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研究方法再思考：如何衝破非「質」即「量」的二元觀束縛？

方法論之於傳播學的意義已是學界的共識。若非憑藉系統性的數據搜集和分析，很難想像諸如《人民的選擇》和《大眾媒介的議程設置功能》這樣的著作能夠在20世紀顛覆人們對大眾媒介的認識，以至於其結論時至今日仍被奉為經典——而這些還僅僅是問卷調查一種研究方法的貢獻。從當今學術評價體系來看，經驗研究（Empirical Studies）成為SSCI期刊考察論文質量的主要標準，國內的CSSCI期刊也越來越重視收錄這一類的文章。「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等術語頻繁出現在學術和教學場所。方法論領域的蓬勃發展，無疑是我國學界與世界學術共同體接軌的一種積極表現。

但是，由於傳播學研究方法一定程度的「舶來品」性質和跨學科特點，加之媒介技術發展特別是大數據、人工智慧等技術的發展給本學科帶來的挑戰，人們在方法論層面的疑惑和誤解也浮出水面，一些並不新穎的問題又被放在新的語境下再起爭議。一些學生甚至不清楚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具體區別，一些人想當然地認為多種研究方法結合得出的結論，一定優於單一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其實，無論是在克勞斯·克雷賓多夫（Klaus Krippendorff）、安德斯·漢森（AndersHansen）和約翰·雷斯威爾（John Creswell）等外國學者的著作里，還是在我國學者如陳向明、卜衛發表的論文中，這些疑惑和爭議已經得到解答。今天，面臨新的研究環境和實踐要求，人們更有必要追根溯源，透過研究方法工具性的表象剖析其背後哲學立場，從而在認識論的層面破除非「質」即「量」的二元思維。

經驗主義的哲學立場與方法論邏輯

我們必須首先釐清的是「實證主義」與「經驗主義」的關係。在口語表達中很多人把「實證主義」等同於「經驗主義」，其實不然。從詞源上看，實證主義對應的是「positivism」一詞，而經驗主義對應的則是「empiricism」一詞。作為認識論的一種，經驗主義認為知識只能來自於人的感官經驗。因而，經驗主義者重視經驗證據特別是實驗性證據在建立理論過程中的作用。經驗主義哲學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後經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進一步發展，英國哲學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和大衛·休謨（DavidHume）促進了現代人對經驗主義的認識。在經驗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客觀經驗主義與詮釋經驗主義兩種認識世界的路徑。客觀經驗主義認為，研究者在面對研究對象的時候可以「置身事外」，以中立觀察者的立場獲得經驗證據。詮釋經驗主義強調，研究者作為「人」的自我反思，不相信人可以站在絕對客觀中立的立場觀察社會。這兩種範式的分歧造就了量化研究（即定量研究）和質化研究（即定性研究）的發展。而人們一般所說的實證主義，實質上就是客觀經驗主義的範疇。

既然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均來源於經驗主義的認識論，兩者之間存在辯證統一關係也就不足為奇。實際上，無論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都遵循著同一種方法論邏輯——阿德里安·德格魯特（Adriaan de Groot）的《方法論》一書所揭示的邏輯。德格魯特認為，任何類型的經驗研究均遵循著一種由五個步驟組成的循環系統。這五個步驟依次是：觀察、歸納、演繹、測試和評估。第五步既是上一輪研究的終點，又是開啟新一輪研究的前奏。以議程設置理論的產生和發展為例闡釋這種邏輯：早在李普曼時期，一些新聞從業者就觀察到了媒介能夠影響公眾的討論話題這一現象，但這一階段的零星想法還沒有形成理論。馬克思維爾·麥考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納德·肖（DonaldShaw）以「大眾媒介強調的議題與受眾認為的焦點議題的優先順序應當一致」為研究假設，運用問卷調查的方法分析了1968年美國大選中媒介對受眾的影響，通過編碼歸納出了議程設置理論的初步結論。這些結論經過演繹和檢測，推而廣之成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大眾傳播理論。隨後，學界和業界對早期的議程設置理論不斷評估和反思，又進一步推動了20世紀90年代所謂「第二層議程設置」理論的產生。今年是該議程設置理論誕生50周年，議程設置理論再次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可見經驗研究的理論成果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事實上，議程設置理論的誕生僅是一例，回顧大衛·莫利（David Morley）的《全國受眾》所採用的焦點小組，或是諾曼·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建立的批判話語分析，人們不難發現，這些定性研究的方法在操作層面也遵循著相同的邏輯。在數據分析階段，建立在觀察之上的歸納和演繹幾乎是所有經驗主義研究方法的必由之路。

研究方法與研究問題的關係

既然經驗主義的方法論遵循著相同的邏輯，為什麼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間有如此巨大的差別？這是因為研究方法主要是操作層面的東西，而宏觀意義上的方法論是哲學層面的東西。經驗主義的研究以問題或假設為導向，而問題本身的性質是不同的，必須依靠不同的操作方法來解題。在研究的操作過程中，是方法圍繞問題而開展，而非問題依附方法而產生。換言之，就是先有了研究問題，才有了對應的研究方法。在著名的麥奎爾矩陣中，傳播學大師麥奎爾（McQuail）將矩陣橫軸的兩端分別設置為「文化主義者」和「唯物論者」，將縱軸的兩端分別設置為「媒介中心」和「社會中心」。麥奎爾認為，傳播學裡的一切問題都可以在這個矩陣的四個象限里找到。從研究者的角度，只有確立了自己的研究問題在矩陣中的立場，才能找到最合適的研究方法。不難理解，在這樣一個矩陣里，不存在定量或者定性研究可以霸佔任何一整個象限的情況。經驗主義的研究方法之間只有合適與不合適的區別，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

我們也應該看到，隨著大數據等技術的發展，人們越來越相信數據的力量，甚至認為數據越多越好、越詳細越好。一些人錯誤地認為定量研究重視數據、定性研究是沒有數據的，從而懷疑定性研究的「科學性」。這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怎麼看待數據的問題。從經驗主義的角度，無論是定性研究還是定量研究都強調數據的重要性。沒有數據就沒有經驗證據，研究也就無從談起。但是，數據絕不等於數字，數據的重要性也未必用統計數字的形式呈現出來。深度訪談的對話抄錄、民族志方法的觀察筆記、話語分析中的媒介話語等都是經驗研究的數據，也都需要通過歸納或演繹的編碼方法進行分析。如果一項研究中沒有數據，或者沒有經過編碼等方式來闡釋意義的數據，那麼它就不是任何形式的經驗主義研究。畢竟，在認識論層面不僅只有經驗主義一種立場。

進一步說，由於研究方法是為研究問題服務的，那麼用何種方法和何種形式的數據來說明問題，就完全取決於問題的本質。舉例來說，如果想要知道一國的生育率是多少，就必須用到人口普查的方法，這個時候量化的數據就尤為重要。但是，如果想要研究一個少數民族村落的文化形態，想要了解人們內心深層次的動機和理念，民族志的方法就會成為首選，質化的數據更能夠說明問題。由於問題性質的不同，如果採用了錯誤的研究方法，則無論數據多「大」，解釋力都很局限。即使在大數據時代，也並非任何問題都可以用大數據解答。

新時代的方法論走向

同屬經驗主義範疇的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在邏輯層面有著相同的淵源，人們不應該再用「華山論劍」的思維去為研究方法一爭高低。實際上，傳播學方法論作為傳播學研究中的一個分支領域，也是隨著學科的發展而不斷演化的。一些傳統的研究方法在新的互聯網語境里重獲新生，一些全新的數據分析方法也迅速獲得學者們的接納。前者比如虛擬民族志方法對民族志方法的「升級」，後者比如社會網路分析法的建立。另外，任何一種研究方法都存在其局限性。因此，也就不難理解一些學者對混合研究方法非常重視。他們希望通過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結合、通過傳統研究方法和大數據研究方法的結合，來更完善地回應研究問題。研究者在新時代面臨新的研究語境和研究問題，作為工具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需要「升級」。

但是，人們對這種「升級」的認識需要理性。其一，研究方法的創新和升級仍然是在經驗主義的認識論範疇下進行的，經驗主義的基本邏輯仍然存在，否則就不可被稱為經驗主義的研究。其二，研究方法的創新並不意味著傳統研究方法的落伍。其三，混合研究方法產生的結論未必優於單一研究方法產生的結論。從微觀上說，如果單一研究方法可以解答某個研究問題，則混合研究方法有畫蛇添足之嫌；從宏觀上說，學科的進步依靠的是整個學術共同體共同推進。一個大的研究問題可能包括多個層面，沒必要期望一個人或一個團隊用混合方法將之完美解決。

隨著新聞傳播學的發展，新的研究方法和傳統研究方法的「升級」也會層出不窮——這正是經驗主義研究方法的生命力所在。從認識論角度，我們固然要理解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的區別，但更應該掌握方法論的核心理念和主要邏輯。這樣，才能不受非「質」即「量」的二元觀的束縛，更具創造性地在新語境下解決新問題。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原標題：超越質化與量化二元觀——傳播學研究方法再思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劉淼排版編輯：宗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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