢？萬一她缺位呢？難道這個孩子就沒希望了！？如果導致這樣的結果，就太不公正了。
澎湃新聞：你文章裡面談到因為中國女性就業率高，婦女就業受到主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和國民支持，中國的在職母親較少感到西方在職母親那種不能陪伴孩子的道德壓力，不需要像美國白人在職母親那樣為出門工作而正名。為什麼會引用這個文獻？想說明什麼問題？
楊可：「密集母職」也是白人中產階級異性戀家庭文化下的一個理想型，白人女性做不到的就感到負疚，有很大的焦慮。因為他們社會的主流的母職意識形態是丈夫出去工作、然後妻子在家當家庭主婦的這種。
澎湃新聞：所以這個是一個白人中產階級的對美好家庭的想像模板。在這個想像里，老公在提供經濟資本，女性在家裡當媽媽當得很好，一直到現在，他們也是這樣的一種美好的想像形態。
楊可：主流的模板就是這樣的。但這個就會讓人想要反抗嘛。單親家庭、同性戀家庭、貧困家庭這些無法實現這種想像的家庭，就會感到很大的道德壓力。西方也有文獻都圍繞這個主流意識形態展開討論。相比之下，我覺得我們（的母親）沒有這麼大的道德壓力。西方有學者強調這個密集母職不應該是絕對的，所以他們會拿黑人女性的母職文化舉例。
我們社會主義傳統也尊重的社會勞動，鼓勵女性出門工作。比方說，我們這裡孩子哺乳期結束了，母親很輕鬆地就可以說，「孩子八個月了啊，我要上班去了。」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從文獻來看，西方白人女性這個時候會面臨更大的道德壓力。
安徽省六安市金安中學的大門外，「陪讀大軍」帶著飯菜在學校門前等待孩子吃飯。此時的學校被這些「陪讀大軍」圍得水泄不通。
澎湃新聞：看上去母親面臨的這個付出多與少的道德壓力，反而是來自於西方白人中產階級文化的影響？比如我身邊的女性，就是當她擠不出奶的時候，道德壓力都特別大，所謂 「哺乳神話」，然後似乎這種壓力並不是我國的傳統的遺產。在比如微博上面很多探討，一旦宣傳為母則剛的時候，評論裡面就一片不同意，好多人就會說不要再宣傳這套話語了並且歸咎於我們的傳統，這個時候就沒有人想到社會主義的遺產，似乎反抗的對象都是我們男尊女卑的傳統。似乎很少有人意識到，這種母職懲罰和母職內疚感不完全是因為我們的傳統，其實還有西方白人中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
楊可：這些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小孩的生理性的哺育是否要有一個固定模式？社會性的哺育是不是要有一個模板？ 回答這個問題要藉助於不同的研究，我想我們可以暫時可以這樣結論：在同一個表象下，有不同的傳統在起作用。即便是我們中國的傳統，既有這種未受根本挑戰的男權社會下私領域的責任主要交給婦女來承擔的這種思想，也有社會主義的遺產。
另外，西方也有不同的傳統，婦女解放不也是來自西方的傳統嗎？社會主義也是源自西方的啊，所以談中西對立太簡單了，要細分。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是要細分。就像黑人女性說的，（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焦慮不適用於我，可能其他的群體還有他們別的問題。我們需要面向具體的問題，核心不是東西對立的問題。
回到中國的情況，我覺得當前教育市場發展這個時代背景很重要。傳統時代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生活範圍局限於私領域的「閨秀」是做不了這個事情的，她們是無法勝任這個教育經紀人的角色的。這需要女性具有現代社會生活，尤其是與市場和現代教育相關的「知識庫」。
我們的遺產帶來的積極面向是母親雖然承受很大的壓力，但是母親也能得到相當大的尊重，我們很多男同事談到妻子的時候會稱之為我們家「領導」。這也不完全是一個恭維，因為的確家裡做決策的常常就是女性，尤其是孩子的事情。鄭丹丹老師有關家庭代際關係變遷的一個研究引用了「子宮家庭」的理論，在當前這種母職經紀人的新規範出來之後，因為母親和孩子的互動特別多，母子軸被加強了。
六安市金安中學送餐的母親。
澎湃新聞：所以你是認為中國家庭當前的大趨勢是母子軸變得越來越重要？
楊可：是，母親承擔這麼多經紀人的工作，中國家庭母子間的代際聯繫正在趨於強化。這個家庭最牢不可破的那個連接變成了母子。人們開玩笑說的「喪偶式育兒」其實也是體現了母子軸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在中國，對母職實踐的理解有沒有代際的差異？是不是80後的母親更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就覺得我要是生一個孩子，就一定得付出特別多，要把責任都承擔起來，只有這樣才是對的。所以我不一定特別同意你的那個比較，我們不像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女性那樣，做母親的道德壓力比她們小。
楊可：我們的道德壓力還沒到為了孩子出不了門的那種，不像美國的一些文獻里提到的，一出門工作就感覺旁邊的人會質疑自己是不是個好媽媽。我們的道德壓力也存在，比如你有了孩子就不能加班到很晚，不能半夜了還在應酬，對吧？這裡可能不同的讀者有不同的判斷。這可能是開放的問題。也許我們可以追問當前的母親們，你感到你有沒有開放的選擇？你感到你是否還有別的選擇？
澎湃新聞：最後一個問題是，你認為現在我們的教育如此依賴媽媽一方，它是一個應該被解決的問題嗎？是要改變的社會事實嗎？
楊可：是一個問題，應該改變。我對媽媽們的評價比較積極，我很讚賞當前這個結構下這些女性的付出；但是從社會層面，國家層面，我認為應該對這個結構有所反思，從政策和福利上為家庭和母親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傾斜。
比如也有的學者認為教育拼媽會導致婦女勞動參與率的下降，當然我們需要進行機制研究，是不是就是因為女性要在家管孩子才造成了勞動參與率的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這起碼對在職母親的精力造成了很大的牽扯，肯定是對職業生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如果在更大的單位上協作，不是就可以把無法達到這個門檻的人托起來嗎？這就是社會的意義所在啊！文明人的社會和動物社會的區別就是我們不是叢林法則，不是說誰跑不過別人就別活了，是吧？所以我認為，如果教育競爭是大勢所趨無法阻止，那麼國家和社會應該有針對性地為弱勢家庭提供補償性的辦法。
從文獻來看，比如美國、澳大利亞、法國、美國等國家都會為即將掉隊的學生提供教育救助。這時就必須要有「公」的力量來做這個事情。改革以後，家庭享受了自由，激發了活力，但是同時責任也更大了，壓力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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