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瀾：我採訪了500多位精英後，發現的「成功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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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瀾：你可以不成功，但是不能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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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楊瀾
01
我曾經到訪一所小學，那裡的孩子問我：「楊瀾阿姨，我們怎麼樣才能成功啊？」聽到這個問題，我既驚訝又無奈。
我們生活在一個渴望成功的時代，我也想成功，我也想證明自己。我跑遍了世界各地去尋找那些成功的人，然後去詢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成功的秘訣。
我採訪了500多位精英人士，對成功的定義有了質疑：
到底什麼算成功？更成功又怎樣？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患了「成功綜合征」？為了「成功」，我們常常忘記自己的初衷和內心真正的渴望；
為了「成功」，我們急急忙忙地趕路，經常撞著這個碰到那個，我們是不是想過把他們扶起來，說聲對不起？
為了「成功」，我們忽略了路邊的風景，忽略身邊的人，我們能不能停下腳步給他們一個微笑，給他們一個擁抱？
我曾接到一個簡訊，「真正的成功，不是賺了多少錢或者做了多高的官，而是有一天你除去這一切身份的時候，還有人願意在你身邊對你微笑。」
蕭伯納曾經說過：「一個理智的人應該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只有那些不理智的人，才會想去改變環境適應自己。但歷史是後一種人創造的。」
在我看來成功的首要意義在於做自己。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妄談創造歷史，但做自己是可望可即的事。
張海迪以殘障之身刻苦學習，終有成就的故事固然讓我敬佩不已！
更讓我感動的是在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環境下，當有關領導告誡她應該把燙成大波浪的長髮夾起來以符合「英雄模範」的標準形象時，她在進入人民大會堂，進入聚光燈中心之前的一瞬間，果斷地取下了髮夾，讓一頭秀髮瀑布般地披在肩頭。
她不要做被造型的英雄，她要做真實的自己。
《楊瀾訪談錄》：張海迪
02
有時出身優裕與出身貧困一樣容易讓人迷失。人的期待就是自己的牢籠。我們似乎患上了一種叫作「成功綜合征」的病。
許多富家子弟僅僅是為了滿足父母的期待，就放棄自己真正的夢想，成為某種傳承的工具。
在美國，曾經有一種說法，說「股神」巴菲特只會賺錢，不會做父親。因為他們家的後代看起來似乎遠遠比不上洛克菲勒家族裡的孩子們，那些人都子承父業，在財經界大有作為。
而巴菲特家的三個孩子全都從大學輟學，大兒子霍華德從小喜歡挖掘機，後來成了一個農場主和攝影師，女兒蘇茜是一名家庭主婦和兩個孩子的母親，最小的兒子彼得·巴菲特如今是一名小有名氣的音樂家。
17歲時，彼得因為父親的關係進入斯坦福大學念書。大學二年級，一個吉他手的演奏讓他陷入了對音樂的狂熱與痴迷。
他19歲時做出決定，不進入父親呼風喚雨的金融界，而選擇音樂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當他忐忑不安地尋求父親的意見時，巴菲特說：「兒子，其實我們倆做的是同一件事——我們熱愛的事！」
彼得在2010年出版的中文版自傳書名就叫《做你自己》，在序言里他說，人生何其短暫，做自己最快樂的事，不要左右於他人的眼光，由自己去定義成功，這樣你才能真正地擁抱幸福。
如果每個人能夠在追求個人成功的同時，一起推動社會變得更開放、更公平、更溫暖，這是不是一種更了不起的成功？
在《楊瀾訪談錄·正青春》節目現場，一名大學生朋友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很多年輕人對走出象牙塔後要走什麼樣的道路很迷茫，究竟應該順應自己的心聲，還是隨波逐流？」
03
面對這種青少年成長過程中最常碰到的難題，嘉賓李亞鵬用自己20年的經歷回答了這個問題。
當年這名標準的理工男因為偶然的機緣進了中央戲劇學院，從第一堂課就因為失去自我而無聲落淚，之後雖然收穫了名與利，但那種錯位感帶給他的是20多年的人生迷茫，直到最近才重新找到自己。
有時候，我也會回顧：我這20多年都做了些什麼？我發現我最恐慌的時候，是在我20多歲成名時。那時，我好像是一夜成名，獲得了很多的專業獎項，所有人都覺得楊瀾實在太幸運了，央視主持人這個位置是多少女孩子夢寐以求的啊！
但我當時卻有一種如履薄冰的危機感，因為我覺得我做的工作沒有太多技術含量，我的職位是很容易被人替代的。但凡有女孩子，給她一個麥克風，有人寫好了詞，她順暢地把那幾句話說出來就行了。
於是，我開始向自己發問：
「20年以後我還敢說我能夠擁有這隻話筒嗎？20年以後我還能為我的職業感到充實和驕傲嗎？」
當時的我不能夠給自己肯定的回答，於是我決定放下這一切，去看看更廣闊的世界，去留學充實自己，去明確自己的職業追求。等到我再回來的時候，我仍然選擇了媒體這個行業。
不一樣的是，我確定了：這就是我自己想要也有能力去走的路。因此，如果非要給成功一個回答，我要說：「先問醒你自己，然後勇敢地做自己吧。」
從美國學習回來以後，1998年我加入了鳳凰衛視，當時香港電台有一套紀錄片給我的影響很深，叫《傑出華人系列》。這個系列是以紀錄片的方式尋訪了世界各地的各個領域傑出的華人，從李嘉誠到貝聿銘等等。
我當時就覺得應該把優秀的華人所做出的傑出的成就通過訪談的形式記錄下來。所以在最初的兩年，基本上誰成功我就採訪誰，而採訪的內容不過就是講你怎麼成功的，是因為刻苦、堅持，還是因為有伯樂等等，講的是一個個成功者的故事。
04
直到1999年我採訪華裔諾貝爾物理獎的獲得者崔琦先生，我的觀念才發生了轉變。那是個初春的雨天，天氣很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校園裡安詳寧靜，小松鼠上竄下跳地覓食嬉戲。
崔琦是沉靜的，毫無喜形於色的神情，甚至還有一點害羞，一再為已經生疏的中文抱歉。
我試圖進入他的人生經歷，他告訴我他出生在河南寶豐縣，乳名叫「驢娃兒」，直到10歲也沒有出過自己的村子，每天幫助父親做農活養豬放羊。
12歲的時候，他的姐姐介紹一個機會可以讓他到香港的教會學校去讀書。他的父親是一位不識字的農民，覺得家裡就那麼一個兒子，已經到了幫著干農活的時候，不願意放兒子走。但他的母親對兒子有更高的期待，堅持要把兒子送出去念書。
小崔琦捨不得離開家，母親就安慰他說，下次麥收的時候你就可以回來了。然後把家裡剩下的一點糧食給他做了幾個饃裝在小包袱里。這樣小崔琦就跟著親戚遠走他鄉，坐了一個星期的火車到了香港。
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沒有機會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他的父母就在上世紀50年代末的大饑荒中活活餓死了。
我問崔琦：「有沒有想過如果當年母親沒有堅持把你送出來讀書，今天的崔琦將會怎樣？」
我期待的回答是，知識改變命運等等。
但是他卻說：「其實我寧願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如果我還留在農村，留在父母身邊，家裡有一個兒子畢竟不一樣，也許他們不至於餓死吧。」
我聽了心靈受到巨大的震撼。諾貝爾獎也好，科學的成就也好，社會的承認也好，都不足以彌補他的失去和永遠的心痛。
而如果我做節目還停留在講述人們的所謂成功故事的話，我們也失去了對人性更深層的了解和體會，最終歸於淺薄。所以，是不是能夠讓一次訪談帶有更多人性的溫暖，就成為我和團隊有意識的追求。
來源：演講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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