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研究】外部干預與索馬利亞-衣索比亞邊界爭端

原標題：【非洲研究】外部干預與索馬利亞-衣索比亞邊界爭端

外部干預與

索馬利亞-衣索比亞邊界爭端

關培鳳

內容提要 索馬利亞自獨立以來就陷入與衣索比亞的邊界爭端中。儘管兩國邊界爭端有國內政治、經濟方面的原因，但爭端的禍根在於歐洲殖民國家在非洲的爭奪及其對「大索馬利亞主義」的鼓動和縱容，而美國和蘇聯在東非地區的爭奪則為兩國邊界爭端演變為長期的全面戰爭提供了條件。在1964年和1977年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的兩次邊界衝突中，非洲地區力量（包括非統和部分國家）和域外大國以不同形式進行了外部干預，其結果卻截然不同。這一歷史事實表明，非洲的邊界爭端問題需要非洲國家內部自主來解決，而外部勢力別有用心地介入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可能使事態進一步惡化，從而使爭端當事國成為大國利益的犧牲品。

關 鍵 詞 邊界爭端 索馬利亞 衣索比亞 「大索馬利亞主義」 非洲統一組織 外部干預

作者簡介關培鳳，武漢大學中國邊界與海洋研究院、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教授（武漢430072）。

索馬利亞自1960年獨立以來便與衣索比亞陷入了長期的邊界爭端中，其焦點是處在衣索比亞實際控制之下的歐加登和豪德地區，兩國之間為此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先後爆發了兩次規模不同、結果迥異的激烈衝突。

在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邊界爭端初起之際，國外學者就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較具代表性的著述有：D.J.萊瑟姆·布朗（D.J.Latham Brown）的《衣索比亞-索馬利亞蘭邊境爭端》、英國歷史學家、曾經擔任過索馬利亞總理顧問的約翰·德萊斯戴爾（JohnDrysdale）在1964年（發生索、埃第一次邊界戰爭）出版的《索馬利亞爭端》，以及梅斯芬·沃爾德·馬里亞姆（Mesfin Wolde Mariam）在1964年發表的《衣索比亞-索馬利亞邊界爭端背景》等。此外，加利（Boutros Ghali）在《非洲邊界爭端》一書中也專設一章介紹了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的邊界爭端，薩迪亞·圖瓦爾（Saadia Touval）關於非洲邊界的一系列論著中也都涉及了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的邊界爭端。這些論著的共同特點體現為：一是著述刊發時間早，僅限於對索、埃在1964年爆發的第一次邊界戰爭進行闡述；二是關注重點在於梳理殖民時期英、法、意三國相互之間及其與衣索比亞所簽訂的邊界條約，分析索、埃邊界爭端的背景或產生緣由；三是關注非洲統一組織（以下簡稱「非統」）在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1964年邊界戰爭中的作用。除研究性論著外，還有一些有關該項爭端的資料彙編，如凱瑟琳·霍斯金斯（Catherin Hoskyns）主編的《非洲外交個案研究之二：1960～1967的衣索比亞-索馬利亞-肯亞爭端》就收集了包括「貝文計劃」、泛非大會決議、索馬利亞共和國憲法等與索馬利亞邊界問題的產生相關的一些資料。

歐加登戰爭期間和戰爭後，學界陸續出現了零星的專門圍繞此次戰爭進行論述的文章，柯林·勒古姆（Colin Legum）等編著的《當代非洲記錄：年度調查與文獻》系列叢書對20世紀70年代索埃關係的發展及歐加登戰爭情況做了動態跟蹤；葛布魯·特瑞科（GebruTareke）在《回顧1977年埃索衝突》一文中，利用當時最新解密的衣索比亞官方檔案，對歐加登戰爭做了新解讀，認為兩國衝突的爆發有深層的經濟原因與民族矛盾，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邊界問題，不是靠大國的支持，而應當依靠兩國自身加強區域經濟合作、緩和民族矛盾。伊齊基爾·雷迪克（Ezekiel Rediker）在《歐加登：全球衝突的縮影》一文中認為，歐加登戰爭包含了長久以來的種族競爭、歐洲殖民統治遺痕、冷戰和部落民族主義等多種因素，由此成為外部力量干預非洲邊界爭端問題的縮影。唐娜·R·傑克遜（Donna R.Jackson）在《歐加登戰爭與緩和的消亡》一文中，重點分析了歐加登戰爭對美國卡特政府外交政策及當時美、蘇緩和前景的影響。與國外相比，國內學者對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邊界爭端的專門研究比較少。秦曉鷹在《歐加登爭端的歷史淵源》一文中，簡要梳理了從歐洲列強殖民非洲之角到歐加登戰爭整個歷史長時段中索、埃爭端的發展歷程，認為殖民主義在邊界劃分上遺留的問題是索、埃衝突的根本起因，超級大國在戰後介入非洲之角是導致衝突加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杜繼鋒在1992年完成的碩士論文《略論衣索比亞-索馬利亞邊界爭端及其影響》中，重點對歐加登戰爭的發生髮展及其對索、埃兩國的影響進行了闡述。進入21世紀以來，陸續有碩士論文以蘇聯對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衝突的政策、美國對「非洲之角」的政策（1974～1977年）、蘇聯對「非洲之角」的政策（1974～1978年）為題對歐加登戰爭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從上述介紹可以看出，有關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邊界爭端的研究，從時間上來說，或者專註於1964年的邊界衝突，或者聚焦於20世紀70年代的歐加登戰爭；從內容上來說，要麼重點分析歐洲殖民者爭奪瓜分非洲的歷史根源，要麼側重於美、蘇大國在非洲的冷戰及其影響，較少對外部干預在索、埃之間兩次邊界戰爭中的表現作比較分析。本文以外部干預為分析視角，通過比較索、埃兩次邊界戰爭及其解決情況的不同，重點分析不同性質的外部干預在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領土爭端問題產生和發展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旨在揭示在高度敏感的邊界和領土問題上，非洲國家必須排除別有用心的外來干涉，主要依靠相關爭端國家獨立自主地尋求和平解決之道。

索-埃邊界爭端的主因

在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邊界爭端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中，殖民侵略和域外干預成為其中極為重要的因素。如果說歐洲殖民列強的侵略埋下了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邊界爭端的禍根，那麼20世紀70年代美、蘇在「非洲之角」的爭奪無疑成為這一爭端猛烈爆發的「助燃劑」；而兩國國內政治形勢發展的不同和對經濟利益的考慮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歐加登戰爭的爆發。

（一）殖民侵略埋下禍根

首先，歐洲列強在「非洲之角」爭奪勢力範圍和搶佔殖民地是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邊界爭端產生的根源。從1883年至1892年間，英國、法國和義大利相繼通過一系列殖民條約和殖民活動在「非洲之角」建立了英屬、法屬和意屬索馬利亞保護地。1897年5月，英國為爭取衣索比亞不介入其對蘇丹馬赫迪反英武裝起義的鎮壓，與衣索比亞就邊界問題達成協定，英國宣布放棄對豪德境內約6.7萬平方英里（約合10.8萬平方公里）土地的權利。條約附件中談到衣索比亞給予今後可能成為其屬地居民的索馬利亞人以妥善管理和公平待遇的保證，實際上暗示英國承認衣索比亞對其所放棄的那部分豪德地區的主權。1908年，在衣索比亞和義大利簽署的邊界條約中明確規定，「歐加登的所有領土，和朝著歐加登的所有部落的領土，仍將依附於阿比西尼亞」。因此，在1897年和1908年，豪德的一部分和歐加登已經明確屬於衣索比亞所有。

1936年義大利吞併衣索比亞後，歐加登在行政上併入了意屬索馬利亞。1941年衣索比亞光復，盟軍收復了英屬索馬利亞並佔領了意屬索馬利亞和歐加登地區。考慮到戰爭需要，英、埃在1942年簽署協議，確定恢復衣索比亞的主權和戰前邊界，並允許英國在歐加登和豪德地區建立行政管轄機構，行使准政府職能。1944年12月19日，英、埃雙方就歐加登問題籤訂新條約，規定「在不損害其基本主權的情況下，衣索比亞政府同意，在條約的十年有效期內，歐加登和保留區（Reserved Area，指豪德西北部地區）將繼續置於英國的軍事管制之下」。1948年9月23日，英國交出了歐加登的管轄權。1954年11月29日，英、埃兩國就英國從歐加登和保留區撤出全部軍事行政管理機構的問題達成協議，衣索比亞對這些地區的「完全主權」得到重新確認。1949年11月，聯合國將原意屬索馬利亞交義大利託管。在1950年向義大利移交權力之前，英國、義大利和衣索比亞一起劃定了一條「臨時行政管理線」，作為託管當局和衣索比亞政府分別行使管轄權的範圍界線。由於此後義大利和衣索比亞就劃定正式邊界的談判長期未能達成協議，原意屬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之間始終未能確定一條正式邊界。1960年，由英屬索馬利亞和意屬索馬利亞組成的索馬利亞共和國宣布獨立，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的邊界爭端自然延續下來。

（二）列強鼓動的「大索馬利亞主義」刺激了邊界爭端的發生

獨立後的索馬利亞一意奉行將所有索馬利亞人統一在索馬利亞共和國之下的「大索馬利亞主義」，是導致其與衣索比亞的邊界爭端長期難以解決的重要因素，而「大索馬利亞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歐洲列強鼓動的結果。為了將殖民地擴大到衣索比亞所屬的領土上，義大利殖民官員別有用心地率先使用「大索馬利亞」一詞，用以鼓動索馬利亞民族統一主義來反對衣索比亞。1941～1950年，被分割開來的索馬利亞人一度都處在英國的軍事管制下。1946年初，戰時反法西斯盟國在討論義大利戰前佔據的領土處置問題時，英國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Earnest Bevin）先後兩次代表英國政府建議，把「英屬索馬利亞、意屬索馬利亞以及衣索比亞與之毗鄰的那一部分地區合併在一起，組成一個單一的託管地」。該建議雖遭到其他盟國的極力反對和抨擊，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國鼓勵索馬利亞民族主義者結成和平的政治組織來實現「大索馬利亞」的目標，「大索馬利亞主義」很快成為促進民族主義力量發展壯大的流行思想。索馬利亞青年聯盟在1947年首次正式公開的四點綱領中就包含了廣泛聯合所有的索馬利亞人，致力於消除包括部落歧視在內的有害偏見的內容。

事實上，索馬利亞獨立前，所有政黨都將建立「大索馬利亞」民族國家作為奮鬥目標。這種政治態勢對獨立後的索馬利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些學者曾指出，「獨立後的索馬利亞政治中最重要的問題是所有索馬利亞人居住的地區統一成一個國家——這一思想被稱為泛索馬利亞主義，或者大索馬利亞……該問題主導了大眾的思想，以至於任何政府如果不向『佔領』索馬利亞領土的鄰國表明好戰的態度就會垮台」。作為追求「民族統一主義」的產物，索馬利亞國旗上的五角星分別代表著索馬利亞認為屬於自己領土的5個部分，即前意屬和英屬領土、歐加登、吉布地以及肯亞北部邊境地區；索馬利亞共和國的憲法明確提出將「索馬利亞領土的聯合」作為統治其國際關係的原則之一，所有的索馬利亞族人，不管居住在哪裡，都是索馬利亞共和國公民。正是對族群統一的孜孜追求，使索馬利亞深陷與鄰國的領土爭端中。

（三）美、蘇在非洲的爭奪加劇了邊界衝突

美、蘇在東非的爭奪為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在1977年爆發大規模的邊界戰爭提供了條件。為了贏得更多的戰略優勢，美、蘇兩大集團將對抗的觸角一直延伸至非洲大陸。地處非洲東北角、臨近波斯灣，同時連接印度洋、紅海和地中海的「非洲之角」因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成為冷戰時期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爭奪的重要目標。

美國長期致力於發展同衣索比亞的關係，早在1953年5月就與衣索比亞簽署了《共同防禦援助協定》，正式確立了同盟關係。根據協定，美國向衣索比亞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截至1976年，美國向衣索比亞提供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分別達到3.5億美元和2.75億美元。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對峙呈現「蘇攻美守」之勢，這種基本態勢也反映在兩國對東非的爭奪中。蘇聯自1968年開始，對索馬利亞提供大量援助。1969年秋，索馬利亞陸軍司令席亞德·巴雷少將（Mohamed Siad Barre）掌權後推行激進的社會改革，極大地推動了索蘇關係的發展。1974年7月11日，蘇聯和索馬利亞締結同盟條約後，蘇聯在2年多的時間內向索馬利亞提供了2億多盧布貸款和無償援助，並從軍事上對索馬利亞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在擁有先進的武器裝備後，它們的暴力機構就有足夠的實力來消除對國家主權的挑戰與威脅。」換言之，美、蘇兩國的援助為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邊界戰爭提供了條件。

（四）政局變化與經濟利益訴求直接引發邊界爭端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兩國國內政治形勢發生的巨大變化為邊界戰爭的爆發提供了契機，這其中也有美、蘇角力的影子。自索馬利亞與蘇聯結盟以來，該國的軍事力量得以迅速發展壯大。從1970年到1977年，索馬利亞軍隊人數從1.2萬人快速增加到3萬人，軍隊擁有蘇聯製造的坦克、防空導彈、海岸巡邏艇和米格戰鬥機。同時，蘇聯派遣了1000多名軍官在索馬利亞擔任軍事顧問，2 400名索馬利亞士兵被送到蘇聯接受軍事訓練。

與此同時，衣索比亞則正經歷嚴重的國內動蕩。一方面，海爾·塞拉西（HaileSelassie）王朝政權於1974年9月12日被推翻後，衣索比亞經受了三年的高層權力鬥爭之亂，直至門格斯圖少校（MengistuHaile Mariam）出任臨時軍事行政委員會主席和國家元首才宣告結束。但新政權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對美國的疑慮使美埃關係惡化，美國最終切斷了對衣索比亞的武器供應和經濟援助。另一方面，各種叛亂引發的軍政府對皇家軍隊的大清洗，使許多有能力和有經驗的軍官都被處死。

此外，衣索比亞軍隊雖然數量上優於索馬利亞，但其武器裝備則遠不及後者。這一切都使索馬利亞相信衣索比亞無力抵擋其軍事進攻。1977年2月23日，席亞德向蘇聯駐索大使表示，索馬利亞「將支持居住在歐加登的索馬利亞人爭取同自己祖國合併的鬥爭」。3月16日，席亞德在與門格斯圖的會晤中非常強硬地表示，歐加登地區立即併入索馬利亞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必要條件。顯然，力量壯大的席亞德決心利用衣索比亞的危局發動邊界戰爭。此外，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邊界爭端的爆發也有深層的經濟和戰略動因。對哈勒爾蓋地區便利交通和富庶農業的垂涎，以及對國內僅有的卻發源於衣索比亞境內的謝貝利河與朱巴河這兩條持久水源進行更有效控制的渴望等，都是索馬利亞對歐加登地區主張主權的重要動因。此外，控制歐加登也會極大地便利索馬利亞的南北交通運輸，因為歐加登正好位於前英屬索馬利亞和意屬索馬利亞兩塊領土之間。除此之外，瑞典石油公司在1973年宣稱在歐加登地區發現了豐富的輕質石油和天然氣資源也極大地刺激了索馬利亞的慾望。對衣索比亞來說，除了對爭議地區經濟價值的考量外，失去歐加登不僅會使其進一步遠離印度洋和亞丁灣，而且會使索馬利亞更接近其高地而造成威脅。因此，衣索比亞很難對索馬利亞做出讓步。

儘管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邊界爭端的產生和進一步發展受到一些現實因素的影響，但歐洲國家在非洲的殖民侵略和爭奪，以及由歐洲國家鼓動和縱容下發展起來的「大索馬利亞主義」仍然是導致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長期處在領土爭端中的最重要原因，而美、蘇（尤其是蘇聯）在這一時期為爭奪對非洲之角的控制權，對爭端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大量援助，為爭端演變成長時間的大規模戰爭提供了條件。

外部干預與邊界爭端的演進

在帝國主義列強瓜分非洲時期，索馬利亞人居住的區域被劃分為意屬索馬利亞、英屬索馬利亞、法屬索馬利亞、衣索比亞的豪德和歐加登地區以及英屬肯亞的東北地區這五部分。1960年，英屬索馬利亞和意屬索馬利亞組成的索馬利亞共和國宣布獨立。索馬利亞獨立後，奉行「民族統一主義」或「大索馬利亞主義」，力圖建立一個包括所有索馬利亞人在內的大索馬利亞共和國，這不可避免地導致索馬利亞與鄰國衣索比亞和肯亞長期關係緊張，與衣索比亞之間更是爆發了兩次邊界戰爭。

（一）1964年索-埃邊界戰爭

索馬利亞獨立後，不承認1897年和1908年衣索比亞分別與英國、義大利所簽訂條約中關於邊界問題的條款，也不承認1950年英國劃定的臨時分界線，而堅持對衣索比亞所屬索馬利亞人居住的大片領土（主要是由哈勒爾蓋、巴萊和錫達莫組成的歐加登地區）提出了主權主張。索馬利亞的領土要求遭到衣索比亞的強烈反對，這不僅是因為其聲稱的領土涉及衣索比亞當時國土面積的1/3，還因為衣索比亞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滿足索馬利亞的領土要求很可能引發該國國內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從而危及國家的領土完整。因此，衣索比亞以終止索馬利亞牧民根據舊條約享有的在歐加登放牧的權利作為對索馬利亞的回應。這既打擊了索馬利亞的「民族統一主義」，也對索馬利亞牧民的生活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導致兩國關係緊張，邊界事件頻繁發生，最終在1964年初演變成了邊界戰爭。

1964年1月和2月，在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邊境多地發生了武裝衝突。根據衣索比亞政府發表的公報，索馬利亞空軍在1月中旬兩次侵犯衣索比亞領空，2月上旬又對邊界哨所託格瓦賈利（TogWajaleh，衣索比亞軍械庫所在地）和德布拉·戈里亞爾（DebraGoriale）發動大舉進攻，引發了更大規模的戰事。邊界戰爭發生後，索馬利亞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討論衣索比亞「對其主權和安全進行侵犯的行為」，衣索比亞則在多數非洲國家的支持下，堅持在非洲統一組織範圍內討論爭端，後者的要求得到了安理會秘書長的確認。衣索比亞迅即要求即將在當年2月舉行的非統部長理事會特別會議考慮該項爭端，索馬利亞隨後也向非統部長理事會提出了同樣的請求。

1964年2月12～15日，在達累斯薩拉姆舉行的非統部長理事會特別會議作出決議（ECM/RES.3[II]），重申在非統範圍內解決成員國之間的一切爭端，要求兩國立即停火，避免一切敵對行動和停止挑釁或侮辱性宣傳活動，本著非統憲章第三條第四款的精神行事，通過談判和平解決糾紛。決議還要求在爭端兩國設有外交使團或領事館的非洲國家，為執行停火協定作出努力。之後，兩國政府同意立即停止敵對行動。2月24～29日，在拉各斯舉行的非統部長理事會又通過決議，要求兩國繼續保持停火狀態，結束一切敵對行動，重申兩國應按照非統憲章和前述決議精神，立即進行直接談判，和平解決邊界爭端。蘇丹總統易卜拉欣·阿布德（Ibrahim Abboud）也積極進行調解，邀請爭端雙方代表於3月24日在喀土穆舉行會晤。會晤取得了積極成效，兩國在30日發表的聯合公報中確認，沿邊界一帶保持停火，雙方軍隊從邊界後撤10～15公里，並建立由兩國代表組成的聯合委員會，負責雙方軍事力量真正全部撤出；兩國代表就恢復談判達成協議，並在下屆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會議以前舉行等。1965年10月23日，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進行雙邊談判，就停止一切敵對宣傳達成一項協議，該協議自10月25日開始生效。1968年6月，索馬利亞進行總統選舉，阿卜迪拉希德·阿里·舍馬克（Abdirashid AliShermarke）上台後，與衣索比亞的關係開始改善。同年底，索馬利亞新總理訪問衣索比亞並發表聯合公報，宣布兩國政府決定實現關係正常化，衣索比亞承諾結束豪德和歐加登地區的緊急狀態。

顯然，在基本沒有非洲域外勢力介入和干涉的情況下，經過非統的積極調解和個別非洲國家領導人的有效斡旋，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之間爆發的第一次邊界戰爭較快得到了控制，兩國也較快步入了雙邊談判的軌道，緊張局勢得到了有效的緩解。遺憾的是，非統的調解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兩國之間的邊界爭端，這為歐加登戰爭的爆發埋下了伏筆。

（二）1977年歐加登戰爭

美、蘇在非洲的激烈爭奪打破「非洲之角」的力量平衡，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之間的邊界問題在1977年再次凸顯，並最終引發了兩國之間長期的大規模戰爭。

1977年7月13日，受索馬利亞支持的歐加登反政府武裝「西索馬利亞解放陣線」向衣索比亞南部城市戈德城發起猛攻，索馬利亞陸軍司令席亞德·巴雷隨後命令索馬利亞空軍出動支援，歐加登戰爭正式爆發。至7月25日，歐加登60%以上的地區已被索馬利亞佔領。9月13日，索馬利亞裝甲兵部隊在空軍支援下佔領歐加登重鎮季季加，衣索比亞面臨敗局。

歐加登戰爭爆發後，非統專門成立了由奈及利亞、喀麥隆、賴索托、賴比瑞亞、茅利塔尼亞、塞內加爾、蘇丹和坦尚尼亞組成的八國「協調委員會」來調解衝突，該委員會重申了非統1964年通過的關於邊界不可變更的決議，並否決了索馬利亞代表對衣索比亞「黑色的殖民主義強國」的指責。此外，非統部長理事會也召開非常會議討論兩國之間的衝突，但並沒有收到任何效果。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之間的敵對和非統無力採取強硬行動的現實，使非統的實際作用被限制在鼓勵並為雙方領導人交流提供方便，同時儘力阻止他們進行軍事解決的低層面上。為儘快結束戰爭、減少戰爭傷亡和損害，非統秘書長姆布穆阿（Eteki Mboumoua）在9月2日訪問蘇聯時表示，希望蘇聯能向衣索比亞提供軍事援助「以便打退外國對它的侵犯」，因為「只有形成有利於衣索比亞的軍事形勢才能影響索馬利亞和堅持這種冒險觀點的阿拉伯國家改變立場。」在此之前，蘇聯與衣索比亞的關係已有所發展。1977年5月6日，蘇聯與衣索比亞簽訂了《友好關係和合作的原則宣言》，蘇聯藉此加深了對「非洲之角」的滲透。歐加登戰爭爆發後，衣索比亞臨時軍政委員會主席門格斯圖於當年8月向古巴駐衣索比亞大使提出了武裝援助請求，並積極向蘇聯示好。與此同時，蘇聯試圖說服索馬利亞接受和平解決爭端的努力遭到了後者的拒絕，索馬利亞堅持認為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是「西索馬利亞人民的解放運動」，只有他們獲得自決權才能停止武裝行動。索馬利亞的一意孤行使蘇聯想通過調停來同時保持對這兩個爭端國家的影響力的圖謀落空。考慮到衣索比亞在非洲的地位和影響力，再加上非統秘書長的呼籲和門格斯圖允諾蘇聯使用本國境內的軍事設施，蘇聯轉而決定支持衣索比亞打贏戰爭。1977 年10月門格斯圖秘密訪蘇期間，蘇聯與衣索比亞簽訂了一攬子軍事合作協議，不但同意古巴派遣部隊前往衣索比亞，還同意為衣索比亞提供大量武器和軍事裝備，增派軍事顧問團和軍事專家等。從1977年11月起，蘇聯向衣索比亞運送了大量武器彈藥。古巴也向衣索比亞派遣了一支由1.7萬人組成的部隊。被激怒的索馬利亞宣布廢除與蘇聯簽訂的《友好合作條約》，驅逐6 000餘名蘇聯顧問，斷絕了與古巴的雙邊關係。蘇聯也順勢終止了對索馬利亞的軍事援助。索蘇關係破裂後，索馬利亞轉向尋求美國和伊斯蘭國家的援助，但這一時期在對蘇冷戰中處於守勢且剛從越南戰爭中脫身的美國，並沒有對其給予積極響應，僅向其輸送了1 500 噸軍火和報廢的軍服、鋼盔，巴基斯坦僅派遣了3名飛行員以志願者的身份幫助索馬利亞作戰。儘管索馬利亞軍隊在初期入侵歐加登時進展較為順利，但衣索比亞後來不僅得到了蘇聯軍隊的支持，還得到了古巴作戰部隊的幫助，戰鬥力大大提升。1978年2月，索馬利亞派軍隊直接進入歐加登地區，以支持「西索馬利亞解放陣線」。衣索比亞軍隊在蘇聯顧問和古巴軍隊的支持下，擊退了索馬利亞軍隊的進攻，於3月初收復了季季加。3月9日，索馬利亞被迫宣布將軍隊從歐加登撤回境內。至1978年4月中旬，埃古聯軍奪回了歐加登地區的全部失地。

歐加登戰爭爆發後，非統和蘇聯也曾試圖通過調解來儘快結束戰爭。然而，非統的調解無力和索、埃兩國在蘇聯利益天平上的失衡，使蘇聯最終做出了積極支持衣索比亞贏得軍事勝利的決定。索蘇關係的徹底破裂和埃蘇關係的迅速發展使歐加登戰爭進一步擴大，並最終以索馬利亞的戰敗而告終。

（三）兩次邊界戰爭中的外部干預比較

通過對1964年邊界戰爭和歐加登戰爭發展經過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兩次戰爭中都有當事國以外力量的干預，但在干預主體、干預方式、干預動機和干預效果上卻有天壤之別。

就干預主體而言，對1964年索-埃邊界戰爭干預的主體主要是非洲域內的泛非組織非統；而在歐加登戰爭中，非統雖然也有過調解努力，但對戰爭進程和結局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卻是在「非洲之角」進行利益爭奪的域外大國蘇聯和美國，尤其是蘇聯。

就干預動機而言，非統調解索-埃邊界戰爭的根本目的在於促成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停戰，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爭端，減少邊界爭端對這兩個國家及對非洲的消極影響。而美、蘇介入索-埃邊界爭端，特別是對歐加登戰爭雙方提供大量軍事、技術和人員援助，從根本上講是要以此為契機，擴大自身在「非洲之角」的戰略利益，以便在冷戰對抗中爭取更加有利的地位。美、蘇兩股域外勢力的介入，客觀上成為歐加登戰爭的助推劑，導致戰爭持續時間延長，衝突升級，傷亡加大。

就干預方式而言，非統在對待邊界和領土爭端方面，奉行殖民邊界不可變更、在非洲範圍內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的原則。因此，在1964年邊界戰爭爆發後，非統和部分有聲望的非洲國家領導人很快進行了調解和斡旋，非統部長理事會多次做出決議，敦促兩國政府本著非統憲章要義停止敵對，通過和平談判解決邊界爭端。在非統的有力調解下，索馬利亞與衣索比亞進行了雙邊談判，有效緩和了邊界緊張局勢。而在歐加登戰爭中，非統的調解努力一無所獲，域外的美、蘇兩國卻通過各支持其中一方進行戰爭的方式對索-埃邊界爭端進行了深度干預，致使索馬利亞和埃塞兩國間的戰爭曠日持久。

就干預的效果而言，1964年邊界戰爭在非統的積極調解下很快得到控制，對兩國的發展沒有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而歐加登戰爭不僅使兩個交戰國蒙受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損失，而且對兩國政治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消極影響。對衣索比亞來說，儘管它保住了歐加登並在聯邦制框架內賦予其前所未有的自治權，但仍有一些政治組織強烈要求自決，厄利垂亞的獨立叛亂對衣索比亞的打擊尤為重大。到1978年中期，厄利垂亞反政府武裝已經控制了除克倫、馬薩瓦、阿薩布和首府阿斯馬拉等主要城鎮以外的大部分地區。為了穩固政權，衣索比亞不得不更加依賴蘇聯，對蘇聯成為「非洲之角」地區局勢的主導力量提供了便利。也正因為蘇埃之間的這種特殊關係，戈爾巴喬夫上台後開始減少對門格斯圖政權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成為後者最終垮台的重要因素之一。

對索馬利亞來說，歐加登戰爭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尤為深遠，它揭開了索馬利亞此後數十年內戰和混亂的序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索馬利亞國家分裂的催化劑。索馬利亞軍隊從歐加登撤退僅一個月後，該國國內就經歷了一場未遂政變。與此同時，歐加登地區的索馬利亞人因害怕衣索比亞人報復而大量湧入索馬利亞，使本來就不景氣的索馬利亞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國內反對派乘機發難，在20世紀80年代，反政府武裝鬥爭遍及索馬利亞的四面八方。1991年1月，席亞德被逐出摩加迪沙後，此前為反對席亞德政府而聯合起來的各派很快分裂，它們割據一方，彼此爭鬥。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索馬利亞基於部落、氏族利益的政治軍事派別組織多達50餘個。經過不斷爭鬥、分化和組合，到21世紀初，索馬利亞基本上形成了索馬利亞蘭共和國、蓬特蘭國、索馬利亞西南國和以摩加迪沙為基地的地方政權四分天下的格局。索馬利亞長期的戰亂和分裂不僅嚴重威脅到非洲尤其是東非地區的安全，而且使索馬利亞海域的海盜活動變得更加頻繁。打擊猖獗的海盜勢力、確保國際航運業的安全，已成為當前一個嚴峻的國際問題。索馬利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內亂狀態，也使邊界問題的解決遙遙無期。

在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的邊界爭端中，非統曾經為兩國邊界緊張局勢的緩和與一段時期內的相對穩定做出了積極貢獻。然而，隨著冷戰在非洲的加深，以及由此而來的美、蘇對非爭奪的加劇，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的國內形勢及其在美、蘇兩國利益天平上的分量也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成為美、蘇尤其是蘇聯積極干預兩國邊界爭端的重要驅動力，而這種別有用心的域外干預不僅使兩國邊界爭端以極端方式再次爆發，而且曠日持久，造成了極其慘烈又深遠的危害。

索-埃邊界爭端發展演變的啟示

通過對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邊界爭端原因的考察、對兩次邊界戰爭經過及解決情況的闡述和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啟示：

首先，美國和蘇聯為爭奪非洲而大肆介入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的邊界戰爭，對非洲邊界和領土爭端的解決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批非洲國家相繼獲得獨立，邊界和領土問題成為非洲國家間關係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獨立後的非洲國家紛紛改變了以往「廢止或調整」殖民邊界的主張，轉而積極支持維護殖民時期所確立的邊界。1964年非統第一次首腦會議通過的《關於非洲國家之間邊界爭端的決議》，在非洲範圍內正式確立了「邊界不可變更」原則。正是在這一原則指導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非洲爆發的一系列邊界和領土爭端都在非統框架內得到了有效調解，爭端或終結或緩和。然而，隨著冷戰在非洲的蔓延，特別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以來，美、蘇為爭奪「非洲之角」而熱衷於介入非洲國家間的爭端，將大量的武器裝備輸入爭端國，或對爭端國進行相應的軍事指導和培訓，致使衝突不斷升級，相關國家不惜以武力手段來解決邊界和領土爭端。這使非統所確立的在非洲範圍內、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邊界爭端的基本原則受到了嚴重衝擊。

不僅如此，美、蘇在非洲的爭奪和干涉，也使非統解決邊界與領土爭端的效力大打折扣。在歐加登戰爭期間，「非統的決議總的來說對解決爭端沒有多大效果」，「它所取得的唯一成就似乎是避免了爭端立即外部化的可能」。非統在歐加登戰爭中的有限活動大大削弱了非洲國家繼續通過它來進行調解和斡旋，在非洲範圍內解決邊界與領土爭端的信心。20世紀80年代以來，非洲國家逐漸開始訴諸法律方式來解決邊界和領土爭端與此不無關係。自1979年利比亞和突尼西亞大陸架劃界案提交國際法院以來至今，非洲國家向國際法院提交的邊界與領土爭端和海上劃界爭端案共有11起（含利比亞與馬爾他大陸架案），占國際法院受理的此類案件總數的34%強。值得指出的是，儘管非洲國家越來越能接受將邊界與領土爭端提交國際法院審理裁決，但已有案例顯示，非洲邊界與領土爭端在提交國際法院前，大都就向國際法院提交爭端達成了特別協定，且這些特別協定中基本都對國際法院在審議和判決該項爭端中的法律適用作出了規定。這或許是非洲國家在接受法律解決方式的同時，為了更好地維護自己的主權利益而採取的保障措施。

其次，外部力量的介入無助於地區邊界爭端的解決。外部國家為追求自身戰略和經濟利益而介入相關國家間的邊界爭端不僅無助於問題解決，反而有可能使事態進一步惡化。與1964年邊界戰爭很快得到控制不同，1977年的歐加登戰爭在美、蘇全力爭奪「非洲之角」的背景下發展成了一場損失慘重的大規模戰爭。20世紀五六十年代衣索比亞和索馬利亞出於種種原因分別向美、蘇靠攏，得到了這兩個國家提供的大量軍事援助。蘇聯提供的巨大軍事援助不僅使索馬利亞的軍事力量得到了很大提升，而且使「大索馬利亞主義」政治思潮也隨之得到了進一步發展。索馬利亞也因此越來越傾向於通過武力來解決與衣索比亞的邊界和領土爭端，並最終拒絕了蘇聯在1977年七八月間的調解建議。蘇聯在戰爭中又轉而支持衣索比亞，客觀上導致索、埃雙方的軍事對抗延長了時間，衝突更具破壞性，傷亡情況也更加嚴重。如果沒有外部勢力的支持，僅靠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自身的軍事裝備和資源，高強度的對抗和戰爭可能會因資源缺乏而較早結束。

除了慘重的物質和人員損失外，歐加登戰爭形勢的發展使「非洲之角」的聯盟關係發生了重要轉變，美埃、蘇索同盟關係終結，新的蘇埃、美索友好關係建立。索、埃兩國之間的邊界爭端事實上演變為美、蘇在「非洲之角」的地緣政治之爭。歐加登戰爭表明，將外部勢力引入相關國家的邊界和領土爭端中，或外部勢力為爭奪經濟或戰略利益而主動介入國家間或地區爭端，很可能會改變爭端本身及相關爭端當事國的發展軌跡。在大國別有用心的介入下，爭端當事國，特別是弱小的爭端當事國極有可能成為大國爭奪、擴展權益的犧牲品，造成相關國家和地區局勢的混亂動蕩。

再次，域內國家和地區組織在邊界爭端解決中具有關鍵作用。1964年邊界戰爭爆發後，索馬利亞主張將兩國衝突問題提交聯合國討論，以《聯合國憲章》確認的民族自決原則對抗非洲大多數國家贊同的邊界不可變更原則；衣索比亞則堅持要在非統範圍內解決兩國的爭端。聯合國秘書長在大多數非洲國家的支持下，建議雙方在非統範圍內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分歧。美國和蘇聯在這一時期也沒有越過非統進行干涉，而是呼籲雙方停止敵對行動，和平談判解決爭端。在這種情形下，索馬利亞最終接受了非統的調解。從1964年1月開始零星的邊界衝突至4月1日索馬利亞政府宣布停止在邊界上的一切戰鬥為止，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之間的第一次邊界戰爭在持續3個月後，較快地走上了非統所倡導的通過和平談判解決爭端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在戰爭進行中還是在對話和談過程中，域外大國都沒有實質性的介入，從而使非統和非洲有影響力的國家領導人能不受外來干擾和阻礙，從維護非洲國家民族獨立、地區穩定和平與發展的角度出發，對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的邊界爭端進行積極干預和調解，非統部長理事會通過的決議和蘇丹總統斡旋下達成的兩個爭端國間的聯合公報在其後一段時間裡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實。其結果是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都避免了大規模的人員傷亡和財物消耗，兩國關係也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緩和。這一切不僅為舍馬克執掌索馬利亞政權後採取措施改善與衣索比亞的關係奠定了基礎，也有助於當時非洲國家堅定在非統範圍內解決爭端的信心，對於避免外來干涉、維護非洲穩定和團結都產生了積極影響。非統對索-埃1964年邊界戰爭的有效調解充分表明，在沒有外來干涉和破壞的情況下，深諳本地區事務和國際關係的地區內組織，從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促進本地區發展的大局出發，對相關爭端進行積極調解，是能夠取得實效的。因此，在爭端解決中，應重視調動和發揮地區國際組織的作用。

最後，相關國家間的邊界爭端要儘可能通過和平方式來尋求控制或逐步解決，使用武力無法徹底解決國家間邊界問題。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1964年的戰爭是新獨立的非洲國家間爆發較早的一次邊界戰爭，而1977～1978年間的歐加登戰爭，從陣亡人數和總體損失來看算得上是20世紀發生在非洲大陸上最慘烈的戰爭。事實上，無論是持續時間較短且規模相對有限的1964年戰爭，還是慘烈的歐加登戰爭，都沒有根本解決兩個當事國之間的邊界爭端。而從我們對這兩次邊界戰爭解決方式的比較可以看出，發生在1964年的索、埃邊界戰爭得益於非統和部分非洲國家領導人的大力調解和斡旋而得到了較好管控，不僅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之間的雙邊關係一度有所改善，而且也使整個「非洲之角」的形勢相對緩和。而歐加登戰爭不僅使兩個交戰國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遭到巨大的損失，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影響了兩國國內政局的穩定和社會經濟的有序發展，厄利垂亞脫離衣索比亞取得獨立,索馬利亞陷入四分五裂之境，乃至整個「非洲之角」的長期動亂都與這場邊界戰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此可見，在處理敏感而複雜的邊界和領土爭端時，爭端國要儘可能避免採用武力方式。歐加登戰爭之後，非洲國家通過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決心得到增強，除了繼續尋求在非洲範圍內的和平解決外，還逐步接受並在事實上尋求通過國際法院來解決它們之間的邊界和領土爭端，也是為了避免再次遭受戰爭的荼毒。

余 論

歐洲殖民者將邊界概念引入非洲時，將非洲的邊界大致分成了兩類：一是不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劃分勢力範圍，通過武力征服和締結條約等方式，將非洲的土地變成自己的殖民地或「保護國」而劃定的「勢力範圍線」；二是同一殖民國家內部為了行政管理的方便，對其轄下的領土劃定「行政管理線」。換言之，非洲的邊界線從其產生起，大致是被分為「勢力範圍線」和「行政管理線」兩類的。無論是哪種邊界線，都更多地考慮了殖民國家的利益分配或管理方便，而缺乏對非洲的自然地理、人口、語言、部族、宗教等實際因素的充分考量。因此，當這樣的「勢力範圍線」或「行政管理線」成為獨立後非洲國家間的邊界線時，非洲自然成了世界上邊界和領土爭端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

由於獨立後的非洲國家往往與前殖民宗主國之間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也由於冷戰在非洲的蔓延，非洲國家間的爭端和衝突很容易受到外部勢力的干涉和影響。非統通過的《關於非洲國家之間邊界爭端的決議》提出了解決非洲邊界問題的三項基本原則，即邊界不可變更、和平解決國家間爭端及在非洲範圍內解決的原則，部分原因是非洲國家基於防止外來干涉的考慮。在這三項原則的指導下，非統在其成立的最初十年中在調解非洲國家間的邊界爭端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使其或得到緩解，或得到控制，從而為非洲的和平與穩定做出了很大貢獻。然而，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由於美、蘇等外部勢力的深度捲入和干涉，加上非洲內部形勢的制約，非統解決邊界和領土爭端的效力大打折扣。索馬利亞和衣索比亞兩次邊界戰爭的不同解決軌跡不僅很好地印證了非統在不同歷史時期處理同一類爭端中的不同效用，也進一步印證了域外干涉會對爭端國乃至相關地區造成嚴重危害。歷史充分證明，在涉及領土主權的邊界與海洋問題上，別有用心的外部干涉只會進一步挑起和激化矛盾，最終受害的還是相關當事國及其周邊地區。主要依靠爭端當事國的談判與對話及地區內和平力量的積極協調，國家間爭端才有可能循正確軌道而得到真正徹底的解決。

放眼全球，世界上目前仍有相當多的國家存在著與別國的邊界爭端問題，由此引發的衝突構成國際政治衝突的重要內容之一。該問題若處理不當，極易引發爭端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甚至會成為武裝衝突與戰爭的導火線。在解決邊界爭端過程中，外部力量借邊界與領土爭端謀求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目的的例子很多，這就需要爭端當事國排除不當外部干擾，發揮自主性主導作用，按國際法或相關國際爭端解決機構的有關原則妥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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