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我愛你

上海十年，魯迅感覺如何，人們一般用這句話來描述——「上海雖煩擾，但也別有生氣」（《兩地書·一二二》，290523）。魯迅為何最後願意「流徙」到上海，人們一般從上海的城市特點、政治空氣、文化氛圍等因素去分析。我覺得，似乎還可以考察一下1927年10月之前，魯迅與上海的諸多「交往」，正所謂任何事情都有前世今生，任何抉擇都有來龍去脈。

怎麼考察呢？手頭正好有四卷本《魯迅年譜》，再加上魯迅日記、書信中的材料，基本可以將1927年10月之前魯迅與上海的種種關聯爬梳出來。現將它們歸納為以下三種。

一、交通樞紐便利著

魯迅家在紹興，離上海雖不遠，但從年譜看，魯迅路過上海，要到十八歲之後的南京求學。從紹興到南京，一種是經過上海，如1898年5月投考江南水師學堂，便是2日由紹興抵杭州，次日離杭，途經上海，7日到達南京。另一種是不經過上海，如1910年秋，在家鄉紹興府中學堂任教，率領學生赴南京參觀南洋勸業會，經杭州、嘉興、蘇州，然後至南京。

問題在於，1898年時，紹興、杭州、上海、南京之間都還沒有火車，滬寧鐵路1908年才全線通車，滬杭鐵路1909年才建成。因此，1898年至1902年這四年，魯迅在南京求學，每年寒暑假都要往返與紹興和南京之間，但是否經過上海，在此只好存疑了。

但是，魯迅赴日本留學，從1902年到1909年七年間，無論是第一次從南京出發，中間數次回國探親，還是後來結束留學回國，甚至回國後再返日，都必須從上海乘船或在上海下船。具體有：1902年3月24日乘日輪「大貞丸」號離南京，經上海轉赴日本留學。1903年8月暑假回國，假期結束，9月7日啟程，10日抵上海，13日自虹口碼頭乘郵船往日本。1906年夏秋之間，奉母命回紹興與朱安完婚，在家僅停留四天，即與周作人一同赴日。1909年8月間結束留學回國。1911年5月赴日本催周作人夫婦回國。

1912年2月中旬，魯迅到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任職，5月初與許壽裳一同北上就任北京教育部。怎麼北上？津浦鐵路1912年全線通車，他們走的鐵路？1913年6月19日回鄉省親，22日抵上海，中間經過兗州，乘的是火車；7月27日返京，走的卻是海路：途徑西興、嘉興、上海、青島、大連、天津，8月7日傍晚抵京。

1916年12月因母親六十壽辰，從北京回紹省親，3日「歸省發程，晨八時半至前門車驛登車南行」，4日「夜九時到上海」，6日「晨至滬杭車驛乘車、午後抵南星驛，渡江雇舟向越城」，7日「晨到家」。

1917年1月初祝壽之後返京，3日「夜雇舟向西興」，4日「渡江」，5日「拂曉乘車，午後抵上海」，6日「拂曉至滬寧車驛乘車向北京。午後渡揚子江換車」，7日「晚至天津換車，夜抵北京正陽門，即僱人力車至邑館」。

1919年12 月初回紹興接全家來京，這對周家來說是件大事。1日「晨至前門乘京奉車，午抵天津換津浦車」，2日「午後到浦口，渡揚子江換寧滬車，夜抵上海」，3日「晨乘滬杭車，午抵杭州」，4日「上午渡錢江，乘越安輪，晚抵紹興城，即乘轎回家」。24日開始返程，「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屬攜行李發紹興」，25日「晨抵西興……」，26日「晨乘杭滬車發江干……夜半乘夜快車發上海」，27日「晨抵南京……午渡揚子江……下午發浦口」，28日「晚抵天津」，29日「晨發天津，午抵前門站……從容出站，下午俱到家」。

1926年8月是魯迅一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天，他離開待了14年多的北京，結束了公務員生涯。26日「四時二十五分發北京……七時半抵天津」，27日「午登車，一點鐘發天津」，28日「午後二時半抵浦口，即渡江……夜十時登車，十一時發下關」，29日「晨七時抵上海」，9月1日「夜十二時登船」，2日「晨七時發上海」，4日「下午一時抵廈門」。

綜上所述，魯迅無論北上、南下，還是東渡、東進，上海都有著交通樞紐的地位，這樣便利的地方，誰不想待下去呢？

二、文化出版吸引著

1898年2月18日，魯迅從紹興到杭州探望獄中祖父，後來抽空往申報館派報售書處，購得《徐霞客遊記》並作題跋，可視作魯迅親密接觸上海及其文化出版業的開始。

參加上海《遊戲報》征詩（征詩題為《花好月圓》）活動，1899年12月19日該報公布得獎名單，魯迅名列甲等第七名，受贈購書券一元。1901年4月14日致紹興家信，附記舊體詩《惜花四律》，現收在《集外集拾遺補編》中。所謂的湘州藏春園主人，即林步青，寓居上海，魯迅所步韻之詩，刊於《海上文社日錄》。由此可見魯迅當年對上海的關注和嚮往。

在《朝花夕拾·瑣記》中，魯迅說「學堂里又設立了一個閱報處，《時務報》不待言」，事在1901年。《時務報》（旬刊），1896年由黃遵憲、汪康年創辦於上海，梁啟超為主筆。

1902年2月2日，魯迅訪周作人，「晚同閱《蘇報》」。《蘇報》，1896年創刊於上海，1903年因刊登章太炎《駁康有為書》及《〈革命軍〉序》等文章被清政府查封，即著名的「蘇報案」。1906年章太炎出獄後東渡日本，魯迅從章太炎學，成為掌門弟子，造成後來的種種因緣。

1903年9月10日回國探親後返日，在四馬路購得上海文明編譯書局新出版的嚴復所譯英國斯賓塞著《群學肄言》一冊，晚間應友人邀往劇場觀劇。後來（1914年1月16日）「以印二弟所譯《炭畫》事與文明書局總纂商榷也」，不久《炭畫》出版。

《俄事警聞》是蔡元培等在拒俄運動（1901—1905）中創辦於上海的日報，魯迅閱後認為它袒日而抑俄，是無遠見，1904年2月託人帶信提出三點忠告。5月沈瓞民來信說，上海官紳對於國難當頭無動於衷，黃浦江畔依然燈紅酒綠，醉生夢死。魯迅等聯名回信：「申浦宴遊依然如昔，不獨足下目擊傷心，而弟等亦為之浩嘆。」

1905年春所譯路易斯·托侖的科幻小說《造人術》發表於《女子世界》。《女子世界》月刊，丁初我主編，1904年1月創刊於上海，是當時影響較大的一婦女為主要對象的刊物。1906年5月4日與顧琅合著的《中國礦產志》由上海普及書局出版發行。1907年12月與周作人合譯的《紅星佚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

1909年3月2日與周作人合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集出版，7月27日第二集出版，國內由蔣抑卮家開設在上海的廣興隆綢緞莊代售。1911年作短篇小說《懷舊》，發表於1913年4月《小說月報》第四卷第一號。《小說月報》1910年由商務印書館創刊於上海。

1913年6月回鄉省親， 22日路過上海，買書：「往歸仁里西泠印社購景宋本《李翰林集》一部六冊……共價十元二角八分」，1915年7月28日「寄上海西泠印社信並銀六元」，9月12日「得上海蟫隱廬所寄來書籍一包」。1916年12月母壽歸省期間，特地安排5日一天時間購書：「上午往神州國光社買風雨樓所臧吉金拓本十二種十二枚，三元六角……」令人驚訝的是，1917年1月5日返京路過上海時，又買書了：「往蟫隱廬買乙卯年《國學叢刊》十二冊，價六元。」

1926年8月南下路過上海時，還要做有關書的事：29日夜「同三弟至北新書局訪李志雲。至開明書店訪章錫箴」，31日「夜同三弟閱市，在舊書坊買《宋元舊書經眼錄》……共泉四元八角」，9月1日「同三弟閱市，買《南潯鎮志》一部八本，三元二角」。

而在廈門、廣州期間，通過三弟從上海購書，曾經在考察魯迅準備「漢文學史」課程時，已經涉及過，在此不贅。

對於青年時期偏居紹興一隅而又志若鴻鵠的魯迅，上海是令人嚮往的大都市；對於中年以後決心以著譯為業的魯迅，上海文化繁榮，出版也發達。還有比上海更好的賣文為生的地方嗎？

三、親朋故舊召喚者

上海是浙籍人士的大本營，在上海，魯迅有太多的熟人。1916年12月5日母壽歸省路過上海，「往虹口李宅為許季上送函並佛象、摩菰」。返程時，1917年1月5日，「下午往興業銀行訪蔣抑之，坐少頃同至其家，以唐《杜山感兄弟造象》拓本一枚見贈……晚歸寓」。

來京後，相對於兩位盛名的哥哥，周建人鬱郁不得志，加上家庭生活亦不愉快，終於在上海商務印書館謀得一職，1921年9月2日下午，「三弟啟程往上海」，這對有「長兄為父」情結的魯迅來說，是一個永遠的牽掛。1926年8月南下路過上海這幾天，兄弟二人形影不離，29日「訪三弟，同至旅舍」，30日「與三弟至中洋茶樓飲茗，晚至消閑別墅夜飯」，31日「夜同三弟閱市」，9月1日「三弟送至船」。

「三一八」之後，「教授中之有政治色彩者，均不自安，紛紛南下」，上海是最大的目的地，造成了知識分子的一次大集結。聽說魯迅路過上海，拜訪者絡繹不絕，30日「午李志雲、邢穆卿、孫春台來。午後雪箴來……夜大白、丏尊、望道、雪村來寓談」，31日「午後長虹、雪村來。李志雲來……夜雪村、梓生來」，9月1日「上午金有華來」。30日晚上鄭振鐸為魯迅接風，座中更是大佬雲集：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沈雁冰、鄭振擇、胡愈之、朱自清、葉聖陶、王伯祥、周予同、章雪村、劉勛宇、劉叔琴等。

1927年10月從廣州到上海，3日「午後抵上海，寓共和旅館」，8日「上午從共和旅店移入景雲里寓」。就在這幾天里，來訪、招飲絡繹不絕，買書、觀影好生快活，簡直成了甜蜜的煩惱：「我到此地，因為熟人太多，比以前更忙於應酬了。忽然十多天，已經過去，什麼事也沒有做。」（271017致李霽野）「我或者要離開上海也難說」之類的話（271103致李霽野），不過是口上說說而已。

在檢索「上海雖煩擾，但也別有生氣」這句話時，我還發現，「煩擾」原作「繁擾」。魯迅寫錯別字了嗎？我反倒認為，在寫信的那一刻，潛意識裡魯迅是對的，上海就是那麼繁華、繁麗、繁亂、繁鬧、繁榮、繁雜……簡直是一朵「繁花」。

既然如此，此地不留，流向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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