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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吳昌碩羈留北京創作的五件印作

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隔年宣統皇帝退位,清朝統治結束。這一年的五月,吳昌碩正式定居上海,迎來了其人生藝術生涯中最輝煌的時期。藝術上的巨大成功,並沒有影響到他對清朝難以釋懷的情感。

吳昌碩舊影

他仍然以遺老的身份自居,那條具有象徵意義的小辮子也始終被他盤在頭上,直至去世……

故宮博物院藏署款吳昌碩的篆刻作品有七十餘件,對於那些沒有疑問的作品來說,則可以展開更深入的研究,如作品的創作時間、地點以及創作背景等,本文擬介紹的五方印作即屬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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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印分別為二人所刻。其中,前三印為肅親王善耆所刻,後二印為陳寶琛所刻。據「偶遂亭主」印、「肅親王」印印款,可以確定善耆三印刻於北京,時間是宣統二年(庚戌)八月。陳寶琛二印雖未註明刻制時間、地點,但從印款內容可以考知,應與前三印為同時所刻。

清 吳昌碩刻「肅親王」印 故宮博物院藏 印款「俊卿刻於宣武城南」

「肅親王」白文印,三字筆畫繁簡差距大,要想布置得當並非易事。吳昌碩將其整體設計成上緊下松的形式,「肅」字下半部最外面的兩劃束腰,給筆畫少的「王」字讓出了更大的空間,使三字繁簡協調,達到了良好的藝術效果。

吳昌碩一生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南方度過的。其間,為了生計和仕途,他也曾多次北上,雖然每次逗留的時間不長,但都是其人生的重要節點,與之相伴的還有他的篆刻作品。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年),五十一歲的吳昌碩在吳大澂幕中,來到北京。二月,他以自己的詩、印譜投贈帝師翁同龢,翁氏在日記中評價「似不俗」。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八月吳大澂請纓出榆關(山海關)對日作戰,吳昌碩以幕僚身份「贊化軍事」隨其出征,後因繼母楊氏病危而離開兵營南歸。

光緒二十五(一八九九年)年,五十六歲的吳昌碩再次北上。據潘德熙、童衍方編《吳昌碩年表》,五月有天津之行,為友人潘祥生刻「吳興潘氏怡怡堂收藏金石書畫之印」。

縱觀吳氏的這幾次北方之行,不難看出多為公事,均與其仕途有關。雖然都伴有詩文、篆刻方面的活動,但他此時人生的主要目標是求仕求官,展示些藝能也無非是想引起某些人的注意和賞識,為自己的仕途增加一些籌碼而已。對於一個秀才出身的士人來說,這是無奈的選擇。

清 吳昌碩刻「如當舍」印 故宮博物院藏 印款「昌碩制」

「如當舍」朱文印,構思上更具特色。「如當舍」三字出自《孟子·公孫丑下》,取「如欲賓士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也」三句中的頭一字而得。印作借鑒了漢磚的藝術特色,字與字之間刻有欄線,把篆書的圓轉與外框的方整結合在一起,形成對立統一。而印文設計成橫向,也使得內容與形式二者之間互為映襯,相得益彰。這樣的藝術處理,即使在吳氏作品中,也並不多見。

與前幾次北方之行相比,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年)八月的北京之行有所不同。這一年吳昌碩已經六十七歲,仕途這條路可以說已經無望,他此時更多的考慮是如何更充分的展示才藝,為自己的藝術之路打開一片新天地。他下榻友人家中,一住大半年。期間,遍游京城名勝,「極文酒之雅,詼諧之樂」,還以自己的詩書畫印相投贈為媒介,結識了不少京師的上層人物。從故宮博物院藏五印來看,善耆和陳寶琛應是其中的兩位。

善耆像

說到善耆,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說到他是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的父親,知道的人就多了。善耆(一八六六年~一九二二年),愛新覺羅氏,字艾堂,號偶遂亭主、如當舍主人等,滿洲鑲白旗人。爵至肅親王,歷任乾清門頭等侍衛、副都統、統領、民政部尚書、民政大臣、理藩大臣等,稱得上是晚清政壇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善耆是皇太極長子豪格的後裔,豪格因戰功卓著被封為第一代肅親王,是清代為數不多的可以世襲罔替的親王,俗稱「鐵帽子王」。善耆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襲王位,成為第九代也是最後一代肅親王。

清 吳昌碩刻「偶遂亭主」印 故宮博物院藏 印款「偶遂亭主印,庚戌八月,吳俊卿」

「偶遂亭主」朱文印,更多地吸收了漢印特點,印面飽滿。邊框僅刻有底邊和左邊框,底邊粗壯,使整個作品沉穩厚重。左邊框被「亭」字的最後一筆突破,設計巧妙,獨具匠心。將邊框與印文作為藝術整體考慮,使其成為作品的一部分,是吳昌碩篆刻的一大創新,「偶遂亭主」印即是一個典型的範例。

陳寶琛(右一)與溥儀(中)、朱益藩(左一)

陳寶琛(一八四八年~一九三五年),字伯潛,號弢(讀音:[tāo])庵,福建人,晚清重要大臣,曾兩度出任內閣學士,還是宣統皇帝的師傅。吳昌碩為陳寶琛刻的這對名號印,沒有註明刻制的時間、地點,但通過對陳寶琛仕宦經歷以及吳氏篆刻風格的考察,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

陳寶琛曾兩度出任內閣學士。第一次是在光緒朝,陳寶琛二次出任內閣學士是宣統二年,據《陳文忠公奏議》卷下:「宣統二年三月初二日,奉旨:陳寶琛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不久,他還做了宣統皇帝的師傅。

清 吳昌碩刻「陳寶琛印」印 故宮博物院藏 印款「弢盦閣學正瑑,安吉吳俊卿」

從印款所載陳寶琛所任官職,可知二印應刻於北京。巧合的是,在陳寶琛兩次出任內閣學士期間,吳昌碩都有北京之行。因此,二印究竟刻於哪一次,還須作進一步考證。光緒九年,也就是陳寶琛第一次出任內閣學士的那年,吳昌碩得到一個縣尉的職務,曾「奉檄進京放驗」。此時的吳昌碩,雖然在篆刻方面已嶄露頭角,但以他當時的技藝和身份,要藉此結識陳寶琛這樣的朝廷大臣,恐怕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

清 吳昌碩刻「弢盫」印 故宮博物院藏 印款:「昌碩制」

宣統二年的三月,陳寶琛二次出任內閣學士。同年八月,吳昌碩又一次來到京師。此時他六十七歲,篆刻已有相當的名聲,而且已有通過詩、印結交朝臣的經歷,曾為吳大澂、翁同和、張之洞等不少朝中重臣刻過印。此時,或陳氏向其求印,或吳氏主動投贈,都順理成章。

為陳寶琛刻二印,是一對名號印,一朱一白,尺寸之大,在吳昌碩的篆刻作品中稱得上是「鴻篇巨製」。吳氏篆刻深受吳讓之影響,刻得都比較淺,這兩方大印的印面也是如此。刻的淺容易導致線條深厚不足,但這兩方印沒有這種毛病。從鈐印的效果來看,二印線條飽滿,神完氣足。運刀圓轉,沖、切結合,魄力中顯精微,氣勢里含藉蘊,充分展示了作者把控全局的能力。就藝術性而言,完全可以稱得上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原文作者:王幼敏(故宮博物院金石組館員)

原文來源:《紫禁城》2018年4月刊《雪爪留痕 談故宮藏吳昌碩羈留北京期間的五件印作》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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