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員不作為如何判刑？「斬腳趾」、「割掉鼻子」都算是輕的了！

在古代如何懲治官員不作為現象呢？遠在兩千年前的秦代，就曾有一個官員因為不作為遭到刑罰懲處的案例，通過那時的法律實踐，給後來的此類案件處理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具有十分可行的指導意義。

秦代官員不作為被判刑

古代對於不作為亂作為的各類官員，首先也會問責的：司徒是主管教化民眾和行政事務的官員。《尚書·大傳》載：「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司徒」；《韓詩外傳》載：「群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這裡是說對於發生在民間的不和諧風尚，就要問責司徒，因為這是司徒的職責所在。司空是主管掌水土事，負責工程建設的官員。《韓詩外傳》再載：「山陵崩陁，川穀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尚書大傳》載：「溝瀆擁遏，水為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這些方面做不好當然會問責司空。司馬則是掌管軍政軍賦的官員。《尚書大傳》載：「蠻夷猾夏，寇賊奸究，則責之司馬。」《孔子家語》載：「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同樣，做不好司馬的職責也會被問責。整飭問責的目的就是震懾百官，使職官知畏懼。所述這些規定，都是先秦時代的問責方式和內容。

不僅是問責，在秦代還會對不作為的官員上升到法制的層面來懲處。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簡《雲夢秦簡·法律答問》中記載了一個案例:「嗇夫不以官為事,以奸為事,論何也?當遷。遷者妻當包不當?不當包。」大意是說：一個地方的嗇夫不把本職工作當回事，不履行職責，而專門幹壞事。後來，地方司法機關向中央司法機關請示如何處置，中央司法機關批複說：嗇夫要受到遷刑，但是他的妻子可以不到流放地。

嗇夫，鄉官，秦制，鄉置嗇夫，職掌聽訟、收取賦稅， 此後的漢、晉及南朝宋沿襲設置。《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載:「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晉書·職官志》載:「鄉置嗇夫一人。」《宋書·百官志下》也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嗇夫主爭訟。」顯然這個嗇夫是鄉里負責訴訟、稅收的官員。

上述對於這位嗇夫的處罰是當遷，就是指流放的「遷刑」，這裡是罪遷，屬刑罰，不是移民性質的遷。流放在秦代有不同的稱謂：「遷刑」、「謫戍」、「逐」。對於遷刑，《雲夢秦簡·法律問答》中規定：「五人盜，臧（贓）一錢以上，斬左止，有（又）黥以為城旦；不盈五人，盜過六百六十錢，黥劓以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錢，黥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錢，（遷）之。」意思是說，五人為群盜，賊贓值超過一錢，則斬左趾，合黥這種肉刑再加上「城旦」之勞役刑；若盜賊不超過五人，所盜賊贓值超過660錢，則要合黥、劓兩種肉刑再加以城旦之刑；若盜賊不超過五人，所盜賊贓值不超過660錢但超過220錢者，加以黥刑和城旦之刑；若盜賊贓值在220錢以下者，則僅處以「遷刑」。可見，秦代的「遷刑」，是輕於勞役刑「城旦」的。「遷刑」在秦朝雖然相對於別的刑罰來說，是輕刑，但是遷至邊遠地區，在荒蕪之地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其懲罰的力度也是很大的。顯然，這個嗇夫的懲罰和盜220錢的盜賊相當。

 秦代完備的懲治職務犯罪法律體系

秦政府為了督勵各級官吏和各種職事人員克守職責，因此在秦律中有關官吏職務犯罪的規定，非常詳盡。其中包括：不作為罪，那時就開始對不作為犯有了較為明確的規定。《雲夢秦簡·法律答問》記載：凡見知「盜」而不告不捕(不作為)的行為，要處以相應的刑罰。不作為在主觀上必須有故意，對主觀上沒有故意的不作為，法律上不予處罰。本案中的嗇夫不以官為事，而專行姦邪，則處以流放刑。 

任人不善罪，實行保任連坐制度。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秦律雜抄》：「尉計及尉官吏即有劾，其令、丞坐之，如它官然。」就是說，縣尉的會計和屬吏如犯罪，該縣令、丞均應承擔罪責。在《除弟子律》中還規定：「置任不審，皆耐為候」，即任用保舉弟子不當者，處耐為候刑。 

玩忽職守罪，指「犯令」，「廢令」。所謂犯令是指「令曰勿為而為之」；所謂廢令是指「今日為之」，而「弗為」，總之都是違背法令行事。在強調官吏必須「明法律令』的秦，凡犯有「犯令」、「廢令」罪者，均負刑事責任。即使已經免職或調任的官吏，也予以追究。此外，還有「不從令」罪，也是對官吏不嚴格遵照法律行事的懲處。為了使官吏熟悉法律，免於觸犯「犯令」、「廢令」，《內史雜》律規定：「縣各告都官在其者，寫其官之用律。」就是要求京師 「內史」所轄各縣，應分別通知設在該縣的都官，抄寫該官府所遵用的法律，發放令各級官吏隨時閱讀學習。

貪贓枉法罪：秦律中，有「通錢」的罪名，所謂通錢，即指賄賂而言，犯「通錢」罪者處重刑：「通一錢黥城旦」，較盜罪為重。「知人通錢而為藏」的窩主，儘管「其主已取錢」，被發覺後仍予論罪。在司法中主審官如有貪贓枉法，則予嚴懲。

經濟管理失職罪：例如，管理糧食的官吏，必須按照秦律的規定禁止非本官府人員在倉中居住，夜間應嚴加守衛，關門時滅掉附近的煙火，等等。 違反上述法令，以致發生遺失、損壞、或火災，主管官吏處重刑，大嗇夫和丞也承擔罪責。如糧倉漏雨致「朽禾粟」，或因堆積禾粟而致腐敗不能食用， 百擔以下「誶官嗇夫」，百擔以上至千擔「貲官嗇夫一甲」，千擔以上「貲二甲」，同時令嗇夫和眾吏一起賠償糧食損失。收藏的皮革如被蟲咬，「藏皮革蠹突」，則罰主管的嗇夫「貲一甲」，令、丞「貲一盾」。 

這其中顯然就包括了不以官職為事，就是不作為罪。本案中的嗇夫因為不作為罪，受到了遷刑的處罰，殺一儆百，正是為了激勵各級官員，勤政廉政，提高辦事效率，以保證整個國家肌體高效運轉。從而使得「明主治吏」的思想具體化了，出現了封建初期較為嚴整的吏治，正是體現了秦政府的一貫施政主張，對於其政權體系建設和國家的富強以及實現統一具有積極意義。 

同時，秦代的做法為後世各個時代統治者信奉「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國法則，提供了法理基礎， 使他們依法對官吏治理成為現實，行政法規更加完善發達。

後世對不作為處罰日趨完善

不作為罪在中國古代刑法中，是一種較為原始的犯罪形式。早在《尚書·甘誓》中，就已有「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的記載，把拒不執行努力作戰命令的行為視為犯罪。《尚書·湯誓》中也有類似的記載：「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不執行王命，成為早期刑法中最為主要的以不作為形式表現的犯罪。

漢代時，漢律則繼承了秦不作為罪的法制原則，「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知不見不坐。」《晉書-刑法志》則將不作為分為故意、過失和不知不見三種情況，分別給予不同的處理，並對過失的不作為，也要給予相處罰。晉律及南朝的宋律中，更有「子孫違反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戰殺者，皆許之。」《晉書-刑法志》的規定，把「敬恭有虧」，即子孫不承擔尊敬、待奉尊長視為可罰的不作為犯罪行為。 

到了唐代，唐律對不作為犯罪作了較為具體的規定。在《唐律疏議》規定：首先，仍然把因親屬關係所形成的特定義務，如果不履行這種義務的，視為是不作為。《斗訟律》「子孫違反教令」條規定：凡子孫違反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即子孫應承擔聽從教令、贍養尊長的義務，而在有條件聽從教令、贍養尊長的情況下又拒不履行此義務的行為，使用此法。其次，因特定職務而形成的義務，這裡是指政府官員。《職制律》「事應奏不奏」條規定：諸事應奏而不奏的杖八十。《疏議》解釋說：應奏而不奏，謂依律、令及式，事應合奏而不奏。即主管官吏依律令規定，當履行其職責範圍內的義務而不履行的，亦為不作為犯罪。再次，由一定事實所形成的特定的權利義務關係，負有義務的一方拒不履行其義務時，也可構成不作為犯罪。《雜律》「負債違契不償」條規定：凡負債違契不償的，一匹以上，違二十日笞二十，二十日加一等，罪止杖六十。

與上述規定的不作為形式相比，唐代還有一種不作為犯罪，其身份是不特定的，其義務卻是由法律所規定的。《賊盜律》「以毒藥葯人」條規定：「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即有毒食物的所有人，在法律上有義務將其焚銷。若不及時焚銷，以及使他人誤食致死者，即構成犯罪。對於這類不作為犯罪，《唐律疏議》中規定，只要具備法律所規定的不作為行為，即予處罰；若因不作為而產生危害後果的，則要加重處罰。另外《雜律》「丁防官奴婢病不救療」條也規定：「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及官戶、奴婢疾病，主司不為請給醫藥救療的，答四十。以故致死的，徒一年。」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對於不作為犯罪有了更加詳盡的規定，不僅是政府官員不作為要受到處罰，其他社會成員在其應該承擔的義務中，因為不作為造成的社會危害和不良影響，均應依法處罰。

唐以後，歷代基本上都是沿襲《唐律疏議》中的原則和方式，對於不作為犯罪的定罪量刑，也都有了較為具體的規定。這都為有效遏制不作為犯罪提供了法律保障。

作者：

劉永加，魚羊秘史簽約作者。文史學者，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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